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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读到这篇文章时，也才恍然发觉，我写了两本作家访问记《她们的世界》、《握笔的人》，一共访问了近三十位作家，竟然也没有母亲，而这两本书还是母亲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为什么我没想到访问母亲，我不明白。但肯定的是，她一点也不在乎。
七十年代中期，台湾的著作权人协会成立，当时有两大目标，一是修改一九二八年制定的已不合时宜的著作权法；二是阻止出版品的翻版、盗印。这个组织刚成立时，很需要有图书出版、音乐、唱片、绘画各行业的人物出来登高一呼，时任著作权人协会总干事符兆祥就去找林海音，林海音认为这件事早就该做了，所以一口答应，还热心地把其他出版同业像《读者文摘》的林太乙女士、《国语日报》等拉了进来，其他人看到林海音这样地位的人都出来了，也就跟着来支持了。符兆祥说：“当时这件事与林先生的事业利害关系并不大，但她不但出力出钱，还在会上踊跃发言，她说的话也很有分量。像林先生这样有社会地位的人，往往爱惜羽毛，独善其身，不敢支持一个新的组织，但林先生不怕。今天台湾的著作人能得到著作权的保障，出版界没有盗版的困扰，跟林海音先生最早投入所打下的基础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她的热心奉献，我们的著作权推动会晚好几年。”
在七十年代盗印最猖獗时，林海音还亲自到板桥工厂抓盗印。新闻学者郑贞铭教授说：“林海音女士的耕耘是社会一种安定、稳定的看不见力量。”
正如诗人余光中说的，林海音不只是长青树，也是长青林，“我们今天就处在她多年来种的树，植的林的林荫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