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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是一篇没有任何数学的文章，多个假设与不同系数翻来覆去地纯用文字表达。巴赛尔读得开心，叫绝，说摆明要用数学证明的我纯用文字全部证了出来，他和另一位数学经济同事找不到错处。这篇文章结语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面对竞争，一个人的行为要看竞争者的行为而定。市价的决定是竞争的结果，也是重要的。但这不是唯一的结果。如果减价可以帮助约束行为，所有合约的参与者可能获益。这篇文章示范着的，是约束行为的行为可以有效而又方便地以减价促成。」
在同一结语中，我举出其它例子，其中最清楚的是香港置地的经理人一九六八年在法庭上的陈辞。置地是当时香港最大及一般人认为是管理得最好的房地产公司。经理人说，公司是刻意地把写字楼的租金调低，约低于市价百分之十，目的是要有一个「健康的排队」（他称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租客排队等位，他们可选租客，而租客见有人等位，交租会较为准时，也会较为遵守租约指定的规则。
后来朋友告诉我，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wage theory）来自优座票价偏低一文，尤其是香港置地的例子。把「出售」改为「购买」，这新理论是说，雇主刻意地把工资提升，高于他们可以聘请之价，是赶驴子的故事：前有红萝卜，后有棍子。工资提升，员工较为卖力，是红萝卜，而有人排队等职位，则是棍子了。这理论的漏洞多得离奇：红萝卜与棍子分不开；市场所有雇主皆用此法，何来棍子了？所有工资皆红萝卜，要怎样算才对呢？
效率工资的一个主要用场，是解释失业：工资不易向下调整，所以失业较多。二○○○年的春天，一位诺奖得主到港大讲话，讲效率工资与失业的关系。我在场作主持，他讲后我抢先提问：「你的失业理论是基于时间工资合约的，但中国的工厂一般用件工合约，而奖金制也普及，纯时间工资的不多见，你的理论怎样了？」他无从回应。多知世事就占了先机！
从来不否认较高的薪酬会有较佳的工作表现。曾经打趣地说过，如果有刊物出稿酬一百大元一个字，我的文章可以写得像苏东坡！老人家也真倒霉，虽然没有谁会贬低老人家的本领，但也没有谁会那样傻，出百元一字考一下老人家。问题是从海外回归的经济学后起之秀，竟然以不成气候的效率工资理论来考一下神州大地的劳苦大众！
是的，这几年，无论是支持人民币升值，或提升最低工资，或推出新劳动合同法，或大谈经济转型，等等的言论，我都看到效率工资理论的影子，看到座位票价，看到香港置地。回归新秀加进去的发明，是红萝卜与棍子再不是由私营企业的老板决定，而是由政府强制。这算是什么学问了？
座位票价影响了老人家，老人家例举香港置地，香港置地影响了效率工资，效率工资影响了回归新秀，回归新秀影响了北京政策，北京政策把工人赶回乡去耕田。是幻想吗？还是神州大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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