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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清早，我和高洪去了一家租车公司租用了一辆丰田轿车，我带了手提电脑，还帮他捧着水壶一样的大哥大。他看上去确实像个老板，而我本来就是个秘书。我们先去了高家载上高洪的妈妈和姐姐，让她们去Y市的旅游景点玩。高洪说，这事要是不成功的话，也不枉开了五小时的车跑那么远，算是拉了家人去旅游，心里有个安慰。
L镇的J副镇长带着他的助手接待了我们。一见面，高洪向众人派了名片。我跟在他旁边，和他们一起吃午饭，听他们谈论那些设备的情况，拿出笔记本记了一些其实不用记的东西，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那家化工企业。那些设备是庞然大物，我们在上面爬来爬去地度量了很久，记下了一些数据，然后告诉J镇长说：“我们会传个具体的报价给你们。”J镇长看着我们，态度很诚恳地说：“我们还有个糖厂，也不行了，帮我去看看那里的设备，看有没有人肯投资。”高洪点点头，一行人去了那家糖厂，我和高洪又像模像样地度量了一番，索要了一份设备清单。头顶微秃的J镇长诚心诚意地谢了我们，很真诚地和我们握手告别。
我的手心一直在冒汗。高洪和我，怎么看都是稚嫩青年，J镇长真的相信我们卖得掉那些庞然大物吗？他是不是看出什么来了？他是不是在稳住我们？直至我和高洪上了我们租来的轿车，打火离开L镇后，我心里仍然忐忑不安。在景点接回高洪的妈妈和姐姐，继续前行，路上看到警察查车，我想：“完了，捉诈骗分子来了。”高洪停车，镇定自若地把证件给警察看了，警察挥手让我们离开，我才吁了口气。
三个多月后，我已经对高洪那六千元租金死心了。有一天，他却将一个鼓鼓的信封放在了我的面前。他不再做零配件的生意，和我们公司没有了业务联系。几年之后接到他一个电话说在广州做珠宝生意，后来再不曾有过他的消息。
我经常把这件事情当故事讲给别人听，此后，我也开始在生活中寻找商机，却始终不曾有如他这般倒卖庞然大物之气魄，看来，确实是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的。
隔着烛光看他，他比白天更加英俊。在这个流淌着钢琴声的西餐厅里，我们面对面地烛光晚餐，但我们不是一对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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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SALES
隔着烛光看他，他比白天更加英俊。在这个流淌着钢琴声的西餐厅里，我们面对面地烛光晚餐，但我们不是一对恋人。我还不能确定他是我的什么人，准确一点说，他将来可能是我所在公司的设备供应商的工作人员，但现在还不是。因为，我们公司会在四个待选的设备供应商里挑出一个最为质优价廉的。陆阳属于D公司，是D公司的销售人员。
本来，我是不应该答应他的邀请的，但是，当他出现在办公室门口，伸出右手臂，用“嗨，希特勒”的姿势和我打招呼的时候，这个大男孩的阳光触动了我。我在会客室接受他递交的材料，也接受了他晚餐的邀请。
餐厅服务员在我面前摆了各式刀叉调羹，然后站在我们旁边。晚餐有点拘谨，这个西餐厅太正式了，我总觉得站在我旁边的服务员在等着看我的洋相。所以，等上菜的时候，我把那个服务员叫了过来，微笑着对她说：“你站到那边去，站远一点。我怕我切牛排时刀子不小心脱手了。”服务员惶惑着走开了，她好像没听懂我的话，陆阳笑起来说：“你真有趣。”
饭后，陆阳提议去游乐场玩，他的这个提议颇出人意外，他以为我是孩子吗？但是，我对于别人出钱的安排从来不会表示异议，我充分地享受了他为我安排的节目。我在游乐场的电子游戏机前玩够了模拟滑雪，还在投币游艺机上赢了几个毛茸茸的玩具。在我准备回家的时候，陆阳终于说出了他的真正目的：“二二啊，你要是有了其他几家供应商的报价，说给我听，好吗？”
我点了点头。想到他只是为了探得人家的价格而请我吃饭，这让我有点伤感。在后来的几天里，我整理了ABC三家公司的报价单，打算复印给他。后来我犹豫了，觉得这样子为他冒险、为他丧失多年来的职业道德有悖于我的原则，而且，他还不是我的什么人，只是长得帅一点而已，我有必要为他牺牲这么多么？于是，我只是打了个电话给他，约略讲了一下ABCD四家公司的差异，这是在职业道德允许范围之内的。我知道他想知道得更多更细，这样，可以在每一项细目上精打细算来取得竞争优势。陆阳在电话里暗示我，我当做听不懂。
下班了，我在我独居的房子里煮面条，门铃响了，陆阳微笑着站在门口。“可以来吃一口饭不？”他笑得真好看，我鬼使神差地开了门，请他吃我煮的面条，然后坐在客厅里聊天。突然他揉着眼睛道：“我眼里进了灰，你帮我吹一下好么？”我怔了一下，我还是帮他吹灰了，准确地说，我用舌头舔了他的眼睛。这个过程让我耳红心跳，紧张得撞掉了他放在沙发上的公文包，里面的文件散落出来。在我蹲下来收拾文件的时候，烛光晚餐后的那种伤感又袭上心头。
后来，我很客气地送走了他，站在阳台上看他在街的拐角处消失，我心里有种淡淡的失落。
上班车上，同事们昏昏欲睡。七座的丰田小霸王，共三排座位，连司机在内同车共六人。司机按照固定的路线，在不同的地点把他们接上车。
一车子沉默
上班车上，同事们昏昏欲睡。七座的丰田小霸王，共三排座位，连司机在内同车共六人。司机按照固定的路线，在不同的地点把他们接上车。
如果这车上的位置由我来安排的话，我觉得第一个上车的人应该坐到第三排最里面的位置去，第二个上车的人就坐在他旁边，依次类推。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知晓这个道理，为后面上车的人提供方便，也可以节省车子的停顿时间。
第一个上车的人叫做邦叔，他是总务部的部长。三年前，启用丰田小霸王接送人以后，邦叔第一时间占据了驾驶座后面的位置，我称之为第二排第一座。听司机说，这个位置是给车上最重要的人坐的。因为假如撞车，司机总是会本能地避开自己所在的位置，所以，驾座后面的位置是最安全的。所以，邦叔一上车就安心地睡觉，直到车子到达公司。
第二个上车的人叫阿明，他是品质部的经理。他第一次上车坐在第三排第一座，后来就一直坐在那个位置。我曾经暗示他可以坐在邦叔的旁边，但是他仍然坚持一个人先占据一排位置——在别的同事还没有上车之前。由此看来，人和人是不愿意靠得太近的，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他们更愿意独自一个人坐。说人是一种群居动物，那是非常错误的。
第三个上车的是我。我在车上的位置是固定的。我总是坐在车头位置。三年以来，我一成不变地坐在这个位置。按照驾驶座后面邦叔的位置最安全的说法，万一出车祸，我这个位置首当其冲，是这部车上最危险的地方。我曾经试着坐在邦叔的旁边，但是，我和沉睡的邦叔挨得太近，我也会打瞌睡。我们身体上的每个关节都在做着礼貌的防备，以免不小心碰到彼此。我坐在那儿，连呼吸也觉得别扭，只好冒着生命危险依旧坐回车头来。
第四个上车的叫阿妹，是工程部的经理。她坐在阿明的旁边。有一次，阿明因为某事而迟于阿妹上车，他开了车门，等阿妹下车，然后他坐回他原来的位置，阿妹再上车。车子开动，车上的格局还和之前的每个清晨一模一样。
第五个上车的是阿妹的老乡阿莲，阿莲是阿妹的助手。她本来是不够级别坐在这辆车子上的，但是因为阿妹“罩”着阿莲，何况车上有位置空着，我们也就默认了她的存在。她在车上是有点尴尬的，因为尴尬，起初，她总是竭力想打破一点沉默来表现她的自然。她总是把声音压得低低地和阿妹说话，她们用客家话交谈，除了她们俩，我们都听不懂。
终于有一天，沉默的邦叔开了口：“你们俩不要用家乡话交谈好不好？我们都听不懂，这很不礼貌。”于是，阿妹和阿莲改用了普通话交谈，并且努力口齿清晰，但是，她们交谈的次数日渐减少，最后趋于沉默。
一车子沉默早出晚归。我几乎不曾扭过头去看身后的他们。大家沉默的样子是多么相似啊，说“沉默”似乎有点深刻，浅显一点说，大家都是在打瞌睡。我知道他们打瞌睡的时候，还得顾住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囿于自己的座位之内，不要碰到别人的身体。
我用最不经意的最不为人察觉的方式扫视了一遍同桌子吃饭的人，我发现，最英俊、最有气质的是我的老总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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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聚会
我用最不经意的最不为人察觉的方式扫视了一遍同桌子吃饭的人，我发现，最英俊最有气质的是我的老总伦先生。当然，我也发现这桌子上其他老总的秘书也在做着和我同样的动作，我还相信她们得出的结论和我一样。
我们共同的结论让我颇为自豪。这个聚会不同于和客户谈生意，也不同于和官方人物周旋，这只是个集团内部的联谊活动，每个月举办一次，地点就是在集团文娱中心的多功能厅。
我第一次接到这种聚会通知的时候颇为诧异，以为是什么鸿门宴，于是我想为我的老总伦先生搜集点资料。我动用了我在集团内的关系，打听到，举办这样的联谊活动是董事长的意思。他认为，偌大的集团里面，每个经理和经理之间都不是很熟，都不太了解。他觉得定期把分散在各处的公司经理集中在一起吃餐饭是加强了解、增进感情的最好方法。他还特别说明，老总必须带秘书前往。
第一次参加聚会的时候，伦先生和我都有点紧张。我特意问了伦先生，他是穿便服还是西装，他沉吟了一下，说穿便服。我站在我的衣柜前，绞尽脑汁才搭配了一套我认为恰到好处的休闲服。在途中，伦先生不经意地问我：“你说，他们会聊些什么呢？”
其实，他们什么也没有聊。第一次聚会采用的是中餐大圆桌的形式，大家就着汤汤水水吃饱喝足后各自走了。我发现他们谈了一些天气和旅游地之外，再无涉及其他的话题。而我们做秘书的，彼此打量着穿着，脸上总是保持着微笑，间隔坐在各位老总中间，在旅游谈话的间隙中谈及一下彼此的家乡。第二次聚会，就开始采用自助餐形式了，环境优雅，灯光柔和，还可以即兴卡拉OK一番，人与人可以自由组合交谈。这应该是董事长的初衷，让大家来增进感情培养友谊，最终达至亲如兄弟姐妹。
大家都K了歌，有一个声线酷似张学友的老总，唱了不下十首。每次聚会似乎都是听他唱歌，而其他的老总和秘书们，各自坐在点着蜡烛的小圆桌旁，吃掉一点东西，看准时间离开。我是个喜欢说话的人，但是，在这个以交谈为目的而举办的聚会中，我的脑子里闪过千百个话题，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对话的人，包括我的老总。有一次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