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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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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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的)被曲解为“右派是真理”(在英语中,right有真理和右两种解释)。批判他公然站在右派立场,反动透顶。竟连川大引以骄傲的数学教授柯召、生物学教授方文培也被说成是“不学无术”的白专典型……

  既然老师不行,学生们便试图取而代之。中文系二年级同学要自编《中国文学史》;我班同学要研究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刚发表的一篇美学论文,奋战一周,直译稿都拿不出来,还谈什么研究?与深入教改同时,一场“交真心,拔白旗”的群众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教学楼的墙上贴着醒目的标语:“对党要说十分话,为国全抛一片心”。要求每个同学深挖自己内心深处的阴暗面,以增强原罪感。既然不是出生于工人或贫下中农的家庭,生下来就有罪。每天晚自习时间,人人情绪低沉,内心压抑,灯光也显得阴暗。于是,有人检查自己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自幼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寄生虫生活,养成了不劳而获的思想;有的检查亲属被*,因而对党不满,有仇视新社会的情绪;有的曾参加三青团,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考大学是为了成名成家,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我身为右派,忝居末座,无资格参与检查,也如坐针毡,感到凡属知识分子,无论年轻年老,均在劫难逃。由家庭出身带来的原罪,无论怎样冲洗、浸泡、冰冻、焚烧,也弄不干净,即使未划为右派,也读不成书。大学本来是青春的圣殿,是增进知识、培育友谊与爱情的地方,如今却变成一个乱哄哄的军营,只能蹉跎岁月,这就更增强了我离校出走的决心。

  一个初春的傍晚,从银川回成都的女孩何顿川约我在火车站见面,我向班长请了假,赶到荷花池旅馆。她比我小8岁,是1953年我在江津采访时相识的,这时她似乎瘦了些,年纪轻轻却有些忧郁,说自己对银川干燥的气候不太适应。我们吃了点面食,便在苍茫的暮色中踱步,我隐隐约约地叙述了自己所处的逆境,对前程的困惑,她也未深问,仿佛一切都在意想之中。她说:“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逆境对自己对友情都是一种考验,你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都信任你,忠实于友谊,我希望你也能这样。”但我无法坦诚地说出离校出国的打算,她对此无法理解,一定不赞成,设法说服和阻拦我,这对我会十分危险。我只能吞吞吐吐地告诉她,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不要感到意外,她连连点头。我不敢直视她那双明眸,她却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她的手很烫很烫,温热着我身上的寒气。

  在焦灼的等待中,总算盼到了暑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学校却突然宣布取消暑假,全校学生要去金堂修建成钢公路,决定8月2日起程。我不能再等待一年,只有孤注一掷,趁机逃亡。

  4铁路不通改水路

  1958年8月1日下午5时许,我一个人挎着书包,悄悄走出川大后门,沿着熟悉的小巷走向九眼桥,恰好有一辆公交车停在那里。车上并不拥挤,也无一个熟人,确信无人跟踪,便搭车直抵火车站,开始了我的逃亡之旅。

  7月31日夜间大雨滂沱,8月1日上午仍下着零星小雨,傍晚日出西天,晚霞灿烂,我精确计算着时间,在列车出发前5分钟赶到车站。取出行囊,正要登车,出现意外:宝成路因暴雨塌方,特快停开!我一阵晕眩.怎么办?转回学校吗?不!好马不吃回头草,那意味着准备近一年的行动付之东流。我当机立断,改北上为东下。一小时后正好有辆重庆的特快,可由重庆去武汉,再从武汉抵北京,不走陆路走水路,条条道路通罗马。但不宜在车站久留,恐生意外,便到附近田间小路上徘徊,直到夜幕降临,列车即将开动,我才匆匆走上最后一节车厢。

  我感觉周身疲惫,头脑清醒,这是我以生命为赌注的一次冒险,意识到旅程艰辛,前景险恶:校方发现我出走,便会与公安部门联系,来不及跟踪,就会在路上堵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通讯手段还很落后,在车站人头攒动的洪流中,要找到一个素不相识的逃亡者绝非易事。我几乎一夜未睡稳,在朦胧中听到石桥、资阳、内江、隆昌、江津等站名。我对成渝线很熟,当记者时曾多次沿线采访,但从未像今夜那样烦躁惊恐,坐立不安,旅客们早已入睡,我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晨曦中,列车到九龙坡车站,我随人流走进山城。这时,川大开赴唐家寺工地的队伍尚未出发吧!

  几十年后的一次校友聚会上,谈到此时的情景,同学们的警觉性较差,到开早餐时,才发现我不在,有人说我通夜未归。这时大队人马即将起程,这使中文系班级负责人大为震惊,忙向系总支汇报,又匆匆报告保卫科,立即派人搜寻两座教学楼一切可能藏匿的角落,又询问我在川报的好友和可能的去处,并向省公安厅报案,一时猜测纷纷,莫知所措。

  5旅途阴影笼罩

  第一次到重庆,无暇游览市区,欣赏山城景色。搭车到两路口,只买到一张到宜昌的短程客轮等外票,然后才进早餐,到解放碑、文化宫消磨时间,全然没有当记者时的从容和雅兴,逃亡者的不安紧紧地揪住了我。我本是国家的主人,为了解放西南,l949年参加解放军走过千山万水,冒着生命危险征粮剿匪,开辟新区,为建设新中国流过汗水,如今却不得不弃国而去,这是怎样难言的苦楚?当年的志士仁人告别乡土远渡重洋时,大概也是这样的心绪吧?普希金的一首小诗蓦然浮现脑际:“从未离过国门/却向往异邦/对自己的祖国则只有诅咒……”太阳偏西时,我才缓缓从朝天门码头横渡江北,当夜在甲板上露宿。

  翌日清晨,朝雾弥漫江面,轮船迟迟未开,我怀疑省公安厅是否与重庆码头联系在船上拘捕逃亡者,脑际不断闪过影片《羊城暗哨》中结尾的镜头,特工在开船前的一刹那被捉,一时心惊肉跳起来,见每位旅客的脸上都呈现不安,互相猜疑,不知出了什么事。我甚至想在此跳水,但转念一想这只是一种最坏的可能,判断未必无误,而且在江岸跳水也未必能溺死。正在思绪极度紧张时,船头响起了起锚的汽笛声,客轮徐徐启动了,原来是一场虚惊。

  一位来自湖北省红安县的中年采购员,拟到万县一带了解市场情况,主动与我攀谈起来。红安原名黄安,涌现过上百名将军,从贺(龙)老总创建洪湖根据地,说到刘(伯承)邓(小平)解放大西南。我说在解放西南的战役中自己曾是普通一兵,彼此更加默契,越谈越热乎。在他看来,我是个热情机智、和霭亲切的年轻人,萍水相逢,相见恨晚,何曾想到我会是一名逃亡者?船抵万县,握手话别,留下地址,嘱我有机会到红安,一定到他家作客。下船游览万家灯火的市区,还到影院看了一场巴基斯坦新片《叛逆》,暗想,我也正是被追捕的叛逆者呢!

  8月4日船过三峡,险峻陡峭的山峰,汹涌澎湃的江水,令人感到大自然的森严。在悬崖绝壁上,正在开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幅标语,每个字有好几丈高。后又很自然地想起李白的《朝发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伫立船头,心事重重,谁知哪年哪月能重游三峡?下午4时抵宜昌,天空落着蒙蒙细雨,第一件事是购买到武汉的船票,又是旅客拥挤,票已售完。忽然急中生智,计从心出:1956年离开川报时我没有退回记者证,当时只想留个纪念,如今却派上了用场。在售票窗口,我出示记者证,说有任务在身,要赶赴北京采访,顺利买到一张统舱船票,当夜在锅炉旁迷糊到天亮。8月6日天气放晴,江面开阔,一轮红曰冉冉升起,我触景生情,轻轻哼起了苏联影片《在和平的日子里》的插曲:

  东方升起金色的太阳,

  年轻的水手出发去远航,

  要问我们去向哪里?

  到那太阳升起的地方……

  我目光柔和,心绪平静,两位回河南探亲的干部与我年龄相近,很快找到共同的语言,谈起长江两岸的风景和大跃进的形势。船员看我们举止斯文,谈锋犀利,特邀我们作为旅客代表参加座谈会。与会者踊跃发言,齐声赞扬他们的跃进精神和服务态度,在交通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打破常规,为超载的旅客提供食宿和方便,实在值得学习,船员深为满意。

  8月7日凌晨抵武汉,我立即到江汉关东站购买直达北京的特快车票。

  离开车还有半天时间,我感觉车站是个不安全的场所,寄放了包裹,便搭车到江口中山公园游览。时值大暑,火城酷热,每个机关大门口都悬挂着“欢迎中央卫生检查团光临”的大幅标语,公园里树木扶疏,游人极少。1949年10月部队南下时,曾集体来此玩了一天,景象依旧,记得有一位侏儒(矮人),印象特别深,如今侏儒还在,只是面容苍老了些,他当然记不得我了。

  下午,特快列车风驰电掣般朝华北平原驶去,广阔的视野,亲切的乡音,使我这个离开北方多年的游子心情激动。坐在对面的是一位戴眼镜的某军事院校学员,面目黧黑,见多识广,与我天南海北地神聊。火车驶近黄河大桥时,车速减缓,他告诉我,我们通过的大概是临时架设的便桥,前些天黄河涨水,数万名工人抢险;周恩来总理冒着大雨讲话,鼓舞士气,话题转到国际形势。总理指出:随着我国批修加剧。中南关系再度恶化,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已启程回国,我国驻南大使伍修权仍留在那里静观事态发展。我的心不禁咯噔了一下,笼罩起一个不祥的阴影。

  6从大使馆到拘留所

  8月8日清晨,我到了北京。昨天,首都举行支持*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夜里落了一场小雨,街头到处是被雨水打湿或飘落到地面的标语。路上行人不多,我坐三轮车经过北大红楼,如今已是《红旗》杂志社。在小店早餐,理发,洗澡,待心情逐渐平静下来,这才乘车到东园恩寺南斯拉夫大使馆新闻处。门口未挂牌,有中国哨兵守卫,问我找谁,我说,找使馆秘书达克维奇。一位南籍工作人员接待了我,我把达克维奇的信交给他,上面说他们对我到贝尔格莱德留学深造的愿望表示理解和欢迎,并将尽可能予以协助。他仔细读信,沉思了一会儿,才缓缓回答:“达克维奇和波波维奇大使都已回国了,鉴于目前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您的打算和请求,我们无力相助。”

  “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吗?”我追问了一句。

  “对不起,真的很抱歉,目前,护照、交通等问题都难以解决,这是实情。”

  这时从院里出来一位中国雇员,也许是译员,想了解我的身份和谈话内容。那位中年南籍工作人员匆匆结束交谈:“就这样吧,再见!”

  我刚走出大门,就有一位便衣人员拍我的肩膀:“请你跟我走一趟。”不容我拒绝,把我领到派出所,看了我的记者证,询问了情况,又把我转送到东城区公安分局。

  这个过程前后不足一个小时,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准备经年的逃亡之旅毁于一旦,如做了一场噩梦。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所能做的努力都做了,事实是在那个年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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