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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早期的英国和其他欧洲大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以及8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地区，都是在经济飞速发展和国际贸易积累大量顺差的时候开始其货币国际化的。中国现在正处于类似的阶段，确实是将人民币推出国门的好时机。
但货币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及外汇市场和制度的改革通常与资本项目自由化同步推进。日本从1970年左右允许外资进入国内证券市场和国内资金投资国际证券市场，1973年开始汇率制度改革，到90年代才基本完成资本项目可兑换，其国内的金融改革直至本世纪初仍在进行。韩国1981年放开国内外证券投资，1990年开始汇率制度改革，2002年才完成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这表明，日本和韩国资本项目从开放到基本完成历时20余年。
全球失衡的“美元陷阱”
人民币正陷入一个“美元陷阱”。在人民币梦想崛起的时候，过去存在美国的储蓄正被一场阴谋强取豪夺。
北京大学的迈克尔佩蒂斯教授认为世界已被划分成两大经济阵营：一是拥有消费金融和高消费弹性体系的国家，如美国；二是高储蓄和高投资国家，如中国。西班牙、英国和澳大利亚是美国的迷你版，德国和日本则是当代中国的成熟版。
在两年前的那个世界，中国可以储蓄多过投资，并将多余的储蓄在美国消化掉，然而这样一个世界已经消失了。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在金融危机的早期，爱说笑的人曾调侃我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总算趋于公平而平衡了：他们卖给我们有毒的玩具和受污染的海产品，我们出售给他们欺诈性的债券。
在最近10年的头些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很大，并开始吸引大量境外资本的流入。如果中国像加拿大那样实行浮动汇率，人民币就会升值，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会得到减缓。然而，中国却选择固定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此不得不大量购买流入的美元。随着时间的流逝，贸易顺差继续增长，中国的外汇储备也跟着与日俱增。
在积累大量回报率低的资产背后隐藏着某种策略吗？大概没有！中国拥有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俨然已成了美国公债共和国……像当年英国建立起日不落帝国一样：都是无意间造成的。
然而似乎就在那一天，中国的领导人一觉醒来，发觉自己面临着一个难题。其资产的70％是以美元形式持有的。这就意味着，美元一旦贬值，中国将面临巨额资本流失。因此，周小川提议以国际货币基金会用来记账的特别提款权为基础创造一种新的储蓄货币。
克鲁格曼认为，周小川G20前夜的讲话本身实际上是对弱势的承认。实际上，周先生说，中国已把自己推入“美元陷阱”，而且它本身既不能自拔，也没有改变造成其陷入这个陷阱的原始政策。
美联储当前政策的实质就是印钞票。如果货币的供给是无限的，这种货币就没有价值。由于美元供应的急剧增加，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实际已经贬值。这正如股票价值，即便由于某种原因股票价格指数仍未下跌，由于股票供给量已经大量增加，股票持有者手中股票的价值实际上已经贬值。一旦美元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会遭受巨大资本损失。
中国之所以持有美元资产，是因为我们相信美元是可靠的价值贮藏。我们之所以购买美国债，是因为我们相信美国国债可以带来比国内投资更高的回报。但结果却是……用克鲁格曼的话来说……陷入了“美元陷阱”。
中国究竟是怎样跌入这个陷阱的呢？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最重要特征，是东亚国家官方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更引人注目的发展是中国的“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相应增加。
根据经济学家余永定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杜里、弗斯特兰道和嘉保提出的所谓“BW2理论”（布雷顿森林体系2理论）有力地解释了当时这个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的增长模式的形成。
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为了解决本国的失业问题，必须依靠出口市场，必须维持大量贸易顺差。为此，中国必须保证人民币对美元的稳定（盯住美元）。
在这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看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需要（其引理是中国对外国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依赖）使得以固定汇率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事实上得到恢复。BW2理论也因此得名。
在存在顺差的情况下，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不断干预外汇市场。其结果当然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
BW2是否可以持续呢？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中国有贸易顺差，美国有贸易逆差；中国出口商品，美国出口借据（或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中国积累债权，美国积累债务；中美双方互利互惠、各得其所。这三位经济学家断言，BW2至少可以再维持10年。
BW2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关键问题是，BW2是否真的像其提出者所断言的那样，至少在未来十年内还将继续下去？
2月10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借马来西亚央行高级研讨会之机，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储蓄率问题的看法，回应了美国财长保尔森卸任之前的“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全球金融危机主要原因”的攻击，这也是高层少有的对外界批评的正面回应。
过去的模式已经终结，周小川认为，解决储蓄失衡问题，需要综合药方。尽管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但当下并非美国提升储蓄率的最佳时机，还需同时平衡刺激消费和恢复经济增长。
周小川坦言，合理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兴市场的储蓄流向发达经济体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后者寻求增加储蓄的愿望。
“当一些国家储蓄增加时，如表现为美元外汇储备，就不可避免地使资金流向美国。虽然美国为克服金融危机短期内仍需资金继续流入，但长期看，美国要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希望资金都流向本国。”看到了全球失衡，看到了“美元陷阱”，但我们还是绕不开，周小川的话带着无奈。
谁让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结算大部分都集中于美元，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一天统治世界货币，中国就难以从“美元陷阱”中爬出来。
信贷埋下的又一个地雷
如果说2008年的宏观调控失误情有可原，2009年上半年7万多亿元的信贷投放引致的下一轮重复建设、经济过热等问题很多人都预见了，但都无能为力。市场预计2009年全年放贷将超过10万亿元。
央行副行长易纲发表文章力排众议：总体而言，金融危机情况下的货币信贷较快增长利大于弊。
有利的方面，一是基本打掉了通货紧缩预期。二是有利于稳定资产市场，近期股指涨幅较大，房地产市场上房价、交易量、交易额也出现回稳迹象。三是加速了企业存货周期的调整。如果企业尽快结束去库存化行为，使存货进入正常状态，将有利于恢复生产，促进经济周期的调整。四是增强了公众对于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信心。
但市场人士认为，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在产能严重过剩时期进行宏观调控的经验，甚至和1998年相比，目前的产能过剩程度、外需格局都与十年前有着很大的差别。
当前的经济刺激方案实际上是原有增长模式的延续和放大，在产出分配失衡衍生出的过剩经济时代，政府及特定主体（优先获得信贷、受益于货币增发的主体）信用规模的扩张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拉动总需求，却无法形成良好的收入…消费循环，即经济扩张带来的产出分配会进一步趋于集中。
当前宏观调控措施对经济健康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在于投资效率下降、需求结构异化、劳动力相对价格下滑，甚至可能意味着经济增长对财政货币的惯性依赖。
央行显然也注意到信贷快速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的贷款”。但这一切在“大干快上”的瓜分信贷的盛宴中，能起多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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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中国应该再进步一些
要想知道中国离世界中心的距离还有多远，看一看世界对我们有多关注就知道了。有一段时期，我们以为自己位居世界的中心，所以叫中国；有一段时期，我们又妄自菲薄，否定自己的一切，要全盘西化。
如今似乎到了一个中国人可以自信的时候，毕竟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的国力逐渐强盛，更多的人开始倾听中国的声音。
但事实让人有点懊丧，西方主流人士并没有把中国放在核心的位置。2009年5月10至13日，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说：“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加州那么大，想要带领世界复苏简直是白日做梦。”
这位中国人心目中无比崇高的、曾经准确预言亚洲金融危机的保罗，对中国的陌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保罗说：我对中国的产业并不了解。作为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面对一个自认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被轻视其实是中国在世界舞台还没有自己想象中重要。对于这一点，奥巴马何尝不是一直给中国上课？美国和欧洲甚至日本才是他关注的重点。
在中国期间，克鲁格曼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这确实和《迷失东京》里的感觉一样。我希望当中国再进步一些，它能改变一下观念，究竟一个演讲再加讨论应该持续多长的时间。小时的演讲和讨论，每天两次，还有与无数商界人士和官员们的会面，有些折磨人了。是的，正如一些评论者注意到的，海报上确实写着‘伟大的预言家克鲁格曼中国行’。很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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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的脚步难以跟上中国速度
深色黑西装的后摆已经压得皱巴巴，衣领上的头皮屑如雪花般点缀，这位第一次来到中国的美国人克鲁格曼，有些累了。
5月13日大清早，预言亚洲金融危机的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先生又开始他在中国的第三站广州的行程。他的脚步还是那么飞快，只是坐到沙发上就开始打盹。
短短三天的中国之行，让这位有着伟大头颅的美国自由主义者难以适应：中国的节奏之快，以及对于中国实质上的陌生与距离，让这位国人心目中文笔最优美的经济学家与中国的主流学者、业内人士发生了理念冲突。
保罗格曼克鲁格曼可能有些感冒了，在这个视甲型流感为大敌的季节，这位国人心目中的伟大预言家身体不适让洗耳恭听的记者们为他的健康担心。5月13日清早，面对一大堆记者的“长枪短炮”，克鲁格曼坐在沙发上微微眯眼。
事实证明大家的担忧多虑了。克鲁格曼只是有些累了。从5月11日踏上中国的土地，他没有多少休息的时间。从北京、上海再到广州，他的中国“巡回演讲”比当红的歌星还积极。
“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了”，这位脚步比一般人快的老头子在中国只呆了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