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将它们分割成好驾驭的单个问题，这是一种有用的实践，当然缺陷也不少。当与一个轮廓并非清楚的体系打交道，特别是当该体系错综复杂时，不能只看到局部，不能仅从某一个方位观察，也不能为其增加点什么就下结论说它是这样的或是那样的，应该将所有因素考虑进去，全方位地进行分析。对一个复杂的轮廓不清楚的体系，应该将它彻底打碎，然后逐个进行分析研究，特别要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这样才能认清整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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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信息套利（6）
这正是我所认识的全球主义者学校在国际关系中的精华。但是要建一所全球主义者学校，我们需要更多的学员、教授、外交官、新闻记者、间谍和社会科学家，而后将他们训练成出色的全球主义者。
“我们需要汇集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将整个体系进行一次严肃的专业性的彻底审查，”盖尔·曼说，“必须进行彻底审查，因为你对每一部分或它们的内在联系从未了解清楚。你认为多数新闻记者会弄明白，但他们不行。很不幸，在我们社会上很多部门里，包括研究院和多数官僚机构里的人，他们在某些领域（非常狭隘的）如贸易、技术、文化方面的研究颇有造诣，一旦涉及大的领域，他们的言论就降至在鸡尾酒会上谈论的水平，这真是不可思议。我们不仅要有从事研究的专家，还要有专门对不同部门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它们之间的矛盾进行研究的人，然后对事情的整体进行彻底审查。那些我们曾认为在鸡尾酒会上的人——是这个真实故事的关键部分。”
那么，还是回到我的鸡尾酒会上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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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凌志汽车”和“橄榄树”（1）
思维的灵感：“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象征
一旦承认全球化是代替冷战体系的国际体系，你就有了用来解释当今世界事务的可能钥匙了吗？事实并非如此。全球化一切都是新鲜的。如果世界仅仅是由微芯片和市场构成的，那么你就几乎可以用全球化解释宇宙万物了。但是，世界不仅仅是由微芯片和市场组成，还有男人和女人，他们有稀奇古怪的习惯、传统、要求和各种各样的渴望。于是只能将今天的世界解释成像万维网一样崭新的先进技术与像约旦河旁古老的、扭曲的、粗糙的“橄榄树”之间的内在的联系。我首次有此种联想是1992年5月在日本乘坐高速列车，我一边吃着盒式寿司晚餐，一边以每小时180英里的速度高速前进。
在东京，我接受一项采访任务，就是到东京南部的丰田城外边访问豪华“凌志汽车”制造厂。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旅行。当时该厂每天生产300辆高档凌志车、有66位操作人员、310台机器人。据我所见，操作员仅是负责保证质量，只有少数几个人负责拧螺钉或组装部件。机器人负担了全部工作，甚至驾驶着拉材料的小卡车满楼道里跑，遇到通道上有人就发出“嘟嘟嘟”声让你走开。我着迷似地观看机器人为每辆凌志车前方挡风玻璃贴橡皮密封条，机器人手臂仔细地将溶化的橡胶涂在前面方形的窗口周围。特别让我感兴趣的是，当完成此项工作后，它的手指上经常留着一丁点儿橡胶，就如我们往牙刷上挤牙膏时，牙膏管口留下一点牙膏一样。这时，机器人的手指尖在碰到一根细得几乎看不见的金属线时就会停下，该线将残留在手指尖那点滚烫的黑色橡胶刮下来——一切做得那么干净利落。我瞪着双眼看着这一过程，脑海里浮想联翩，不知工程师是如何策划、设计并在技术上让机器人手臂完成指定工作的，然后再准确地移到那根头发细的金属线旁，把最后一滴热橡胶清理干净，做完这些后再准备到另一辆车窗上工作。在凌志厂的参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参观完工厂，返回丰田汽车城，再乘坐子弹形高速列车回东京。子弹形列车是象形名字，因为其外形和速度都和子弹一样。我一边品尝着在日本任何火车站都可以买到的盒式寿司晚餐，一边浏览着当天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该报第三版右上角的一条新闻吸引了我，它是美国国务院每天新闻发布会的消息，国务院发言人玛格丽特·塔特怀勒就1948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难民返回以色列权利问题作了一通可能引起争论的解释，我对其细节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无论如何，她所作的解释，明显有煽动阿以双方对立，导致中东地区骚乱的情绪，该新闻正是报道这件事。
我在日本坐着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火车，一边以每小时180英里的速度前进，一边读着世界上最古老角落的故事，脑海里不时地翻滚着这些日本人，他们制造出了我正乘坐的高速列车，我刚参观过的凌志工厂正用机器人制造着世界上最豪华的汽车。我思路回转，目光又停留到《国际先驱论坛》第三版，那些与我在贝鲁特和耶路撒冷共同生活那么多年并对他们知之甚多的人民，为拥有那些“橄榄树”而争战不息。我突然发现，“凌志汽车”和“橄榄树”实际上就是冷战后时代最好的象征：半个世界在冷战后专心致志地制造豪华汽车，为了在全球化体系中繁荣他们的经济，一心一意地搞着现代化、效率化和私有化；而另外半个世界——有时是同一国家的一半，有时是同一人的一半，仍为最终由谁占有那些“橄榄树”而战斗不止。
“橄榄树”：在我们心里扎根
“橄榄树”是重要的，它在这个世界上是所有东西的化身，在我们心里扎根，在我们心里抛锚，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将我们安顿在一处——而不管是不是同一家族、同一团体、同一部落、同一民族、同一宗教、或我们多数人所说的同一家庭。“橄榄树”给我们家庭带来温暖，给个人带来欢乐，使人际交往更亲昵，私人关系更和谐，同时也使其他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对周围感到安全。我们经常为“橄榄树”进行激烈的战斗，因为当它处于鼎盛兴旺时，我们对“橄榄树”着迷，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赖以生存的就如食品一样重要的地盘和团体。的确，即使民族国家虚弱不堪之时，她也绝对不会消失的理由就是有“橄榄树”——用以表达我们究竟属于谁——语言上、地理上和历史上。作为一个普通人，你不能单独一个人生存，作为一个富有者，你可以孤零零地生活；处处讲究的人可以单独生活，而普通的人就不行，因为你毕竟是人类整体的一部分并扎根其中，是“橄榄树”丛的一根小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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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凌志汽车”和“橄榄树”（2）
这个道理曾被拉比·哈罗德·库什纳在他写的《谁需要上帝》一书中作了精辟的阐述。其章节摘要如下：
哥伦比亚作家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出色的小说《百年孤独》中写道，有个村的老百姓被一种奇怪的人相互传染的健忘症折磨着。这种病最早发生在村中年长者身上，很快就传染给了村中其他人。染上这种疾病的人，平时连最熟悉的日常用品的名字都忘得一干二净，一位没有被感染上的年轻人为了减少损失，给所有的物品贴上标签，“这是桌子”，“这是窗户”，“这是奶牛，每天早晨必须挤奶。”在城市入口处的主要大道上，他树了两个大路标，其一是“我们的村庄叫马坎多，”较大的一个是“上帝在此”。
从这个故事我得到的启发是，我们也许完全愿意将我们平时学会的所有事情通通忘掉——数学、历史、化学公式及我们结婚后第一个居住的房子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忘得一干二净对我们一点损失也没有。但如果忘记我们属于谁，忘了上帝，那么我们之中某些深刻的人性也将丧失殆尽。
但是当“橄榄树”成为我们不可缺少的东西，人人都系在这棵树上时，当我们对“橄榄树”的崇拜过了头时，我们对“橄榄树”的着迷就会指导我们向前，万众一心，入伙结盟，排除外敌；当对“橄榄树”的着迷发了狂时，最坏的情况就会出现德国的纳粹、日本奥姆真理教狂热信徒的行为，导致种族的灭绝。
塞尔维亚人与穆斯林人，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之间的冲突，就是为了谁拥有这些“橄榄树”而变得如此残忍，因为他们之间的争斗是关于这儿是谁的家，谁先在这个地方住下而谁不是的问题。他们的基本逻辑是：我必须控制这棵“橄榄树”，如果被其他人控制了，不仅我在经济、政治上要受制于他，简直就是家破国亡，成为流浪汉，到那时我绝对不可能在此地安静地生活。没有什么事比剥夺他的身份和使他失去家庭更让人生气的了，他们将为此而拼命，为此而献身，为此纵情讴歌，用诗歌赞美，用文学记载，因为没有了家和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生活就会无趣无聊，无根无底。一辈子站在别人屋檐下还不如死了好受。
“凌志汽车”代表什么
那么，“凌志汽车”代表什么呢？它代表一种基本平等，成年人的那种驱动力——为了生计、改革、繁荣和现代化而奋斗，就如为了当今全球化体系而努力一样。“凌志汽车”代表着今天我们赖以获得高生活水准的所有正在形成的全球市场、金融机构、计算机技术。诚然，对数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来说，他们为寻求改善物资条件，还需要到井边挑水，赤脚跟在牛后耕地或光脚上山打柴再用头顶着木柴走5英里回家，这些人当务之急是如何生存，而非生活得好。对数亿发达国家的人民来说，他们为了寻求更好、更现代化的生活条件，不断增加对耐克鞋的要求，到连锁店购物或使用更新的网络技术。对代表全球化体系特征的新市场和新技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新东西产生很高的不平等利润，但这并改变不了它们都是当今世界上最明显的经济工具、每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这一基本事实。
“凌志汽车”与“橄榄树”，虽然是现代意识与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的记录——的确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古老的故事之一，即该隐为何杀死亚伯的事。希伯莱人圣经的《创世纪》说：“该隐对他的弟弟亚伯说，当他们一起来到野外，该隐向亚伯发起攻击并杀害了他。后来圣主问该隐：‘你弟弟亚伯在那里？’该隐说，‘我不知道，我是我兄弟的看护人吗？’圣主说，‘你干了些什么？你弟弟鲜血的声音正从地下向我呼喊。’”
如果你仔细读了这一段，你就会注意到，希伯莱人的圣经里绝对没有告诉我们该隐对他弟弟亚伯说的是什么，而是“该隐对他弟弟亚伯说”，然后句子就断了，我们没有参加谈话，他们之间谈论了什么，以至于该隐如此愤怒，一定要杀了他兄弟亚伯？我的神学老师拉比·蒂茨韦·马克斯告诉我，博大精深的犹太法学《创世纪》就该隐说了些什么有三种解释，该书是《圣经》关于犹太法学的主要评论之一。一种说法是兄弟俩因为一个女人发生了争夺——即夏娃，毕竟，当时地球上只有一个女人，就是他们的母亲，他们争辩哪个与她结婚，谁与她生小孩。另一种解释推论说，该隐与亚伯基本上平分了世界，该隐分得所有的土地——正如《圣经》所说，“该隐成了一位农夫”——亚伯得到所有可以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