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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世故”越是深厚的人，成就也就越大。反之，则不易成功。试想，一个只知道自己做事，不顾他人的人怎么能得到升职机会。就算做了上级而不懂得与下面的同事处理好关系，这也是个不会长久上级。人与人太复杂了，会让我们感到处在人丛如入狼境，不过，懂得人情世故的人是不太会栽倒的。
清代有名的政治家曾国藩就经历了不懂人情世故到精通人情世故的过程。
曾国藩刚当官的时候，是一个刚强、勇猛的斗士，处处表现一种不畏弓虽。暴，英勇无畏的大丈夫气慨。为了大清江山，为了自己拜相入阁，而敢于与各种势力搏斗。他尊奉孔孟之道，一心一意用儒家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把“以天下为已任”“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当作入世拯世的指南。有一个故事表明了他早年为官的这种指导思想。
一次，绿营兵在长沙火宫殿寻衅闹事，曾国藩带领的湘勇打了起来，很明显，是绿营兵有意挑起事端。曾国藩闻之大怒，欲整治绿营兵，属下劝曾国藩忍下这口气，曾国藩不听，想借此整顿这股歪风。
绿营是归鲍起豹提督管制，曾国藩只是个帮办团练大臣，无权指挥绿营。绿营纪律松驰，战斗力不强，平时练兵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绿营的行径，曾国藩早就看不惯了，刚好发生了 这个事情，曾国潘二话不说，举起了整顿的大刀。曾国藩大张旗鼓整顿了绿营后，结果事态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但和鲍起豹不和，也得罪了长沙的官员，曾国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连长沙的官场一起整顿，结果和长沙的官员也闹起了矛盾，最后，曾国藩在长沙站不住脚，被逼到了衡阳。当曾国藩兵败岳阳和靖港惨败险些亡命湘江的消息传到长沙官场时，不少人为之快活。
不久，曾国藩又来到了江西，在江西他仍采用在长沙官场那种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方法，曾国藩利用鸦片事件；参劾了江西巡抚陈启迈。陈启迈的巡抚一职虽然被免，但曾国藩因此得罪了江西官场上上下下的官员，曾国藩的处境不但没有好转，相反越来越恶化。江西官场联合参劾曾国藩。曾国藩在江西官场怨声四起，处处掣肘，无法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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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懂人情世故，不清高（2）
正在曾国藩焦头烂额的时候，父亲逝世，曾国藩于是趁奔丧的机会逃离江西。回到家里，在家里奔丧的时候，曾国藩反思自己历年来的行为，想想，自己一心报效清王朝，而清王朝统治下的湘、赣官场却容不了他。他对皇上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忌恨。对这一切，曾国藩感到很困惑，很迷茫。他想不通自己错在那里。
想了一年之后，曾国藩终于从老庄的思想里找到了答案，悟出了“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真谛，能克刚之柔，比刚更刚。其实；这个曾国藩早就懂，只是他一贯奉行儒家思想，以刚克刚，把道家思想视为异途，男子汉大丈夫，要建功立业，怎能学消极遁世的老庄思想呢？曾国藩悟出的不仅仅是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而是悟出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即孔孟和老庄并不对立，入世出世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这样既可以建功立业，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又可保持宁静谦退的心境。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在给九弟和季弟的信中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用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娇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巳。”
从这信中就可看，曾国藩把儒家和道家思想混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做人的新境界。
这种开始通人情，懂世故的改变，为他以后的人生奠定了思想基础。曾国藩奔丧期满后，奉命援浙，路经长沙，拜访左宗棠。左曾关系在此之前并不和睦，要在以前，曾国藩就会做出强硬的表示。但曾国藩这次放弃了强硬作法，离左家较远的地方就下了轿，既不穿官服，也没随从，徒步走向左家，左宗棠见状，十分尺讶，当天两人聊得很投机。自此，左曾关系又和好了。
以前，曾国藩看不贯湖北巡抚胡林翼讨好官文的姨太太，求得与官文的合作，觉得胡林翼太软弱，没有大丈夫气节。自从曾国藩把儒家和道家从对立位置放到互补的位置后，他就看到了胡林翼的高明之处。
从曾国藩的转变可以看出，懂人情世故的重要性，纵观任何一个杰出的人物，都是有才华又懂人情世故的人，不懂人情世故，能成“小器“，能成“中器”，但最终成不了大器，即顶尖的人物。
我们可以拿曾国藩和左宗棠这两位政治家相比。
曾左两人由于剿太平军有功同，都成了清朝重臣，朝野一般多以“曾左”并称他们两人。曾国藩年长于左宗棠，并且对左宗棠也予以提拔，但左宗棠为人颇为自负，从没把曾国藩放在眼里。
有一次，他很不满地问起身旁的侍从：“为何人都称‘曾左’，而不称‘左曾’？”
一位侍从回答：“曾公眼中常有左公，而左公眼中则无曾公。”
这句话让左宗棠沉思良久。
一个最优秀的政治家与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差别就在于这一点点，即谁更通人情世故。通者得人心，得天下；不通者，不得人心不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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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不讲假话，不讲大话
不讲假话，不讲大话
王充在《论衡》中曾经说过：“儒者之言，溢美过实。”他认为，文人之流往往爱说大话。其实，爱说大话的还有其他各色人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说假话，说大话的人。
说假话指说的话不符合实际情况，或者与实际的意思不符；说大话即平时说的吹牛皮，有的地方称之为放炮，把这种人说的话“放大炮”。
说假话与说大话的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我们来看一个事例：
湖北的张成与李梅大学毕业，一个到企业工作，一个分到机关工作。一年后，两人在路上相遇，大概工作中不顺心，张成拉着李梅站在路边说工作中的一些事。张成说：在机关工作不像当学生那么开心、单纯，自己很不适应，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得很厉害，说一句实话，也就是真话会传到领导的耳朵里，他就因为乱说话，已被领导批评了好几次。所以他现在一天到晚的说假话，要不就是和一些女同志调调情。没有了出校门时的工作热情，然后他又举例说明了一些假话在工作中竟然很管用的事实。他认为，这个社会已没有了真话存在的理由，只有说假话才能在这世上生存下来。
这就是说假话者的理由，为了更好的生存，为了更好地获得利益，当要说假话。事实并不如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涉及到真实事情的时候，要真正解决问题的时候必须说真话。说假话与说大话都是错误的。
老粗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好的，他们都能从实际情况出发，说真实的话，说客观的话。
三国时的蜀主刘备是一个老粗，他对于说不说真话是很看重，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记得，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时候，曾经提到刘备生前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演义上的这一段话是有根据的。陈寿在《三国志》的《蜀志》中确曾写道：“先主谓诸葛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看来，刘备对于马谡的了解，实在是很深刻的。
马谡在刘备的眼里就是一个好说大话的人。刘备认为这种人不可用。而说真话的人往往洞察了问题的要害，往往可以得到重用。雍正就曾用了说真话的孙嘉诚。
孙嘉诚是康熙六十年进士，殿试时实际上考了个探花，却因容貌丑陋被嘲笑为“有碍观瞻”，硬是被降为户部主事。
雍正元年，为了铸造新钱的弊端，孙嘉诚请户部的阿灵阿大人转呈皇上奏折，但阿灵阿大人反而嘲弄他一顿，为此两人扭打成一团，互相揪着去见雍正皇帝。原来铸钱是以半铜半铅的比例来制，官价是一两银子可兑两千制钱，可实际上民间一两银子只能兑八百制钱；且奸商们用一两银子买朝廷的两千制钱，因制钱中的铜含量高，商人大量买进制钱后重炼成铜器，高价卖出，赚取暴利。雍正元年通宝改成了铜六铅四，因而产生更大的弊病。
孙嘉诚不畏皇威，当着众位大臣反斥负责铸钱的总理王大臣胤祀，被雍正免了主事之职。当晚前朝大臣张廷玉到孙嘉诚家，转告孙嘉诚雍正其实欣赏他的忠直之言，并且采纳他的建议将已制的新钱由一千万枚减为一百万枚，之后一律按铜四铅六的比例铸制。
孙嘉诚慷慨激昂的拍着胸脯跟张廷玉保证：给我一个县，三年内不能大治，孙某愿挂冠归隐让贤！结果雍正皇帝给了他三品的都察院监察御史。
雍正二年的恩科考试，副主考官李绂发现科场有人舞弊，主考官张廷璐（张廷玉的弟弟）牵涉其中，孙嘉诚和几位同事联名上奏折，要求严惩张廷璐，并且替张廷玉写好奏折，让张廷玉上呈，大义灭亲。
大将军王年羹尧西北大捷归来，在雍正面前不守礼制，更让底下军官是“只知有军令，不知有皇上。”孙嘉诚看了气不过，上了奏折参劾年羹尧是“奸臣”，因此京城才会久旱不雨，雍正不信，他又和雍正顶嘴，雍正便讥笑他说：“那你这个忠臣就到午门外，跪在太阳底下求雨去！”
孙嘉诚当真去跪在午门前祈雨，可是连司天象的钦天监大学士都说肯定不会下雨，孙嘉诚跪得汗如雨下，头昏眼花，意气相投的同僚们给孙嘉诚团团围住，让他在人墙阴影下可以继续苦撑。上天好象听到了孙嘉诚的祈求，果真下起大雨，孙嘉诚和同僚们兴奋的哭着边跑边叫：“皇上，苍天有眼啊！”
这件事又让雍正对他刮目相看。
说假话也许能得意于一时，但终不能得意于一世，最终，谎言要被识破，假相要被揭穿，到了这个时候，任凭你再大的功劳，再大的名气也是身败名裂。
说大话的害处古人早已深知，所以，管子说过：“言不能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这就是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遇事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话要说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如此，方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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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从实际出发看问题
从实际出发看问题
很多人在遇到难题时就退缩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根源就在于没有看到实际情况怎么样，没有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很多人，虽然嘴头上说从实际出发，但一旦到了真正要从实际出发的时候却又不会这么做了，他们习惯于从领导的意图出发看问题，热衷于从自己的前途命运出发看问题，乐于从“隔岸观火”的态度出发看问题，所以在这些主观心态的指引下，一些本可以做好的事情做不好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老粗和这些人不同，老粗们遇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