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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不单行。副主编降为国际新闻部主任后，咽不下这口气，不长时间就辞了职，到南方一家都市报做了副主编，这下，杨建明在报社彻底没了靠山，主任对他更是肆无忌惮，必欲让其走人而后快，正当杨建明水深火热、去意彷徨的时候，郑长征突然打来电话，邀他喝酒。
就他们两个人，说了以前的一些事情后，郑长征问杨建明：“现在工作怎么样？还顺心吧？”杨建明刚刚因为一个稿子的事，和主任绊了几句嘴，心里正不痛快，便闷闷地说：“还能怎样？还不是老样子，整天像驴一样尥蹶子干，憋气又窝火。”郑长征说：“我最近联系了北京的一家报纸，在省里建了一个记者站，正缺人手，你如果愿意就到我这里来吧。”见杨建明有些犹豫，郑长征接着说：“你是知道现在的都市报的，人员流动频繁，工作压力大，说不定哪天你一篇报导出了问题，领导就会让你走人，你和报社没签订劳务合同，保险什么的也没有，可以说一点保障都没有，再说一线记者就像*一样，是吃青春饭的，年龄大了，就跑不动了，到时如果混不上个一官半职的，就只有走人，那时年龄大了，找工作就更难，倒不如趁年轻早点出来，多挣点钱。”
那晚杨建明半宿没睡，想着郑长征的话，更想着自己走与不走，工作嘛，不顺心，正想换一个环境；钱嘛，虽然不算缺，但快要和同居两年的女友结婚，多一点总比少一点好。从这两点看，自己应该走，到郑长征那里去，不仅因为他和郑长征关系不错，郑长征还向他许诺，没有试用期，工资每月3000元，差旅费全部报销。杨建明知道，这个工资标准，在省城也是高的，他现在每月累死累活、憋气窝火才挣到2000出头。他所担心的是，对于央级媒体驻地方记者站，他并没有太多的了解，比如他们怎么运作？工资谁发？主要做什么工作？他没好意思问郑长征，好像对人家不信任，但他更相信，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美事，高额回报的背后必定有高额的付出。思来想去，他还是有些拿不定主意。
大约一周后的一天，郑长征打来电话，说要去下面南岭县办点事，县里有一个旅游景点，全国都有名，问杨建明去不去散散心，杨建明正闹心，便向主任请两天病假，主任马上答应，杨建明知道，主任巴不得他的稿子和名字从版面上永远消失。
到达南岭县已近中午，郑长征对杨建明说：“中午咱们在县农电局吃吧，我去那里采访过，关系处得比较好，已经和局里打了招呼。”正说着，郑长征的电话响了，接起来，正是县农电局打来的，问他们到没到。杨建明笑笑说：“你办什么事，到哪里，我都不管，我只是来散心的，你怎么安排怎么是。”
午饭异常丰盛，有鲍鱼，洒是茅台，饭后，局长专门安排办公室主任带着他们到景点旅游，各个景点一路看下来，就到了晚饭时间，照例非常丰盛，饭后，又安排了县里最好的宾馆。杨建明粗略算了一下，仅这两顿饭就要2000多，便感叹道：“这县农电局真有钱哪！”郑长征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笑道：“这点小钱算什么！我听他们局长说，他们一年的招待费有30万，花不了地花，再说了，他们是垄断行业，天天收钱，富得流油！”
第二天早晨，一把刘局长特地过来陪吃早餐，席间，郑长征掏出手机打电话，拨了几个键子放在耳边，然后放下说：“真不巧，手机欠费停机了，建明，你的借我用用。”杨建明信以为真，忙把手机递过去。刘局长见状，向办公室主任使了个眼色，主任出去一会后，拿了一叠手机充值卡回来，对郑长征和杨建明说：“也不知道你们用什么卡，就买了两样，移动和联通的各500，你们用吧。”郑长征推辞几句便心安理得地收下，反倒弄得杨建明有些不好意思。
又到县卫生局，虽说安排得不如农电局好，但也非常上档次，杨建明便不禁有些羡慕起郑长征来，偷偷问：“你真有面子啊！你是怎么和他们联系上的？给他们发过稿子，还是有什么特殊关系？”郑长征换了一副不屑的神色，说：“别看他们像大爷一样招待咱们，心里指不定在骂娘呢！”见杨建明不解，郑长征接着说：“我以前采访过他们，是负面报导，被我压下了，你想想，我放他们一马，他们还不得感谢感谢我吗？吃点喝点算什么？再说都是公家的钱。”看着红光满面、一副志得意满的郑长征，杨建*想，做记者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混得不错了，回想起自己的境况，不禁感慨万分，真是人和人不能比，记者和记者也不能比呀！
回到省城，杨建明不再犹豫，果断地辞了职，来到郑长征的记者站。
第三章：官场险恶
第三章：官场险恶
新闻敲诈者搞诈骗的操作过程，大多是先抓被敲诈者的“把柄”，即通过种种方法先了解到某单位或某干部有违反国家政策规定或违反社会公德等行为，再以“记者”身份出面“采访”，同时散布中央某机关或某部委派中央某媒体“记者”调查谁的问题来了，以此施加压力，引诱、威胁被采访者与其接触，趁势摆出要“曝光”、要写“内参”稿的架势，逼其讨价还价。若上述做法未达到目的，则将稿子交给被采访者核对事实，要求限期退还，造成“曝光”、发“内参”，“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逼其赶快“花钱消灾”。
郑长征的记者站办公地点在省报招待所三楼，毗邻火车站，交通便利，又因为在省报招待所，便很有几分官气，仿佛一说办公地点，就觉得这个记者站和省报一样重要。把办公地点选在和省直机关、各厅局能沾上边的地址，几乎是所有央级媒体驻地方记者站的惯例，很有做虎皮拉大旗的味道，有能力的直接在衙门里弄几个房间，没能力的也要在衙门下属的宾馆、办事处等和衙门沾边的地方弄个门面，仿佛这个记者站就是官方办的，举手投足、说话办事间便多了几分底气。记者站共五个人，两个负责省城，两个负责下面的县市区，郑长征运筹纬幄，统领全局，杨建明上班后，郑长征马上辞了一个，让他和程维负责跑下面的县市区。
转眼过了半个月，杨建明已经对自己的工作有了全面认识：就是到下面找各个职能部门的毛病，然后以采访的形式介入，让对方拿钱免灾，以此来挣钱。站长郑长征形象地把他们的工作分解为过“三关”：一是线索关。就是要找到职能部门的毛病，怎么找，就是要熟悉各职能部门的收费标准，每项工作的流程，近期国家或部委下发了什么文件，明令禁止什么等等，渠道很多，可能通过职能部门内部的朋友了解，也可以到网上搜。通过了解，杨建明悲哀地发现，绝大多数职能部门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问题，比如超标准收费，收费后不服务，上级已经废止的收费项目，下面还在收等等。杨建明想，这正是他们生存的土壤，如果各职能部门都没有毛病，他们只有喝西北风。二是采访关。你知道某个职能部门存在什么问题，还要有证据，这就要采访老百姓，采访的时候一定要有技巧，比如介入的身份，可以说记者，也可以说是搞社会调查，看情况而定，再比如采访对象一定要有所选择，最好是越穷越好，越基层越好，再比如在采访过程中怎么说话，怎么能把你想要的信息收集到又不让采访对象反感，都很有说道。三是运作关。这关最关键，成败在此一举，在职能部门，最好能见到一把领导，因为一把领导最怕出事，说了也算，介入职能部门后，在办公室，在酒桌上，在宾馆里，说话一定要谨慎，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一定要有所选择，白脸怎么唱，红脸怎么唱，什么时候谁说话，说什么，一定要掌握好火候，拿钱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最好是一对一，以免日后出事，三两千的收现金没什么问题，就当润笔费了，数目大的一定要小心，最好走广告路线。这关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不能开口管人家要钱，否则就是敲诈勒索了，危险太大，原则是灵活机动，类似于打游击战，行就行，不行就撤，不能为了几个钱把自己搭进去。杨建明仔细分析了一下，认为自己可以继续干下去，因为对他来说，几乎没什么风险：他是记者，采访是正常工作，最重要的一点是，钱是人家主动给的，也都是程维收的，多少他不知道，他挣的只是工资和奖金。
周三，他们来到省城西部的南安市。南安是个县级市，地处草原，以蒙古族居多，因此民风强悍，官方亦如此。来之前，郑长征特意叮嘱程维和杨建明，到时候能行则行，不行就撤，千万不要霸王硬上弓，以免出事。那天，杨建明和程维调查完到市农电局，已经上午十点了，办公室主任告诉他们，大老板下乡了，局里就只有主管经营的候副局长在，然后把他们领到副局长室。
候局长年轻，很是热情，叫人倒了茶水，然后拿出笔记本，开始记录，程维大致说了一下情况，候局长停下笔，想了想，然后皱了皱眉头，很不悦地说：“我不是主管生产的，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该给农民返的钱，我们局里早都按照上级要求返还给农民了，可能是下面的农电所拖着没办。再有一点就是我很不理解，就这么点事，怎么老有人举报，你们媒体怎么三番五次来采访？你们就不能看看我们的成绩，看看好的方面吗？”程维针锋相对：“你们局里给没给下面的农电所拨钱，我不知道，即便真的是下面的农电所拖着没办，难道你们局里就没有责任吗？农电所是不是归你们局里管？再有就是，老百姓的事情没有小事，如果你们真的把钱返还给老百姓，老百姓还会向媒体反映吗？老百姓不停地举报，媒体三番五次来采访，你们还是没有解决，我看是你们的工作作风有问题，是根本没有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候局长缓和一下口气，绵里藏针说：“程记者，您别生气，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局里首先把钱拨给下面的农电所，再由农电所发到下面的村子，到底是局里的钱没有拨到位，还是农电所拖着没办，还是村里收到钱没给农民发，都有可能，我劝你们还是要调查清楚，不要乱说乱写，否则到时候对谁都不好。”
杨建明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心想这回可能白来一趟，没戏了，程维却不慌不忙，针尖对麦芒：“我们报社有规定，凡是批评报道，举报方和被举报方都要采访到位，因为举报方可能说的情况不属实，如果只听一面之词，将来稿子登出来可能要吃官司，因此我们都要到被举报方采访，听一下他们的说法，既完善了稿子内容，也避免日后麻烦，更是给被举报方一个说话的机会，对他们负责。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次我们在农民那里采访得很到位，被采访的农民和村长都签了字，就是我们不到你们这里来，事实也已经很清楚了，稿子登出来后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之所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我们正常的工作程序，否则请我们来我们可能也不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