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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还指出，如果从*在《资本论》里对西方国家19世纪传统增长模式进行的分析表明，这种靠投资拉动的增长必定会造成“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或者说，物质资本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人工资本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不断降低，并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和无产阶级贫困化。而一些著名的现代经济学家，像索洛、库兹涅茨、舒尔茨等也在研究中得出结论，西方国家靠投资驱动的早期，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只有转变为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现代增长模式，才有可能实现持续增长。
针对这些问题，吴敬琏通过深入观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主要原因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消除，它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最重要的体制障碍来自四个方面：
第一，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说信贷资源，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各级政府依然对于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再比如土地资源，因为土地产权不明确，依然是由各级政府自由裁定运用。1992年的十四大在确定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时就已经明确，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我们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就是资源按照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进行交换。由于这种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市场交换可以使资源流向最有效的地方。但是现在，一些重要资源却不是由市场，而是由党政领导机关按自己的意图支配的。
第二，把GDP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不光在党政机关考核干部时如此，社会舆论也是如此，整个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这促使各级政府官员运用权力，投入资源去追求GDP的高增长，哪怕是无效率的高增长。
第三，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与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紧密相连，从财政收支两方面看都是这样。从财政收入看，各级预算的主要收入是所谓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跟物质生产部门的速度是直接挂钩的，所以使得我们的各级政府不得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上。从财政支出看，在一次财政部召开的“财政体制与和谐社会建设”国际研讨会上，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见解。他们说，中国的政府支出结构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大约有70％落在县或县以下财政的肩上。由于县和县以下政府财政能力薄弱，这种下移不但使这些公共服务提供的情况很差，而且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不能不提高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以便取得更多的收入，否则日子就过不下去。上届政府在卸任以前曾就“三农”问题征求经济学家意见的一次会议上，议论过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内地农村基本没有实现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经济学家们指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在县以下机关。而我国县乡财政力量极为薄弱，根本无力承担。为了在内地农村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必须上提支出责任。后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措施，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提到县一级，这就使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但是现在看来，上提得仍然不够。所以有些人主张把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进一步上提到省，甚至中央。支出责任在中国通用的说法叫做事权，财政部门早就提出，和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的事权过度分散，应该要更加集中。但它给人们的直接感觉是上面要收权，所以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
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3）
最后一条正好是前面三条的反面，就是在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压制。这表现在土地、矿藏、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而是保持行政定价的旧体制，或者受到行政机关的影响。而行政机关定价时往往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因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名义成本和增加盈利。而资源价格的扭曲促使企业以低效使用资源的粗放增长方式进行生产，不但降低总体经济效率，甚至影响国家安全。关于燃油价格的问题，是一件多年来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迟迟未能解决。
关于如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些障碍，吴敬琏开出的药方是：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建立起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吴市场”已变成了“吴法治”。正如他在自己的专著的“前言”中所说：“收入本书的文章用了较多篇幅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这些社会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权贵资本主义危险，呼唤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早就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高增长是靠投资拉动的；而促进投资的主力是各地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经济有效性十分可疑，中小企业并没有明显的发展；就业形势不乐观；房地产有泡沫，高增长容易激发泡沫破裂；另一个促进高增长的因素是出口，外汇储备的超高积累破坏了国际经济的平衡，造成国际市场的重大扭曲，招致众多的贸易纠纷。” （）②茅先生还说：“一切改革，没有意识形态的变化都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的改变，导致人们对是非的判断和价值观的形成，最终影响人的行为决策……*是人人可以拥有但彼此不会冲突的权利，特权只能为少数人拥有，如果人人拥有就会产生冲突。*用不着刻意追求，取消了特权，*便自然来到。”
出生于中国湖南的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是近两年比较活跃的青年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近代史上不是第一次，如果从《南京条约》逼中国开放算起的话，将近160年。中国拥有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和拥有超强的模仿能力，早在1913年就有英国人提出来过。也就是说，由于巨大的廉价劳动力而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创造的经济奇迹，与其说是中国人的独创，而不如说是顺应了某种潮流，因为东亚国家早有如此的经历。前几年有人争论“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进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从而少走弯路；“后发劣势”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可以轻松模仿，迅速发展经济，会缺乏动力改革自己的制度，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变成了劣势。客观上讲，造成中国“奇迹”的主要有两条：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
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一文中，陈志武针对中国没有利用制造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带动第三产业的同步发展，从而激发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能作出了分析。他认为，答案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制造业的经济增加值低、利润率低，是“硬苦力”活，而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利润率相对要高。其次，第三产业是经济持续增长、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点所在，靠“硬苦力”的制造业是无法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更大份额的。而且，在当今世界上决定一国竞争优势的已不再是自然资源的多少、土地是否肥沃宽广，而是取决于你的制度机制是否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使交易成本最低。在现代运输技术、通讯技术出现之前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跨地区经济市场还没完全形成，那时的市场交易可能依赖道德规范、习惯法即可，有没有新闻媒体（更不用说开放的新闻媒体）、有没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可能并不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优势，那时“地大物博”决定竞争优势。但今天不行了，在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交易中与你交易的不再只是熟人、本地人，而是越来越多的外地陌生人和外国商人。道德规范、习惯法已不够用了，只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和开放畅通的新闻媒体才能促进交易更高效地进行。 txt小说上传分享
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4）
在* 的眼里，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产业链的问题，他以事实来证明了中国制造业的危机。以芭比娃娃为例：芭比娃娃是中国众多出口玩具中的一种，2007年中国曾和美国之间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贸易摩擦。美国政府以及美泰尔等美国玩具进口商和零售商对中国的玩具出口产品百般挑剔，提出含铅量超标等问题。在制造芭比娃娃的过程中，不仅消耗了中国的资源，破坏了中国的环境，剥削了中国的劳动，但结果是什么呢？芭比娃娃在美国沃尔玛的零售价格是美元，但中国制造厂商只能拿到1美元。在芭比娃娃的产业链中，除了加工制造外，还有六大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这六大环节中，总共创造了9美元的价值，是整条产业链中最能赚钱的部分，但几乎和中国的制造商无关。因此，中国越制造，美国越富裕。② （）*称之为中国产业链中的“非常6﹢1”。
在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享受着“世界工厂”的美誉。“中国制造”凭借价廉物美的优势，行销全球。据统计，在工业制成品中，中国已有超过130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继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制造业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上升的成本压力，频繁因产品质量引起的国际贸易纠纷，印度、越南等更低成本国家的替代竞争压力，以及全球产业格局调整下被挤压的价值创造能力等。这些问题正逐步演变成中国制造业难以启齿的日见微薄的利润率，尤其是那些靠代工生产的中国出口制造商。在“中国制造”的产品畅销的背后，中国制造业的实质上的低价值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痛心疾首地指出：产业链阴谋下的中国企业就是在夹缝中苦苦挣扎。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却极快，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我国这十余年来的经济发展的思维就是扭曲畸形的。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以推动GDP的方式（或所谓的“以GDP为纲”的理念）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以GDP的组成为例，欧美、日本的GDP当中70％是消费，也就是社会需要什么物品，就生产什么物品，因此是正常的经济成长。我国GDP当中消费只占35％，是欧美、日本的一半，这种消费不足的现象是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导致的，老百姓必须存钱上学、住房和看病，因此不敢消费。那么我国GDP其余部分是怎么构成的呢？超过一半GDP都是固定资产投资，而欧美日本的固定资产投资只有我们的一半。什么是固定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