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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在谈中国，但是中国关于这一场崛起，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呢？世界上关于中国的变革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有*、中国崩溃论，还有说中国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但是中国把自己这一场剧变说清楚了吗？中国失去了说清楚自己的能力。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中国人满身是嘴，反而说不清楚自己，你看滑稽不滑稽？朱学勤认为，第二个阶段改革的根本秘密，是形成了“市场列宁主义”。他说：“不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那是什么呢？我认为第二阶段改革塑造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结构，这场转变是从*列宁主义变成市场列宁主义。市场成了我们马上就可以触摸到的现实，但是政治体制、政治结构，从列宁主义而来，没有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结合，市场和列宁主义居然能结合。有朋友说，列宁当年也设计过新经济政策啊？对，那是短暂的政策设计，那和中国当下现实不可比拟。所以用新经济政策来解释当下中国，是没有说服力的，是捉襟见肘的。我觉得既要承认已经变化了的，还要直面没有变化的，你老老实实地承认，这是一个市场列宁主义的结构，这样才能使我们能够维护该变的、已变的，对还没有变的，当变则变，应该改变的是政治体制。我们和东亚四小龙的差别就凸现在这里。东亚四小龙是右翼威权，那个政治体制和市场结构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甚至说右翼威权本身没有破坏过市场结构，是先有市场结构，后有威权。中国不是，中国在1949年以后，一面倒，曾经采纳过以俄为师的东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曾经在那个时代创造过一个巨大的国有资产。这是不能用东亚四小龙解释的巨大现实。只有市场列宁主义，才能解释中国和东亚右翼威权的差异。同时，我们跟东欧的差异在哪里呢？我们在1949年之后确实是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在1978年之后中国是最早进行改革的，而且改革的方向是往市场经济那一头摸索。市场化的取向有别于东欧，列宁主义政治结构跟东欧基本一致，以东欧模式也同样不能解释中国。所以我同意为改革开放辩护，但有一个前提，要还原30年中国的历史真相。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说服民众。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用第一阶段改革残留在民间的那个温馨的回忆，来粉饰、遮蔽第二阶段改革的弊端，那么完全可以预见，辩论进行下去，改革方将会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
激荡三十年，风云三十年，是非三十年，矛盾三十年，那么中国的前途究竟在哪里呢？*总理说得好：“要问开化的大地，要问解冻的河流。大地和河流，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每一个人之间。”
中国需要一流的经济学家（跋）
自由是一个稀有和脆弱的被培育出来的东西……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集中。
——米尔顿·弗里德曼
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具有限度。它的主要作用必须是保护我们的自由以免受到来自大门外的敌人以及来自我们同胞们的侵犯：保护法律和秩序，保证私人契约的履行，扶植竞争市场……以及有效地保证言论、宗教和思想的自由。
——米尔顿·弗里德曼
哲学家苏格拉底每天黎明即起，披起大氅，走到中心广场与人进行谈话和讨论。在簇拥着他的弟子中，有一个贵族的后代名叫色诺芬。色诺芬是个有心人，他把每天从苏格拉底那里听来的一些有关奴隶主应该如何增加财产的思想片断记录下来，并结合自己管理庄园事务所积累的经验，编辑成一本书，题名为《经济学》。从此，“经济学”（egonomics）一词，也就是由此处的希腊文（oikonomos）转译而来。
最初的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实则上是有关家庭财产管理这门学问的。后来，在斯图亚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马歇尔、凯恩斯等大师们的推动下，经济学大厦逐渐建立起来。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归纳起来就是三个假定和三个原理。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假定；三个原理是：利益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运用这六条规律分析经济问题时，还需要用三个方法：即成本收益分析法、均衡分析法，以及帕累托标准。所谓的帕累托标准，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于1897年在研究资源配置时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在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又不可能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否则，就是帕累托累进，而不是帕累托标准。经济学就是在这三个三的支配下，不断的变化，仿佛中国人的八卦，博大精深、变幻莫测，成为每一个经济学家的必修课。围绕着政府职责的争论，成为了传统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水岭。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他把政府的职责定义为守夜人，是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如果一切正常，守夜人可以去睡觉。如果发生情况，守夜人必须迅速出击。而真正的经济学家，按苏格拉底的说法，是质疑和挑战当道流行的观点，是价值和德行的最高形式。
中国的经济思想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经济学成为独立的科学历史却很短。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都是政治家而非经济学家主导，大多数的中国经济学家还处于经济学的蹒跚学步阶段，很少有独立的见解，而且还未彻底摆脱中国文人做谋臣策士的附庸地位，大多是鹦鹉和喜鹊。正如一位北大教授所言：“弗里德曼的*中说他给芝加哥大学学生的作业，很多是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的开放问题，以鼓励学生的创新。但我在北大任教期间，发现北大普遍推崇高分学生而非创新才能，造成追逐名家而非追踪前沿的风气，兼容并包而无竞争淘汰，非常不利于科学传统的成长。”因此，中国需要一流的经济学家，也需要从犹太人那里借鉴经济学的真谛。
必须让经济学活起来，必须深入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开发了犹太人的经济学天赋，只有读经济学时宛如畅饮甘醇的香槟，中国经济学才真正有希望。
贺雄飞
2009年春天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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