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将工资压低。结果是，在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一个由富有的工业家组成的精英阶层，而普通工人仍深陷贫穷之中。换言之，像美国的〃长镀金年代〃这样贫富剧烈分化的时期是发展的自然产物。
但最终资本变得更为充裕，来自农村的劳工流逐渐减少，工资开始上升，利润趋向平稳，或者下降。普遍的繁荣将会出现，经济大体上也将中产化。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但凡思考过这个问题的美国经济学家大都相信，这就是美国在19～20世纪经历的故事。他们觉得，〃长镀金年代〃是国家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他们相信，后来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经济发展进程自然的、必不可少的愉快结局。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事情变化得很明显，这个故事并未结束，不平等再度加剧。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也是市场力量的无情后果，例如科技革新使技术因素有了越来越大的额外优势。人们再次关注起贫富不均的情况，并进而回顾前一代人经历的平等化进程。结果令人吃惊：人们越仔细地审视这段平等化过程，就越会发现，它不像是非人化的市场力量产生的渐进反应，而更像是一起突变，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场政治均势的变化带来的。
要了解这起变化的突然性以及政治因素在其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考察富人的收入，即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1％人口的收入。
我们对富人历史收入状况的了解，要多于对其他人的了解，因为自1913年以来，富人一直在支付所得税，从而在这一过程中，向联邦政府提供了有关自身经济状况的信息。税收资料显示，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甚至更晚的时间，贫富不均毫无下滑之势：当罗斯福在1937年的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提到三分之一的国民仍然贫困时，几乎毫无迹象表明，与一战前相比，富人的经济统治地位有些许下降。但短短十年之后，富人明显沦落了：我们已描述过20世纪50年代顶端人群收入的剧降，这早在1946年或1947年便发生了。经济精英的相对贫穷化并不是逐渐发生的，而是突然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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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大压缩（6）
富人财富的突然下滑，大体上可用一个字来解释：税。
我们可以对当时的情形做如下的思考。在战前的美国，高收入的源头与现今不同。今天富人的收入大体是薪酬收入（想想CEO和他们获赠的股票期权），而在20年代事情要简单得多：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是因为他们拥有的资本能带来收益。由于资本收益大都流入一小群人手中……1929年1％的美国人得到了多达70％的股票红利，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划分大体取决于国民收入在工资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划分。
既然如此，读者或许会想，富人占美国国民收入份额的剧降，必定反映了收入分配从资本向劳工的巨大转变。但事实并非如此，1955年公司部门获得的税前收入有69％流入劳工手中，31％为资方赚得，1929年这两项则分别是67％和33％，两个年份的差别不大。
但是，虽然在20年代与50年代，资本与劳工之间税前收入的分配几乎未变，但在收入主要来自资本的人与主要依靠工资的人之间，税后收入的分配发生了剧变。
在20年代，税收对富人而言是小事一桩。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仅为24％，同时由于对最大的地产所征的遗产税不过为20％，富豪王朝轻易便可维系下去。但随着〃新政〃的来临，富人所面对的税收不仅开始远高于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税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当前只有35％），在第二任期达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这一税率升到了91％。
在个人税提高的同时，作为其税基之一的资本收益却显著降低。这不是由于公司利润的下滑，而是由于公司可保留的利润变少了……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多。
还有一点，即依赖资本收益的人不仅发现这笔收益大多缴了税，他们还发现，要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女变得日益困难。房地产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其结果之一便是，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1929年美国最富的0。1％人口拥有本国财富的20％还多，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只有10％左右。
那么，富人怎么了？一句话，〃新政〃把他们的许多收入都征了税……也许是大部分收入。这就难怪罗斯福会被视为一个背叛了自身阶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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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大压缩（7）
工人与工会
富人是〃大压缩〃最大的受害者，而蓝领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是最大的受益者。〃大压缩〃之后的三十年，即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体力劳工的黄金年代。
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末，只拥有高中学历的美国男性的收入，依据通货膨胀因素折算后，与今日有相同资历的工人大体相当。但是，他们的相对地位显然要高得多：拥有极好工作的蓝领工人的收入，常常与许多大学毕业的专业人员相当，甚至还要高于后者。
蓝领工人为何有了如此的好时光？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受惠于当时世界经济的状况：美国制造业公司之所以能支付高额工资，原因之一就是其遇到的国外竞争微乎其微。令他们受惠的另一个因素是劳工的短缺，这是因1924年《移民法案》设置的严格移民限制所造成的。
不过，50年代的蓝领工人的境况较20年代要好得多，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工会的崛起。
20年代末美国工会运动在退潮。劳工组织的重大努力都失败了，究其原因，一是雇主成功地破坏了罢工，二是政府始终站在雇主一边出手干预，逮捕工会组织者，若他们生于外国……当时这很常见……便将其驱逐出境。工会参与率曾在一战中大涨，但之后剧降。到1930年，只有10％多一点的非农业工人参加了工会，与今天私人企业工人的工会参与率大致相当。在〃大萧条〃最初的数年间，工会参与率继续下滑，在1933年达到最低点。
但在〃新政〃之下，工会的成员大增，力量也持续上升。工会参与率从1933～1938年增长了两倍，到1947年又将近翻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尾，三分之一以上的非农业工人加入了工会，而雇主也或明或暗地向许多未加入的工人发放一定的工资，以与工会工资相匹敌，或者是为了让工人不受工会组织者的诱惑。
工会参与率为何大涨？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就此进行了激励的争论。
一种说法将工会参与率的大涨大体归功于（或归罪于，这取决于你的视角）〃新政〃。在〃新政〃之前，当雇主想要压制工会组织者或破坏已建的工会时，联邦政府是他们的可靠盟友。但在罗斯福治下，联邦政府却成为工人结社权的保护神。依据1935年的《公平劳工关系法》，美国建立了〃全美劳工关系委员会〃，罗斯福在签署该法案时的声明至为明白：〃本法规定了产业雇员为集体谈判目的而享有之自主结社权，该权利为本国实体法之一部分。本法亦设定诸种方式，以供政府藉以保障该项合法权利。〃毫不奇怪的是，许多史家认为，针对工会的公共政策的这一逆转，导致了工会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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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大压缩（8）
另一种说法则更强调工会运动的内部变化，而非政府政策的影响。哈佛大学杰出的劳工经济学家理查德o弗里曼（Richard Freeman）指出，30年代工会缔结的增多与之前，即1910年～1920年间的一段增长相映成趣，而且30年代其他西方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上升情况，这表明罗斯福和〃新政〃也许并未发挥关键作用。弗里曼认为，30年代真正发生的事情，是分为两个阶段的一个过程，大体上与政府的举动无关。首先是〃大萧条〃导致许多雇主降薪，由于愤怒的工人组织起来抵制减薪，这使工会运动如虎添翼。然后，工会运动力量的渐增产生了自我强化作用，因为已加入工会的工人开始为想要组建工会的其他工人提供关键性的支持，如资金援助、提供纠察员等等。
我们不一定非要对这两种说法做出取舍。将工人动员起来的因素，也促成了一个政权的上台，而〃新政〃正需要这一政权来改变联邦政策。就算罗斯福并非单枪匹马地为强大的工会运动创造了条件，单就政府从老板代理人转变为工人保护神这一点，也无疑促进了工会的勃兴。
不论政治、大萧条与组织状况各自在工会的兴起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们所知的工会的一切都说明，在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工会的新力量居功甚伟。许多学术研究表明，工会与〃大压缩〃有关的影响主要有两个。第一，工会提高会员的平均工资，同时间接地、幅度较低地提高非工会成员的工人的工资，因为在未建工会的公司里，雇主为了减少工会运动对其工人的吸引力，会主动加薪。所以，工会有助于缩小蓝领工人与薪资较高的经理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工会有助于缩小蓝领工人内部的收入差距，因为工会可以为收入最低的会员谈判争取较高的工资增长，助其追赶收入最高的会员。反工会的雇主在努力抵挡工会组织者的影响时，也会带来类似的效果。换言之，工会对工资的上述影响，恰好就是我们在〃大压缩〃期间看到的情形：与经理、专业人员相比，蓝领工人的工资上升，同时蓝领工人内部的工资差距缩小。
不过，单凭成立工会并不足以带来完全的〃压缩〃效果。彻底的转变还有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情形。
战争工资
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情况下，政府至多只能影响工资，而不会直接设定工资。但在20世纪40年代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因战争之需，美国经济的命脉多少是由政府直接掌控的，政府运用其力量实现了重大的收入均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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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大压缩（9）
〃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其实是在1918年由伍德罗·威尔逊建立的，其职权是仲裁劳资争议，以避免爆发罢工，破坏战时工作。该委员会在行事上偏向劳工利益，保护工人结社权与集体谈判权，推动制定最低生活工资。工会参与率在短期内近乎翻倍。
一战之后，战争劳工委员会遭撤销，联邦政府回归传统的亲雇主立场。如前所述，劳工被迫步步退让，战时的收获也付诸东流。
但珍珠港事件后一个多月，罗斯福便重设〃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NWLB），而且这次职权更大。战争带来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促使政府对许多关键日用品采取价格管制。倘若战争需求引发的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大涨，这些管制措施将难以维持，于是联邦政府也将许多关键性国民产业的工资置于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