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杨雪走下白桥，推开爷爷家虚掩的院门，忽然听到了琴声。我们趴在东厢房的门上，透过门缝，看到小贾叔叔在吹口琴。他围着屋子中间的一盘石磨，一边转圈一边吹口琴，而张惠坐在小贾叔叔的床上，两手绞着，放在腿上，脸上泛着美丽的光辉。
爷爷早已经睡着了，他耳朵背得厉害。我们的脚冻得失去了知觉。到处无声无息，大雪扑啦啦地下着，也许是为了倾听琴声，它们不再热烈地说话。整个天地都在倾听琴音。
母亲的爱情，最初就是以这样一种唯美的形式，进驻我不甚明了的内心世界。那种唯美我日后找不到任何一种方式进行完美的描述，我只能描述那盘石磨，那间简陋的厢房。而那盘石磨和那间简陋的厢房，我也找不到太多的词藻用之其上，因为它们就是一盘石磨，一间厢房，简单到无法再简单，原始到无法再原始。每次回忆至此，我脑海里只存在一个词：沉默。这个词无限巨大，覆盖了所有。
亘古的、不变的、及至要腐烂的沉默。在那片沉默之中，悠扬地飘荡着琴音和母亲的微笑。这就是我最初认识的爱情。
三
那天晚上我和杨雪先回了家。我让那间厢房里的气氛弄得眼泪汪汪，杨雪说，走吧，冷死了，口琴有什么好听的，不如礼堂里热闹，干脆去礼堂听他们唱歌吧。
我们离开礼堂的时候，王小雅正在独唱，文艺宣传队里一个拉手风琴的在给她伴奏。但我觉得，爷爷家的厢房和镇政府礼堂是两个判然有别的世界。我已经不再想去礼堂了。
我回家的时候，父亲正坐在地上捅一只小煤炉，他把它捅得旺旺的，一边捅一边喝一瓶老白干，看见我回来，问，你妈呢？
我忽然生出一种保护母亲的本能，就撒谎说，在礼堂呢，她和小雅阿姨是知青代表，要去县城开会呢。
林宝山用鼻子哼了一声，说，不安分的*人。
父亲只有在喝了酒，而且母亲不在的时候才敢说几句这样的话发泄一下，我觉得他好像不太喜欢母亲去开会。
我撒了谎，心里不安，以免待下去露出破绽，就爬上炕先躺下了。不久母亲回来了，我听到她嫌恶地说了一句，又在喝酒，熏死人了。
父亲问，你去哪了？母亲说，礼堂啊，你不是知道吗？父亲说，怎么才回来？母亲说，开会了。父亲问，开什么会？母亲说，知青大会，你问那么多干什么。父亲说，是不是让你去县城开会？母亲说，是，怎么了？父亲说，你不会去了就不回来了吧？母亲说，神经病。父亲说，我知道，你早就想离开这破地方了，这下有机会了。母亲说，我就是想离开，真让你说对了。父亲说，告诉你，你休想离开。母亲哼了一声，说，懒得跟你说，话不投机。
母亲气冲冲地走进西屋，说，林雪，我跟你睡。
她插上插销，想了想，又把一张椅子拿过来，抵在门上。
我已经把被窝捂得暖暖的，母亲把她冰凉的手脚放在被窝里。她过来睡觉我非常高兴。
半夜里，父亲开始在外面小声地叫母亲，说，惠，惠，你过来。母亲不说话。父亲在外面敲门，说，惠，你开开门。母亲迅速爬起来，穿上衣服，说，林宝山，你快回屋睡觉去。父亲说，我一个人睡不着，惠，你过来，就今晚！母亲厉声说，你休想！父亲说，惠，你忘了，那年冬天，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在一起的？母亲呆了呆，然后咬牙切齿地骂起来，林宝山，那天夜里要不是你和杨根茂炖了母鸡还买了酒，我们能跟你们结婚？还有脸提那档子事，快滚回屋去！
第三章 她们的爱情（3）
母亲也会说滚。以前我一直认为母亲不会说粗话。
父亲委屈地说，又不是我们*你们的。
母亲哭了起来。她抽抽噎噎地哭着，很伤心，我伸手摸了摸她的枕头，湿了一片。父亲还在门外小声央求，最后母亲说，你再不闭嘴我就咬舌自尽。父亲终于不吭声了。
四
张惠的爱情发生在爷爷家的破厢房里，而王小雅的爱情发生在热闹的礼堂里。那天晚上王小雅在礼堂认识了文艺宣传队里一个拉手风琴的。春节过后，张惠和王小雅坐着镇政府的吉普车去县里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之后失踪了三天。
一九七九年，张惠和王小雅的失踪是槐花洲的一件大事。两名扎根农村的知青积极分子，在去县上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失了踪，这让镇政府里的人惊慌失措。
当天早上到了县里以后，张惠和王小雅让司机自己开车先回来，黄昏再去接她们，她们说，开完会后要在县里逛一逛，买点东西。吉普车司机跟她们说好了晚上六点在汽车站碰头，可是他在汽车站等到八点也没见人，就赶回来报告。第二天，吉普车司机又去县城汽车站等了一天。回来后，镇政府着急了，连夜开会，决定先瞒下这件事，再等几天，如果还不见人再想办法。
母亲去哪了呢？我跑到爷爷家，看到小贾叔叔跟往常一样，腋下夹着一本书，从爷爷家院子里走出来。我偷偷跑到他后窗那里，看到屋里只有一盘石磨和一张行军床。
第三天，张惠和王小雅终于回来了，她们看起来很平静，就像只在县城呆了一天似的。
关于她们的失踪，不久就有很多闲言碎语传到槐花洲，有人说，看到她们两人跟一个男的一起逛街，还一起去看了场电影。又有人说，那男的是刚刚到槐花洲慰问演出过的文艺宣传队里的，拉手风琴的。
他们三人一起逛街看电影，这是很奇怪的。张惠和王小雅是仇敌，平时根本不说话。我很想从母亲口里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奇怪的是，母亲在这件事上保持了可疑的沉默。她是跟王小雅一起坐吉普车回来的，吉普车司机说，他看到她们两人肩并着肩往汽车站走，还不时搭几句话，样子一点都不疏远，甚至有那么几分亲热。
我是不相信吉普车司机的话的，一对仇敌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就友好了呢？而且，张惠和王小雅回到槐花洲之后，根本就没有任何亲热的举动，她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像过去一样，见了面用白眼招呼。
但是，吉普车司机应该是不会撒谎的，而且，传言也说她们两人跟一个男的一起逛街。为什么在县城里她们可以友好相处，一回到槐花洲就恢复了仇敌关系？而且她们在县城里不仅是很友好的，还有共同的秘密，回到槐花洲后，又共同保守了这个秘密。秘密就是她们两人中的一个人跟手风琴手之间的关系。
当年的那个失踪事件不久就平息了。镇政府出面辟谣，说是他们派她们两人到县城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她们跟那个拉手风琴的男的在一起，是因为镇政府也想办一个文艺宣传队，以便响应《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刊登的“国务院关于春节期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宣传慰问活动的通知”精神，并且要把这个精神进行举一反三的贯彻，不仅要在春节期间加强宣传慰问，还要在日常加强宣传慰问。
我很感谢张惠的那个淡绿色本子。多年以后当我在烟台昌厚里外婆家的祖屋里开始写这个小说，母亲的笔记本给我提供了许多最原始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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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悲剧之始（1）
一
小贾叔叔不仅会吹口琴，还会拉手风琴，还能即兴作词和编曲。他围着磨盘拉手风琴，或者吹口琴，屋子里荡漾着高贵的、淡淡的忧伤。
镇政府大院和医院里的孩子开始跟着我和杨雪，挤到爷爷家的院子里，看小贾叔叔吹琴或拉琴。他很友善地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个地编进歌曲里，他们听了之后兴奋地像一群麻雀。
我看不起他们的兴奋。我远远地站在他们后面，看天，看停在电线上的麻雀。麻雀们喜欢凑热闹，叽叽喳喳地谈论着，猜测着这帮孩子集中到一起究竟是在干什么。等他们玩够了，一哄而散之后，我就一个人站在小贾叔叔门前的台阶上，倚着门框，看着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专门为我编了一首歌。
我有时也到爷爷家去。爷爷自己一个人过，他会做各种饭菜，做得比母亲做得还好吃。爷爷笑眯眯地看着我吃，抽着烟袋锅。吃完饭，我有时会钻到爷爷的被子里，在温暖的炕上睡一觉。
冬天，雪下过了，爷爷院子里扫得很干净，我蹲在露天厕所里看墙头上的雪。露天厕所四边是石墙，上面有一圈白色的积雪，松松的，风一吹，它们就纷纷扬扬地飘落。阳光很好，雪絮上面有若隐若现的彩虹。看完彩虹，我就低头看我的手，它们像两个冻坏了的地瓜，每个关节都长着冻疮。
我正出神地看我的手，小贾叔叔忽然进来了。不用抬头我也知道是他。巨大的慌乱和羞怯让我无地自容，恨不得变成一只蚂蚁钻到洞穴里去。小贾叔叔说，林雪在啊，转身走了。
我不明白我当时只有七岁，明明还是个孩子，却为什么有那么深的羞耻感。别的孩子还在频繁地玩过家家，男孩女孩好几个混在一起，垒房子，造家具，还要假装生病，当医生的孩子把裤子从生病的孩子腰上褪下来，露出屁股，用从医院里弄来的废针管，装模作样地给他打针。而我早已经不参与这种游戏了。
我在厕所里磨蹭了很久才出来，小贾叔叔倚在门框上，说，林雪，你过来。
我不敢看他。他拉住我的手，看我的手背，然后让我进屋，拿出一盒润肤霜，仔细地给我涂抹手背，最后，他把那盒润肤霜放进我的衣袋里。
那晚我失眠了，母亲就躺在我旁边，但我没告诉她今天小贾叔叔看到我的屁股了。我拒绝在深夜里回忆那一幕，却又不自觉地频繁回忆它。张惠紧紧地抱着我，她温暖柔软的手搭在我的臀部，因为睡梦中的某些情节偶尔轻微地动一动。我不知道她梦里有些什么人和情景。
二
知青们组织了艺术团。母亲当时留下了几张照片夹在笔记本里，她们站着扇形队列，肩上搭着小提琴，怀里抱着手风琴。母亲把一只口琴放在嘴边，她美丽优雅地撮着嘴唇，刘海整齐，脸很光洁。
由于要学口琴，张惠和小贾叔叔的接触变得光明正大起来，部队和艺术团建立了互帮互学关系。艺术团空前地火爆，他们编了很多歌舞，快板，三句半，后来甚至唱起了京剧。她们买了戏服，母亲穿着戏服亮相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惊呆了。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才贴切，漂亮，美丽，这些词都很庸俗。
母亲和小贾叔叔的接触多了，让父亲很不高兴。他对制造一场破坏蓄谋已久，终于在一个晚上成功实施。那天晚上，张惠让我给小贾叔叔送一个葡萄糖瓶子，她把它洗刷得很干净。冬天，我们家里睡的是火炕，但部队统一睡行军床，而且屋里没生火炉。母亲说，告诉小贾叔叔，把葡萄糖瓶子装上热水，放在被窝里，暖脚。脚暖过来了，身子也就暖了。
第四章 悲剧之始（2）
而我坚持让母亲跟我一起去。母亲很想去，我知道。小时候我经常这样讨她的好，因为我喜欢她，甚至崇拜她。
母亲在脸盆里倒了水开始洗脸，用一块她平时舍不得用的香皂。她用手指在脸上轻轻地滑来滑去，对着一面雕花镜子，还把刘海撩起来，露出光光的额头，问我，有没有皱纹？那一年张惠二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