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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火烈鸟” 是8月25日进入哈尔滨的，刚一进哈尔滨，她就被敌人跟踪了。
那天，她到达哈尔滨时天已经黑了。她挑了一家日本人开的旅店住了下来，打算天亮后，再跟国际远东情报组织哈尔滨站负责人接头。
第二天，天刚亮，她便起身离开饭店。当时，她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中国上流社会青年，穿了一身中国式男装，大大方方走出旅馆。刚走出不远，她就觉得身后有尾巴，她敏锐地意识到，自己被跟踪了。她机警地叫了一辆黄包车，刚上车，身后的尾巴也上了一辆黄包车。这更加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她悠闲地坐在黄包车里，耳朵却时刻注意着身后的尾巴。当黄包车路经一个有轨电车站时，恰巧来了一辆有轨电车。她把车钱悄悄塞给车夫，突然跳下车，上了有轨电车。她刚上车，有轨电车便开动了。她的举动来得太突然，而且动作隐蔽又迅速。致使后面跟踪的尾巴，竟然没能反应过来，眼睁睁看着目标乘车而去。
为了不再犯类似的错误，“火烈鸟”只坐了两站便下了车，然后又上了相反方向的车。到了终点站，她又换了另外一路电车。最后认定，身后确实没有尾巴了，她才在南岗区的一个车站下了车。
她来到南岗区一个街心花园，这是专为她设置的一个临时接头地点。十分钟后，将有人和他接头。如果没人来，她便自动离开，说明此次行动已经取消。她找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悠闲地吹着口哨。她吹的是日本民歌《樱花》。大约十分钟的时间，一个俄国老头，留着挺长的胡子，嘴里也吹着《樱花》，从她面前走过。“火烈鸟”立刻明白，有人要跟她接头。因为，《樱花》是他们的接头暗号。
俄国老人在离她不远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坐了大约五分钟，便起身离去。俄国老人走后约有五分钟，她起身走了过去，坐在那张椅子上。她随便向四周扫了一眼，然后一只手在椅子下面摸了一会儿，摸到一个小纸团。她把纸团展开，看了一眼，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和接头人的名字。看完后，她把纸条塞进嘴里，吞了下去。
她走出街心花园，按着纸条上的地址，向一栋俄式楼房走去。进了楼，在一间很小的房间里见到了接头人，此人叫萨哈诺夫，是俄国人。
萨哈诺夫是她的直接领导，他长得高大魁梧，一脸络腮胡子。见了面，萨哈诺夫便向她交代具体任务。
萨哈诺夫说，从现在起你的代号就是“火烈鸟”，公开身份，日本歌伎。他把两个小本子和一张叠起来的地图放到她面前，说，这是为你准备的证件和大连市区图，火车票在里面。
“火烈鸟”立刻收起小本子和地图：我的具体任务？
萨哈诺夫：你的任务只有一个，炸掉日本人运抵大连港的十架飞机散件，大小共一百二十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她问道：需要我做什么准备吗，比方说爆炸物什么的？
萨哈诺夫摇摇头说：不可以，为了你能安全到达大连，除了必要的化妆工具外，任何爆炸物都不能带，连防身武器也不能带。
她不解地问：没有爆炸物，我如何完成任务？
萨哈诺夫说：大连有个叫小岗子的地方，那里有个露天市场，你所需要的东西在那里都能找到。你是经过国际特工组织严格培训出来的专业特工，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
“火烈鸟”离开那栋俄式建筑时，已经接近中午了。她找了一家日本餐馆，简单吃了点便饭，然后上了去火车站的有轨电车。到了火车站，她登上去长春的火车。为防止敌人跟踪，她必须先到长春，第二天再由长春转乘开往大连的火车。临上火车前，她又找了一家小旅馆，呆了有一个小时。在那里，她把自己彻头彻尾重新包装了一番，当她再从旅馆出来时，她已经不再是个中国上流社会的青年男子，而是个地地道道，穿着日本和服的日本女人。
在去往长春的火车上，她仔细研究了大连市区图。她没去过大连，要想熟记大连每一条街道只能靠这张图了。长期的特工生涯，使她养成了看地图的习惯，而且过目不忘。当她看完了这张地图，大连的每条街道和地形，都已经印在了她的脑子里，尤其是码头周围的街道更是闭目犹在。她还特别留意了“小岗子”在地图上的具体位置。当火车快进长春站的时候，她把看过的地图撕成碎片，抓在手里，伸到车窗外，张开手，纸屑犹如天女散花，随风洒向空中。这一刻，她突然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向她袭来，沉甸甸的，压得她透不过气起来。这样艰巨的任务突然压在她身上，一时她还有些不适应。毕竟休眠了很长时间，又是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按照她的想法，应该有一个适应过程。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她必须强迫自己尽快进入角色。
在没接受任务之前，她就想到了此次任务的艰巨性。不然组织上不会突然启用已处于休眠状态的她，从遥远的东京把她调过来，去完成这项爆炸任务，而且是赤手空拳。
由此，她想到了一年前，东京站也曾调出一位特工。他叫张烈。张烈是同她一起来到东京站的，在来东京站之前，他们就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站上有严格的纪律，其中一条就是，本站内男女特工之间不准谈恋爱。为此他们只好暂时终止了恋爱关系，把他们之间的爱恋之情深深埋入心底，在心里默默地互相祝福，用目光互相鼓励。后来张烈调走了，一走便杳无音信。至于调往何处，是死是活，站里无人知晓，就连站长也不知道。就算站长知道了也不会告诉她，因为这是纪律。张烈走的那天，他们都没有流泪，只是用深情的目光注视着对方。他们都看懂了对方，她祝他一路顺风，他让她等他归来。如今她也走了，像张烈一样，站里无人知道她究竟去了哪里。
临行时，萨哈诺夫似乎对她有些不放心，严肃地对她说，此次任务关系重大，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卖组织。任务虽然艰巨，但必须完成，如果需要的话，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萨哈诺夫的话，让她很反感，她立刻打断他的话，说，我是为祖国而战，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甘心情愿，用不着谁来说教。
眼下，她首要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怎样保护好自己，只有有效地保存自己，才能完成爆炸任务，这是先决条件。可现在，连一支防身武器也没有，何谈完成任务。因此，到大连之前，她必须要为自己搞到一支防身武器。二是爆炸物，这是完成任务的关键。爆炸物的制造，对她来说并不困难，在国际特工组织培训时，是必修课，苏联教官亲手教过她。配方虽然简单，可到了大连，能否找到配方里那几样东西，还是个未知数。
“火烈鸟”挎着一个花布包袱，算是随身行李，上了开往大连的火车。上了车，她没把包袱放在自己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而是放在斜对面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这样，她不用抬头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行李，使她的行李始终控制在自己视野范围内。这个花布包，对她来讲很重要，可以说胜过她的生命。她在化装方面很有研究，装谁像谁。花布包里是她全部的化装物品，没有这个花布包，她将寸步难行。所以，她必须看好这个花布包。
她放好行李，刚回到自己的坐位，就上来一位西装革履的日本人，坐到她的对面。她用余光扫了一眼，此人看上去很年轻，有点*倜傥。也许是职业的习惯，她突然冒出一个怪念头，想对这个日本人做一番审查，兴许对此次行动会有帮助。她在东京呆了三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和日本人交流不成问题。
于是，她便和这位日本青年攀谈起来。在交谈中他告诉她，他叫冈廷惠三，是大连满洲制丝株式会社的财务主管。她也告诉他，她叫山村佳代，去关东州看姐姐。在接下来的闲聊中，她问你们制丝社一定很好玩吧？他就告诉她，我们那里有纺纱车间，还有印染车间，然后又告诉她怎样把棉花纺成线，又如何把纺好的线染上各种颜色。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当她听到“印染”两个字时，心就动了一下。
因为她设计的爆炸装置，其中有一种化学试剂，他那个印染车间就应该有。从这开始，她便沾上了这个日本青年，便对他一见钟情，有了爱意。冈廷惠三对她也有了好感，顿时相见恨晚。
大和田依旧站在办公室的沙盘前。此时，他的抓捕计划已经有了雏形。他的基本思路还是想用抓捕“放火团”的老办法，但有些细节还需要进一步商榷。虽然抓捕“放火团”的计划是他拟定的，但具体实施都是他手下人做的，详细经过他也不甚了解，比方说抓捕这些人的具体地点，他就不太清楚。弄清具体地点，这对下一步抓捕“火烈鸟”是很有帮助的。由此他就可以推测出“火烈鸟”到大连后大概的藏身地点，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不至于让“火烈鸟”牵着鼻子走。大和田思考问题一向很有耐心，想得也很细。他与他的前两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此。于是他想到了王贵。
他唤来卫兵，让卫兵把王贵叫到这里来。王贵就是在破获“放火团”时，他以重金收买的十几个汉奸中的一个，现在是便衣队队长。此人很能干，破获“放火团”，他是忠实干将之一，立下汗马功劳。其实，大和田最瞧不起这种人，在他看来这种人没有骨气，见利忘义。在金钱面前，他可以出卖自己的祖国，出卖自己的同胞。一句话，只要有钱，他可以出卖任何人。今天出卖他的同胞，日后也可以出卖他大和田。可为了日本帝国的利益，他还必须利用这些人。有时他也想，假如没有这些汉奸的帮助，大日本皇军发动的这场圣战，还能打到现在吗？说不定这场战争早就结束了。
时间不大，王贵来了。王贵诚惶诚恐地站在大和田面前，似老鼠见猫。大和田让他靠近沙盘，指着沙盘，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说，王队长，抓捕纪守先，便衣队是在什么地方抓的？
王贵赶忙立正，满脸堆笑，指着沙盘里一个地方报告：在这，石道街贫民区。王贵说话时，大和田脸上突然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这倒不是他对王贵的回答十分满意，因而才笑，而是觉得他说话的声音很搞笑，因为王贵是公鸭嗓。
尽管大和田从心里瞧不起他，说话的声音令他恶心，可毕竟他还需要他，至少现在还有可利用的价值。王贵天生是个当汉奸的料，在这方面他很有天赋。当时就是他毛遂自荐，自告奋勇带领汉奸队潜伏在劳工中间，充当眼线，最终致使“放火团”全军覆没，他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次抓捕“火烈鸟”， 大和田还是想采取以中制中的办法，为此他又想到了王贵。
他又问，邹立升的、赵国文呢？王贵又指着码头的位置说，在寺儿沟，红房子劳工宿舍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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