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自己对市场的判断，而不能偏听偏信任何所谓的内幕消息。
摩天大楼指数——如影随形的经济危机（1）
作为一种以巨大的经济力量为支撑的建筑物，摩天大楼常被民众和政客视为展示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标志。有些经济学家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摩天大楼的出现，特别是摩天大楼的纪录被刷新，往往预示着经济即将衰退。
“高楼建成之日，即是市场衰退之时”，这是德意志银行的证券分析师安德鲁？劳伦斯于1999年发表的判言。2006年2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在北京召开全球经济会议，其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卢埃林向我国客户提及“摩天大楼指数”的预言。卢埃林称：“如果全球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那很可能会在2007年或2008年。”他的理由是2007年和2008年分别是上海世界金融中心、香港的联合广场第七期以及在世贸大厦遗址上新建的自由大厦完工的时间。
雷曼的首席经济学家预见了2007年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但却不曾想到，雷曼的百年基业正是在这场危机中化为泡影。对于经济而言，摩天大楼是荣耀还是诅咒？其与经济危机之间是否真的存在这样密切的联系呢？
1999年，安德鲁？劳伦斯经过研究验证了摩天大楼与经济危机的关联，并将这种关联称为“摩天大楼指数”。每一幢刷新世界纪录的摩天大楼的崛起，往往都伴随着经济的衰退。自20世纪初以来，全球共出现了四轮摩天大楼热，而每一次，都伴随着经济危机或金融动荡。1908年，美国纽约的胜家大厦竣工，将世界第一高楼的纪录刷新，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纽约大都会人寿大厦建成，再度刷新了世界第一建筑的记录。但在这两座摩天大楼建造中的1907年，由于农业收成的季节性因素及货币、信贷的周期性因素共同影响，加之一家受全国银行系统管制的银行拒绝向一家未接受管制的信托机构结清资金，从而导致金融恐慌，其结果银行遭储户挤提，出现了银行危机，引发了美国经济史上剧烈的一次经济萎缩。
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转好，证券市场再度空前繁荣，民用、商用房产建设高歌猛进。这期间，三座刷新纪录的摩天大楼先后兴建。纽约的华尔街40号、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相继于1929年至1931年的三年中落成，但随之而来的不是新的繁荣，而是空前的大萧条。在经历了被美国人称之为“黄金时代”的２０世纪60年代强劲、持续的经济繁荣后，纽约的世贸中心和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开始兴建。1972年和1974年，两座再次刷新世界纪录的摩天大楼相继落成，随后，全球经济发生了严重滞胀。在这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中，最先恢复的是东南亚地区。２０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亚洲经济高速增长。1997年，全球最高建筑的桂冠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双子塔摘得，而同年东南亚地区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2007年，浦东环球金融中心再度刷新摩天大楼世界纪录时，又与近7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不期而遇。摩天大楼与经济危机的关联如此密切，很难用巧合来理解，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经济危机总是与摩天大楼如影随形呢？
首先，人性使然。人性当中有盲目自信的一面。具体体现在对客观事物认识不足，偏执于对事物的主观看法上。劳伦斯把他发现的经济危机与摩天大楼的联系称为“百年病态关联”，但此类现象，在人类社会中又何止只存在了百年。以史为鉴，我们不难发现，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此类现象早有体现。商朝兴盛时，纣王兴建造鹿台，引得民怨四起最终于鹿台*；清代鼎盛时，乾隆帝大举修建园林，导致国力衰落最终丧权辱国。这些表现形式与当今有异，但究其实质并无不同。其真实原因，都是一些人心态膨胀、盲目乐观自信，以致作出大量力所不能及的决定。最终，经济能力无法支撑，政治也就陷入混乱之中。与此对应，虽然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变化，但人性的弱点仍然存在。在经济经过持续稳定发展之后，一定会有盲目乐观的情绪，夹杂着对利益的渴望，使更多的人做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比如，引发当前这一轮全球经济危机的美国次贷危机，其形成的直接原因，就是太多人盲目乐观于经济现状，本身不具备偿还能力而举债消费，再加上一些利益中介的推动，从而引发全球的经济衰退。而摩天大楼的建造者，也存在基于对经济周期的不客观评估，以经济现状盲目对未来进行判断，加之利益链条的牵引，致使一座座摩天大楼的崛起，成为一把把打开衰退之门的钥匙。而且，创造新的高度纪录，本身就是一种好大喜功、自我膨胀的表现，这种心态中所作出的决定，通常是高失误概率的。所以，摩天大楼与经济危机相联系的内在原因可见一斑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摩天大楼指数——如影随形的经济危机（2）
其次，利益推动。在商业行为中，逐利是前提条件。在经济繁荣之前，通常有一个低利率的过程，这也是经济向繁荣周期转化的一个先决条件。而在经济繁荣的过程中，利率相对于人们对于未来收益的预期来说，一直都是低的。所以，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利益传导途径，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利益链条。经济的繁荣和相对较低的利率，对土地价值和资本成本有着直接的影响。因为经济繁荣，土地的需求和对未来的预期就会提升，再加上较低的利率自然会使资金涌向土地资源，从而提高土地的价格。尤其是在大都市的中央商务区，由于土地价格本就处于高位，且经济繁荣对其的需求会使其价格持续攀升，以致给人地价只涨不跌的错觉。高昂的土地成本，会让开发商更倾向于对有限的土地面积进行更充分利用。那么在土地价格和房产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提高建筑的高度是一种看似可行的赢利方式。同时，由于对资产价格的评估，使金融机构有理由为此类项目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撑。再加上经济繁荣期的低利率和高业绩，刺激企业规模扩大，也使企业更倾向于在市场相对集中的区域，使用更大空间的办公场所。在土地价格、企业需求和资金支撑三个因素所构成的利益链的作用下，可以刷新世界纪录的摩天大楼计划，就应运而生了。
就像日有昼夜、季有冬夏一样，经济也是存在景气周期的。任何商品的价格，都会受到供需关系的影响。否极泰来，盛极而衰，低廉的利率、膨胀的需求、上涨的资本价格，以及大多数人盲目乐观的心态，所集合产生的“黄金状态”构成了摩天大楼的需求，但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摩天大楼的建造，少则两三年，多则三五年，而这种黄金状态的持续性远不能延续这么长的时间。在繁荣时期异常兴旺的新兴行业和金融行业是摩天大楼的主要追捧者，而这些行业由于资本高度密集，所以也是受经济周期影响最为直接、受危机影响最为深重的行业。
所以，通常是在经济已经步入衰退的时候，摩天大楼才刚刚竣工；在它真正投入使用的时候，经济很可能已经深陷困境。这就导致了经济危机总是与摩天大楼的兴建如影随形，也常使全球第一建筑成为逝去繁荣的纪念碑。
“摩天大楼指数”可以成为投资者判断经济周期的依据。当摩天大楼的纪录再被刷新时，证券投资者应警惕起来，适当调整所持有的头寸，但并不急于立即减仓，因为市场的非理性会有一定的持续过程。对于这种情况，只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就可以了。之后如果通过其他的依据证明经济已经步入衰退周期，并且股票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回调迹象，则应考虑果断减仓或离场。
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按照正常的经济周期，资产价格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此时从股市中退出，可以先持币等待房地产或其他资产的投资机会，之后考虑在经济景气周期重新到来的时候，再将此类资产变现。
事实上，“摩天大楼指数”并不适合作为最终决策的依据，它的意义，更多地在于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反常规的思维方式，为世人敲响了警钟，使人们可以更理性地进行投资。
在“摩天大楼指数”的启示下，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适合作为判断经济周期和未来运行方向的依据的指标。比如，证券新增开户数、新增货币供应量等，这些可以通过媒体直接获得的数据，也能够辅助投资者进行决策，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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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抓住投资的时代机遇（1）
甲地是一个落后的山村，交通与信息都非常闭塞。后来村子里面发现了铜矿，于是A公司在取得了铜矿开采权之后，修建了公路，雇用了大量村民开采铜矿。A公司向村民支付的工资很少，虽然可以保证村民温饱，并比村民此前耕种土地获得的收益要多，但与外界相比，仍然远远落后。于是，一些与外界进行过沟通的村民开始外出打工赚钱，而留在村子里继续采矿的工人的地位越来越低，因此，就有了更多的人想外出打工。由于村子里劳动力越来越少，做其他的生意也赚不到钱，所以外界几乎没有人愿意到这个村子里面来。10年后，铜矿开采尽了，村子里面一些有点钱的人也离开了村子，村子里只剩下废弃的铜场，村子变得更穷了。A公司认为失去了继续经营的意义，也离开了甲地。
乙地与甲地的情况接近，也是一个发现了铜矿的落后山村，但取得了开采权的B公司支付给村民的工资比较高，而且高于外界打工的工资水平。于是不仅村子里的人不想出去打工，就连邻近村子的劳动力也愿意来B公司工作。同时，村民的收入高了，也有了消费的需求，于是餐馆、浴室、影院、理发店等陆续开张营业。由于工资水平高、生活便利，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涌入乙村。于是B公司抓住这一机会，开办了金属加工企业和地产公司，兴建了学校。虽然铜矿的储量在不断的开采中一天天减少，但乙地却越来越繁荣富裕，铜矿也不再是乙地唯一的经济支柱。
我们可以从上述两个故事中看出，足够的劳动力资源和劳动力所产生的消费，会直接对经济起到支撑的作用，使经济处于繁荣的态势之中。
中国自古就重视劳动人口对国家经济的推动作用。管仲辅助齐桓公时极力鼓励人口增加，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促使青年男女早婚早育。孔子更明确地坚持“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的观点，鼓励增加劳动人口。这一切都可以用一个现代经济学名词来加以诠释，就是“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适合劳动年龄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形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阶段。据统计，近几年我国每年可供给的劳动力增长量达千万，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达，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新生儿数量减少，少儿抚养投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降低，老年人多数有多个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也相对较小，整个社会呈现出家庭及社会保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