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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的使馆区，特别是有月亮的夜晚，从酒吧街里喝够酒，离开了喧闹烦嚣的人声乐声，和朋友悠悠地往亮马河边上走去，终于可以沉淀下来，说点心事。月光照着，将沿路的树影叶影，在地面上织成了或繁或简，或密或疏的暗花图案，像是条华的月光地毯。人在上面走着，有着暗暗的，受宠的幸福感。
一日深夜，工作完后坐车经过三里屯使馆区，人行道上每隔着一段距离，也像站岗似的，立着一个姑娘。有的还穿着短裙，在冬天寒冷的风里瑟缩着。突然有一种想为她们送杯热茶的冲动。一路想着她们和背后不远处的警卫，两种守望，各是种什么样的心情？
日光里的三里屯酒吧街，素面朝天。那一个个紧挨着在夜里声色炫目，散光发热的魔术盒，此时只是平常不过的道具。上场的角色也换了一批。人行道上以急拍子走过的，目不斜视，形色匆匆的各色路人；有眼里嘴上带着另有意涵的表情看着家家窗内的人；另有一种，便是嘴里不停叨念着“DVD？CD？”的卖碟的人。
酒吧里的客人通常也只有两种。一种才从夜里的放纵或沉睡中醒来的，将自己在慵懒的日光放松和加温的人，眼神飘忽不知所终；一种则埋首于眼前桌上成垒成垒的碟片中，眼神专注地干着体力活。
夏日周末你在工商银行边上的餐厅KK外边的小庭院吃中饭，总能看见各式各样，各种年纪肤色的情侣，夫妇，一家人。一周的繁重工作之后，这些人在狂欢和睡饱休息之后，以他们最轻松适意的姿态，在酒吧街上的阳光下自在招摇。
午后，你可以在银行边上那个书报摊买几本杂志周刊，到对面的酒吧门前打好的伞下坐定，叫杯巴黎水看书，以及不时走过的美男美女，看着随着日影移动椅子。然后你总会碰上不只一个熟人，然后他们总会停下和你说两句。然后你会觉得有些寂寞有些烦，有点清闲有点热闹。而当太阳渐下时，你便可以收拾好买单，然后回家去准备灯火初上的那个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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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马克西姆第一家法国餐厅
The Maxim；s Restaurant
The First French Restaurant
文李海鹏
图何经泰
在北京摇滚乐告别马克西姆餐厅走向地上之前，这个地处繁华的显赫餐馆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庇护着以金属杂讯和长发为特征的北京摇滚生活。
1983年，在刚刚买下它的设计师皮尔 · 卡丹看来，北京无疑是重要的，他是先在北京开设了分店，然后才把餐厅开到了伦敦、纽约。在古老的北京的繁华地带突然出现的马克西姆餐厅依然保留着巴黎式的骄傲，门脸不大，外观看上去并不气派，但内部却有着绝对精致的情调。看到黑白两色的小汽车在那无边的自行车流中显赫地驶过，皮尔 · 卡丹曾说，“再也找不到更神奇的场景来放置这神奇的餐馆。”
在法国，这“神奇的餐馆”的全套装饰都列在国家《历史文物名册》之中。著名匠人亚历山大 · 布鲁塞设计并打制了铜质花藤、叶饰等，镶嵌在餐厅的大门、立柱和镜框上。在装着彩色玻璃的窗户上，靠着柔和的光线衬托，一条两岸开满美罂粟花的小溪，早早地预示了后来才大面积流行的奢靡、柔软的现代气氛。
马克西姆的北京故事也许会是它所有故事中最有张力的一个。它的优雅华贵并没有完全同化身处其中的人，在上世纪的###十年代，在最经常出入马克西姆的摇滚青年当中，流行的是以“戏果”、“飞”、“黑馒头”、“死磕”、“扒带”这样的辞汇为符号的街头文化，而那些温文尔雅者反而并不习惯马克西姆。
另一方面，北京摇滚在这个根据地里所做的一切，没有让他们顺着音乐理想亲近民间，却形成了一个奇怪的贵族化倾向。“摇滚并不接近人民，摇滚只接近马克西姆。”
但是毫无疑问，马克西姆餐厅为愤怒或惆怅的年轻人提供了摆脱平庸生活的场所。他们得到了马克西姆餐厅，得到外交人员大酒店、国际饭店、国际俱乐部，但并不是坐下来享受鹅肝酱，也不准备类比上流社会方式，而是过上了波希米亚式的、亨利 · 米勒式的、反体制化的生活。在生活方式上，北京摇滚圈全面地向下、向下，恰恰背反着马克西姆餐厅的价值指向。摇滚的西方特色与马克西姆餐厅的契合被注意到了，但摇滚的平民化与餐厅的贵族化的矛盾却被一时忽略了。这由误会造成的恋爱，终于因为了解而分手。
从1979年起北京摇滚走过了漫长之路。比拟地说，这是一条从马克西姆餐厅走向三里屯、走向郊外的路。如今在马克西姆餐厅，出现更多的是情人、食客，而不再是另类价值观的执著者。出现在其中的人们打扮时髦但并不惊人，远离了北京摇滚之后，它开始回归为那家由法国移植过来的优雅餐厅。
马克西姆的法餐的正宗精细不受摇滚乐的去留的影响。尽管世事变迁，但花三百块钱吃顿晚餐还是值得的，因为它仍然是马克西姆餐厅，可以让你觉得自己是坐在巴黎皇家大道上观看着窗外的北京。
99 莫斯科餐厅红星照耀的餐馆
The Moscow Restaurant under Shining Red Stars
文李海鹏
图廖伟棠·陈政
如果只看外观，它高大雄壮地向整个建筑群中心的红星蔓延过去，不加掩饰地张扬着共产主义国家特有的威慑力量。但在内部，它却是过去一两个时代中北京年轻、时髦和优雅的生活的象征。当昔日的银盘子里盛装着乌黑的鱼子酱，在它尚未被修改的雪花顶下，曾萦绕着来自北方的哈恰图良。
在它的拱形门上方写着：1954，莫斯科餐厅。
餐厅坐落在酷似圣彼得堡海军总部大厦的苏联展览馆的西侧回廊上。1954年“苏联建设和成就展”期间，它为苏联专家提供伙食。展览结束后，莫斯科餐厅对外开放，赠送餐券，宗旨是“为中央服务，为政治服务，为宾客服务”。
俄罗斯特有的用面包发酵制成饮料葛瓦斯冒着气，被穿着布拉吉鱼贯而行的服务员端上餐桌，这是50年代的经典场景，也是莫斯科餐厅最绚的时光。毛泽东、周恩来和彭真等中共领导人都曾到过莫斯科餐厅。能有机会到莫斯科餐厅来的大多是有过留苏经历的知识分子。这里的水杯外面还套有一个银托，牛肉由精雕细琢的铜罐盛装，而黑鱼子酱四块多一份儿，只有一两二，却又咸又腥。有些人不懂得拿它抹面包，但宁可忍受着直接吃掉，也不愿失去礼仪和尊严。
那时大厅中那四根巨大的雕刻有各种花草动物形象的铜柱还是黄澄澄的，走出餐馆，立刻就可以到电影厅去看苏联电影，比如《蜻蜓姑娘》。
1965年，老莫的窗前暴雨将至。第二年红卫兵进了餐厅，上了桌子。类似的事件几次出现，老莫终于停业了。起司、鸡卷，都消失了。从1966年起，莫斯科餐厅的俄式菜厨师开始做烧茄子和京酱肉丝，为了接待串联红卫兵，厨房用铲车铲饭。
餐厅停业了一段时间。1968年莫斯科餐厅的重新开业成为一件让另一批年轻人冲动的盛事。文艺青年已经在崇拜梵高，暗中流传着聂鲁达，到处都是细细的潜流。“文革”期间猝然败落的家庭的子女不约而同地把老莫当作一个缅怀失去的世界的场所。这些年轻人聚集在老莫，把这里当作电影上看到的冬宫的映射，把青春身体中萌发的激情当作理想。后来超出北京范围、广为全国所知的老莫，事实上正是由这些年轻人“创造”出来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组1993年在老莫拍摄老莫，两场戏，拍摄了两个晚上，餐厅供应炒饭和红菜汤。在众多到老莫来拍摄的电影中，只有它使其真正地进入青春和历史的档案。
或许老莫本身就是典藏青春的会所。就像老莫保留的一张老照片，那是1957年11月，从喀什到北京读大学的阿伊明与朋友一起来到莫斯科餐厅，享受了红菜汤、罐闷牛肉和莫斯科烤鱼。餐后他们到电影厅看了场电影，是匈牙利的《2＋2=5》。最后他们拍了照片。对照这张照片，会发现一切与今天一样。北京展览馆的尖顶把红星举向天空，而在它西侧回廊上的，始终是一家共产主义的青春的餐馆。
100 四合燕子飞翔的所在
Outside Courtyard Fly Swallows
文徐淑卿
图陈小
就在前两年，繁殖力旺盛的星巴克，悄悄的在紫禁城的一个院落卖起咖啡来。庄严古典的紫禁城弥漫着洋人的咖啡香，像话吗？在舆论的口诛笔伐之下，星巴克与人为善，克己复礼的回到王府井，不再越筒子河一步。
为什么紫禁城不能卖咖啡？当你看到卖矿泉水的、卖胶卷、卖小点心的，星星点点散布在故宫四处，你可能会浮现这样的疑问。如果说咖啡是洋人的玩意儿，那小卖部里的“可口可乐”又怎么说呢？唉，这个问题太复杂，为了避免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说起，还不如实事求是，如果你真想来杯咖啡欣赏故宫久已远去的辉煌，其实有个远比在紫禁城忍受人来人往更好的去处，那就是位于东华门边，隔着筒子河与紫禁城比邻而居的“四合”。
“四合”开设于1997年，老板是华裔美籍律师李景汉。他买下四合院的一角，经过整修之后，一楼成了西餐厅，二楼则是可以吞云吐雾的雪茄房，地下室则是著名的“四合苑艺廊”。别小看这占地不广的艺廊，它帮许多中国艺术家办展览、印画册，还为他们在画廊的网站做宣传，使得这里成为中国艺术家被西方认识的重要管道。
如果说“四合苑艺廊”是中国艺术家走向世界的前哨站，那么“四合”整体来说，也像曼哈顿高级餐厅延伸到北京的一个据点。它以一个王朝才有的富堂皇为背景，让置身其中的尊贵客人能够以不可思议的距离，贴近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紫禁城，当然消费者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尊贵的。
就在一个“感谢主，今天是星期五”的夜晚，我一个人来到“四合”用餐。之前我曾听过关于“四合”许多的传闻，包括菜单只有英文，大多数的客人都操持英语，显示优雅的风度和教养，以及账单会令你心跳加快等等。
这些传闻夸大了“四合”的洋腔洋调。比如说，菜单其实有中文版，而领班虽是老外，但是“这份菜单送给你”这样简单的中文还是会的。不过就价钱而言，的确非常与国际接轨。以我当晚所点的食物为例，我点了一个前菜“什锦生菜沙拉配地中海凯撒汁”四十五元，汤“烤西红柿汤配酸奶油和泰辣酱”四十五元，主菜“煎三文鱼配冬笋蕊，青蕃茄酱汁和果味芥末酱”一百八十五元，外加一杯白葡萄酒六十二元，最后算上百分之十五的服务费，一个晚上就可以花去普通市民四分之一的工资。
这样的价钱合不合理，可就难说了，食物好坏人言言殊，但是偌大的北京城，还能找到比“四合”更华的背景吗？背景，是了，这才是“四合”让人恍惚迷醉，愿意一掷千金的关键。当周五、周六晚上，紫禁城的灯光一打，东华门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