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什么类型的房子跟社会责任感、跟道德完全没有关系。人民是一个政治的概念，是政治家的问题。我在这个社会当中扮演的角色是商人，作为国家领导，关心的当然是人民，我在这个社会当中扮演的角色是商人，商人没有人民，商人就是客户，商人要做的就是把客户伺候好。这是一个对应的概念，商人对应的概念一定是客户。所以，体现商人社会责任的标准是税收。
如果一定要通过财富和价值来给商人和公司排榜定位，我认为至今还缺少一个税收榜，这个税收榜不是某个人或机构的评比，而是根据缴到税务局里的真金白银。2003年，我们公司是全中国房地产公司里缴税金额的第二名，北京第一名，但今年应该是全国第一名。
税务局的人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是第一名，问我有没有什么感想。我一点感想也没有，排到第几我不在乎，我知道我没有给政府少缴一分钱的税，也没有多缴一分钱的税，缴的税都是我应该缴的，爱排到第几就排到第几，但是在税收上没有人跟我攀比。
在对财富的看法上，第一，我还是挺喜欢财富的；第二，喜欢归喜欢，我还是把这个东西看得比较淡，有钱了，吃饭、穿衣、教育、医疗，这是对自己的好处，同时还可以帮助别人做一番事业。有了钱，就让我一定要穿名牌衣服、开好车，我觉得比较怪，也觉得没必要财富是满足生活，不是炫耀生活。
有人说我作为一个商人，肯定天天算计着怎么赚钱。其实，我对钱没什么规划。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我的两个妹妹寄完，剩下的全放在我床铺的绿垫子下。当时住宿舍，一个房间里面住着三四个人，有一个烟鬼，有时候抽烟没有钱了，就从我床垫下拿一点钱，然后跟我打一声招呼，“潘石屹，我从你那里面拿两块钱，买一包烟。”现在的钱比较多了，但我的钱一直是财务在管理，就一个账号。前一段时间广发行叫我过去，要我搞一个真情个人理财卡。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自己的账号里到底有多少钱。要办这个卡，我才问财务部，让他们给我查一下账，看看还有多少？结果是卡里有25万，我能动用的现金就是25万。在家里面钱是张欣管，给阿姨发工资、买菜，都是她负责。
前段时间胡润非要把我往富豪榜上排，我说这是市场经济，如果我没有这么多钱，你把我排上去，我会觉得不舒服，那是打肿脸充胖子；如果我赚钱了，我也希望能上去，热爱财富，并不丢人。所以，榜的关键不是钱，而是真实性怎么样。如果真正有那么多钱，现在是市场经济，通过这个榜让人们去尊重财富，是一件好事情。
另外一个比较热闹的是慈善榜，通过捐款的多少给富人们排个名。其实，慈善榜本来是倡导人们要有爱心，这也是非常好的。但慈善是什么？就是不管捐的多，还是捐的少，可能是一个收入非常低的工薪阶层，也可以从每个月的工资拿出一小部分来捐；如果是收入比较高的，或者是老板，做的事情当然有可能更多一些。这是一个社会应该倡导的风气，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做的。可是，现在把慈善榜搞得有点过分，让我常常想起当年中国流行的打鸡血。抓住一只公鸡，抽一管血，打到人的身体里面。在我看来，慈善应该是人发自内心的，而不是捐了这些钱，要上榜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目的。
实际上做慈善事业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而且是一个特别艰难的事情。我给一所学校捐款，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够对外宣传，否则我就不给。第一年给了一笔钱开始建学校，建完了说要装暖气，我想也是，说四层楼房都盖完了，哪能还再烧炉子不行，那就装暖气；接着又说电力不行，要出一笔钱装电；电装好以后又说暖气的水得用泵抽进去，不能用水桶来回烧暖气，所以得解决水的问题，又得打井。实际上，回馈社会是一个工作，不是一次给一笔钱，就再也不管了。要做，就要把它做好。
上次万宝龙给张欣颁了万欧元，我们决定再凑上个几百万，成立一个基金会，用来奖励中国的年轻建筑师，甚至不一定是年轻的，只要是优秀的建筑师，都可以奖励。中国是一个大规模建筑的时代，这个时代能不能留下好的东西，最关键的不是取决于民工建的质量好坏，而是取决于设计。设计的好才能留下来，设计的不好，民工建得再结实也留不下来。当时大家讨论的时候，有一点矛盾，我觉得如果是奖励为我们服务的建筑师，这个基金会就变成了自家人的事情，自家人的事情还搞得这么浩浩荡荡的，不靠谱；如果是奖励为别人服务的建筑师，不等于奖给竞争对手了吗？后来再想想，人不能这么狭隘，建筑只有好坏，同样不能分彼此，竞争对手的作品好，如果是任志强做的，我们就发给他。这个基金会的评委是独立的，评的是中国人，但水平一定是国际化的。我们把这个钱交出去之后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最后负责任的，是评委会委员和主席们，评上谁就是谁。
链接：中国房地产还差最后一个排行榜
文/潘石屹
70年代初，我们村子里所有人家的婚丧嫁娶，我都知道。我们村子的人把婚丧嫁娶一律叫“事情”。不管谁家有“事情”，别人家都要出一份钱，并派人去吃一顿饭。我父亲从来都不参加这些活动，都由我代表去参加。每次去我都是拿着一块钱，交给“事情”的总管，这人在一张纸上写上我父亲的名字和金额，喜事用红纸，丧事用白纸。交了钱就开始排队吃饭，常常可以吃到一大碗有豆腐、粉条和肉的烩菜，当然肉很少，尤其是对我这样大的小孩。大人说，担心长时间没有见过肉，身体吃出问题来。主食是一半玉米面和一半白面的馍。一块钱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相当于5斤小麦的价值，为参加这种活动家里常常得粜5斤小麦，如果再没有办法就去别人家借。但是无论家里如何的困难，这种活动是一定要参加的。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这样的活动？我还没有《新华字典》呢，一本《新华字典》也正好是一块钱。等我大一点了，慢慢地明白了，这就是交往，是捧场，是面子。
现在，年末年初房地产界的“事情”和活动很多，规模都很大。地点从深圳的锦绣中华到人民大会堂，人数从几十人、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这些活动有一项中心的内容就是发奖，最多的一次活动发了400多个奖。每次活动，我都像小时候去村子里参加“事情”一样的认真和虔诚。不同的是，一般这种活动你是不需要带钱去的，反正我没带钱去，不知别人是不是带钱去了。而且任何一个活动在你吃饱喝足了之后还能带回点小的纪念品。至于发什么奖一般人都不太认真，大家都辛苦了一年，同行在一起找个由头聚一聚，给主办者捧捧场而已。
但是我们的同行任志强是办什么事都绷着面孔很认真的人。有一天，张宝全高高兴兴地抱着“苹果社区”的奖杯走下来。任志强冲着他喊，你的“苹果社区”规划还没有批，土地出让合同还没有签，房子还没有建，怎么就开始获奖了呢？张宝全很憨厚的一笑，没有回答。我对任志强说，何必认真呢。任志强说，孩子还没有从娘肚子里出来，就开始获奖了。细一想，任志强话丑理端，说得有道理。
2003年赶上了房地产的好年份，我们的销售也火了，全年销售了33亿元。但是在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登记的金额仅有30亿元，其他的几个亿，有些是刚签的合同没有来得及去登记，有些是缺登记的资料。按房管局的规定，只有登记的合同才算是生效。从今年初开始，我们就把建外SOHO销售的有关数据放在我们公司的网站上，确切的金额是亿元人民币。我自己查了北京市房地产交易所的官方网站，建外SOHO应该是北京市楼盘销售的第一名，第二名在房地产交易所的网上登记的是20亿元。但是突然有个房地产公司在许多媒体上说，他们是销售第一，是销售冠军，销售金额有亿元。我们的员工听了这个消息很生气。我说，不要生气，我们当第二不是挺好吗，何必要当第一？千万不要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争第一，这样做有百害而无一利。一定要记住：“吹牛是要上税的。”
中国的房地产有各种的排行榜，风云人物、创新、影响力、推动力、操盘手等等，十大、五十强、百杰、名盘、名人、名企……但是中国房地产还差最后一个排行榜、一个真正衡量对社会贡献的榜——税收排行榜。
我不赞成城市建设中分穷人区和富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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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总：您好！
在新浪网上看到了你关于在新城市建设中要把穷人区、富人区分开的观点，也看到有许多网友们参加了讨论，我认为这样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它关系到未来我们城市发展建设的指导思想，也关系到未来城市中每个人生活得是不是便捷、舒适。
今天上午，我在新浪网上看到，你的观点得到了45％的支持，42％的反对，还有一部分观点不明确。同时，新浪网还把我的一篇博客文章《世界上还有亿人晚上饿着肚子睡觉》放到了支持你的观点这一栏中。其实在这篇文章里，我并没有呼应你提出的观点，更没有对你的观点表示支持或者反对，但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还是有一些想法，我一直以来都是很不赞成在新的城市规划中做功能分区，把穷人区和富人区分开这些观点的。
中国古代的城市面积都很小，人们在这座城市中生活，大部分都可以自给自足，对外界的依赖要比今天少得多，所以就有了北京城里“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说法。解放后，北京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还是依据《雅典宪章》，把城市按照功能进行分区，参考的样板是英国大伦敦地区和莫斯科的城市规划。但从今天的现状来看，这两个被参考的样板也都走了弯路，犯了错误。
前不久，我们公司请来了伦敦市市长的规划顾问Richard Burdett。他说，伦敦正在检讨他们当年按功能分区规划城市所犯的错误，现在正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补救这种错误。其中一项措施就是修一条地铁，贯穿泰晤士河五次，把历史上形成的不同的功能区：穷人区、富人区、商业区、工业区通过地铁更好地融合起来，只有把不同的功能融合起来，不同阶层的人融合起来，才能解决目前大城市遇到的最大困难——交通拥挤的问题。我偶然在一份资料上看到，北京解放初期的规划学习的样板正是伦敦和莫斯科，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划发展，几十年之后，我们遇到的问题将和现在伦敦遇到的问题一样：交通拥挤。
几年前，也有房地产发展商提出他们建的是富人区，我想，这可能只是房地产发展商为了吸引客户打出来的广告而已，如果真正按这种指导思想去建设城市，一定会重复几十年前的错误，会让未来的交通更加拥挤。当我对这些房地产发展商提出我不同意这些观点的理由时，他们反问我说：“你愿意穷人家的小孩划你的奔驰车吗？”我告诉他们说，我从来没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