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
1949年12月17日，新疆军区和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人疆部队和三区革命民族军及新疆起义部队在迪化会师，举行了联合入城式。彭德怀、张治中、王震等莅临检阅。
1950年1月7日，彭德怀副总司令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做《关于西北工作情况》报告，宣布西北已全部解放。新疆方面，人民解放军已进驻新疆全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已飘扬在祖国最远边疆帕米尔高原。
军垦第一犁
和平渠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母亲河”。从乌拉泊水库滚滚而下的渠水穿城而过，形成了一条宽阔的绿色长廊，渠水灌溉了周围垦区大片农田。
和平渠最初在1947年由国民党军队始建，但没建成。1950年初，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的王震得知这一情况后，下令驻疆部队建成和平渠，造福各族人民，并指示水利工程师樊宝兰编制工程概算。
按樊宝兰的工程概算，25公里长的主干渠，需要7000多立方米石料，这些石料从30公里外的采石场运到工地需要汽车100辆，2万加仑汽油。
可在当时，既没有100辆汽车，更没有汽油！王震笑着说：“好办，没有汽车，我们有‘拖拉机’！”樊宝兰大惑不解，当时拖拉机比汽车还稀缺。
王震当即动员部队赶制爬犁，第6军一夜之间拆掉了盛世才（国民党时期新疆政府主席）时期一座监狱的钢筋栏杆，仅10天的时间，就制作了1000多只爬犁；第17师的49团也赶制了1400多只。
是年2月初，正是新疆最冷的时候，第6军修建和平渠的部队进入工地。在三甬碑至安宁渠的路上，几千名指战员排成“长龙”利用冰冻的路面，从天山脚下拉着爬犁往工地运石头。战士们肩挂绳索，弯着腰，拖动装满石头的沉重爬犁，肩上被绳索勒出了血痕，脸上滴着汗珠，眉毛上结满了霜花。樊玉兰看得目瞪口呆，赞叹不已，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军队，这是奇迹，天下的大奇迹。”
2月21日，王震偕第6军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张贤约、第17师师长程悦长等来到工地，和战士们一起每人拉着一只装满石头的爬犁，行进在大军之中。这天，乌鲁木齐全城轰动，各族市民倾城而出，争相观看，他们没见过这样的军队！没见过这么大的“官”！纷纷议论：“胡子司令（指王震）这么大的官，还拉石头，真稀罕！”
一些起义的战士非常受感动。他们说：“国民党军队里，当官的是老爷，当兵的是奴才，官大一级压死人，共产党的军队官兵一样，上下平等，司令、军长、师长都拉石头，我们有啥说的，只有加油干！”
开始拉石头，往返10多公里，一天可拉4个来回。后来，向北延伸，越拉越远，最远的时候，一天要往返70多公里。为了赶在化冻之前把石头运到工地，部队开展拉石头竞赛，许多战士早上出来，怀里揣上2个凉馍，拉着爬犁，一路小跑，就是累了也不敢休息，因为衣服里边大汗淋漓，停下来，身上的汗水就要结冰；有病、体弱的战士装卸石头，送水煮饭，无人甘心落后。
乌鲁木齐市人民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他们说：“盛世才时，年年征收‘振兴水利费’而贯穿迪化城（既现乌鲁木齐）的迪化河，年年泛滥成灾。解放军来了节衣缩食，拉石头修渠，这事儿办到我们心坎上了。”一些政府机关和市民、农民赶来了马车、牛车、六根棍车和解放军一起拉石头修渠。
许多维吾尔族老人每天自发地来到路边，提着茶壶，端着茶碗，给战士端上热气腾腾的茶水。有些战士中午回不去营房吃饭，买馕充饥，卖馕的维吾尔族老大爷坚持不要钱，战士们把钱留下就跑。后来，几位卖馕的老人商定，减价1/3专门售给拉石头的解放军。
一种馕两个价，一时传为佳话。
1951年5月1日，凝聚着解放军汗水、流淌着军民友谊的和平渠建成通水，这是当时乌鲁木齐最大的水利工程。
第八章 回忆回顾
罗元发在六军
提起1947年，对中国革命历史略知一二的人，都会知道发生在那年初的著名的延安保卫战。
延安，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心脏，是革命的圣地。
延安保卫战，是毛泽东面对十倍于我前来进犯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以主动放弃坚持了十多年的延安为代价，从而开始实施“蘑菇战”，牵制国民党数十万军队于西北，拉开了国共双方在西北战场决战的帷幕。
延安保卫战，为我军造就了一批著名战将。罗元发，就是其中的一个。
罗元发，这位1929年参加红军的老战士，时任西北我军主力之——教导旅旅长。就是他，率领这支有红军基础的英雄部队，在金盆湾，抗击无论兵力还是装备上都远远优于我军的胡宗南部队的攻击，战斗持续了7天7夜，有力地保障了毛泽东和党中央从延安城安全撤离。
罗元发，也因此有“铁脑壳”之誉而扬名。
1947年初，蒋介石把目光投向了西北，投向了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
按原定计划，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准备于1947年3月在南京召开。会上准备对国共内战近一年来的形势进行检讨。蒋介石清楚，国民政府军这一年来，在全国战场的表现极糟，为了有个好的交待，扭转全国战局，从而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蒋介石决定发动对延安的进攻。
对于在全会召开之前攻占延安，蒋介石自信是很有把握的。一则，在延安的共军不过2万来人，而他在西北的部队有三四十万之众；二则，他十分看中由他一手扶持起来的同乡且“铁杆”兄弟胡宗南的能干和忠诚。有这样两个因素，岂有不胜之理？！
倘若攻占延安成功，将极大提高全军士气，提高他本人和国民政府的威信，同时，还能提高政府在国际上的威望，他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参加届时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把算盘珠子拨得“哗哗”响。
于是，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紧急召见“西北王”胡宗南来南京。
胡宗南坐飞机从西安出发，于当天下午4点在蒋的官邸见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告诉胡宗南，必须于3月10日对延安发起进攻。
蒋介石之所以选定了3月10日这一天，是因为他获知，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将在这一天在莫斯科开会，会上要讨论中国内战问题。进攻延安，可以向四国外长表明，中共已被国民政府彻底击败。
蒋介石问：“陕北作战有把握吗？”
一向好大喜功且又善于体察蒋介石心思的胡宗南，当即表示：“请领袖放心，陕北作战有绝对把握。”
胡宗南的表态不能说是即兴胡说。早在1946年5月间，为了向主子表忠，也为了他自己的威望，他就拟定了攻占延安的作战计划，只是蒋介石没有同意，而未能实施。
因为有此基础，胡宗南立即拿出了进攻延安的计划：将其主力分成二路，右兵团由整1军军长董钊率3个整编师，占领临真、金盆湾等地，沿金延大道两侧，向延安攻击前进；左兵团由整29军军长刘戡率2个整编师，占领富县、茶坊、甘泉等地后，协助右兵团，以闪击行动迅速攻占延安，后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共军主力，共动用15个旅，14万余兵力。同时，调集上海、徐州飞机94架助战。发起进攻时间为3月10日拂晓。
蒋介石批准了这一计划。
胡宗南向蒋介石表态：“三日内攻占延安。”
蒋介石好不得意，庆幸自己有伯乐之才。
3月3日，胡宗南回到西安，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备战中。
3月7日，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密电，令其将进攻延安的时间推迟3天，因为当时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
3月9日，胡宗南从西安飞往洛川前线。
10日，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军队如期到达宜川、洛川一线。
11日上午，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会上，他对众将领说：“领袖授命我们进攻延安，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根据地，大家要不负领袖重托，奋勇作战，建立奇功。”
胡宗南信心十足地说：“三日之内占领延安。只要占了延安，共军就得过黄河。”
下达作战命令后，胡宗南让秘书熊汇荃拿出随身带的古典小说，读了起来。
然而，令胡宗南实在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切行动计划，均被他的秘书熊汇荃这位我党派往胡宗南身边的地下工作者，秘密而又及时地报告了我党中央。
两军还未开战，就注定了胡宗南难逃失败的命运。
面对汹涌而来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毛泽东及党中央作出的反应是：主动撤离延安，留一座空城给胡宗南。
延安的军民想不通。
毛泽东说：“我送你们十六个字：‘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要想透里面的道理。”
同时，毛泽东作出决定，中央不过黄河，留在陕北，意在牵制胡宗南部队，并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逐批加以消灭。还决定由彭德怀指挥在陕北的2万余解放军，实施统一的作战行动。
就这样，紧张而有序地从延安撤离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就这样，抗击胡宗南攻占延安，以掩护中央和延安人民安全撤离的任务落在了罗元发的教导旅身上。
罗元发从来没有感到肩上的担子如此之重。他再一次想起一年多前与毛泽东会面的情景。
那是1945年6月16日下午4点，罗元发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要找他谈话。
他当时的心情十分激动，虽然曾几次见过毛主席，亲自聆听过他的报告、讲话，但毛泽东单独找他谈话还是第一次。
他乘一辆卡车，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地枣园。
毛泽东招呼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后，微笑着问他：“要你到教2旅去工作，今天特地找你来谈谈，看你还有什么意见。”
罗元发回答说：“本来我是想回前线去。朱总司令、聂司令员和彭校长都给我谈了话，我现在想通了，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
毛泽东点点头，说：“好，这样好。其实想回前线，这想法并不坏。不过，我们边区虽是抗日后方，但也是前线，我们不能老唱‘空城计’。”
毛泽东接着说：“抗日战争就要胜利了，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往何处去？这个我们得好好想想喽。这次军委决定调几个旅回陕北，就是根据当前形势决定的。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胡宗南带着几十万大军在磨刀，我们不磨刀是要吃亏的，这叫有备无患嘛！”
在谈到当时部队情况时，罗元发汇报说：“在部队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打败小东洋，回家种地忙。老婆娃儿热炕头，小日子像蜜糖。”
毛泽东听到这儿，将手一挥说：“大凡天下事，总得两厢情愿唆！你要过小日子，蒋介石愿不愿呢？他现在把胡宗南的几十万人，摆在延安大门口，这是干什么呢？是帮我们守大门吗？还是想窜进来捞一把呢？我看他们是不安好心喽！”
说到这里，毛泽东点上支烟，脸上显出严肃的神态，接着说：“所以，你们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一面训练，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