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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凌晨1时多，冀南军区情报科向军区报告，发现日伪军异常集结。天亮以后，又发现敌人已经大批出动，并与19团激战。西面、北面均发现大批日伪军在机械化部队配合下行动，并不断地有飞机盘旋、扫射。
上午10时左右，军区机关和区党委、行署机关及各部队，汇集到12里庄一带。这时，日军已经占领了12里庄北面的几个村庄，并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向我军前沿部队冲击。
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形势异常严峻。原来，这就是日军蓄谋已久的“4。29铁壁大合围”、也称“4。29大扫荡”。
战后获得的敌人情报显示，这是日军在华北作战纲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出版的《华北治安战》一书披露，1942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在所属兵团参谋长会议上制定了《关于肃正作战计划实施纲要》，为消灭冀南、冀中和晋冀豫地区的抗日力量，分别制定了“12号作战”、“3号作战”、“C号作战”计划。在冀南地区实施的“12号作战计划”，由华北方面军直接指挥，不仅要彻底消灭冀南地区的抗日力量，同时，“兼起佯攻牵制的作用”，以掩护5月开始的冀中作战（3号作战）和晋冀豫作战（C号作战）。对中国文化深有研究的日本军方，从中国兵法鼻祖孙武的著作里就知道“兵不厌诈”的道理，因此，把这一行动策划得十分诡秘，以“假计划、假命令、散布流言”等迷惑、欺骗八路军，要求各部队作战命令一律用口头传达，不准见诸文字，同时对各级指挥官、参谋事先集中进行教育、训练，研究“清剿”、“合围”的战役战术以及搜索捕捉的办法；要求参加合围的各部队，进行准备工作时，选择距离合击目标较远不宜被发现的地方进行；准备就绪后按统一命令，夜间迅速而隐蔽地接近八路军驻地，然后发起突然进攻。
为了实施“12号作战计划”，日军共调集了3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师团共1万余人及大批伪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统一指挥。驻山东济南的日军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也带领部队增援，亲自到临清指挥从山东省调集的部队。日军在坦克和飞机的配合下，对冀南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企图一举消灭冀南党政军机关和主力部队，彻底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直到日军实施这一计划的时候，八路军也没有发现。
敌人共搞了两个合围圈：一个是以武城北武官寨，12里庄一带为中心，重点合围冀南军区机关、7旅、群众团体、学校等等；另一个是以邱县东目寨、摇鞍镇一带为中心，重点合围第4军分区和新4旅、四区地委和专署等地方机关。
新4旅副旅长杜义德正临时分管四分区。当时，杜义德随771团驻邱县北大省庄召开团党代会。4月28日晚，刚由大省庄一带移驻马头镇西南的聂柚村。29日凌晨1时，当军区情报科发现日伪军夜间异常集结时，部队仍然没有预料到情况的严重性。军区宋任穷政委正在太行区参加会议；陈再道司令员和王宏坤副司令员在部队检查工作。在军区机关的只有参谋长范朝利和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当天凌晨，新四旅侦察科长也向旅部报告，南面邱馆公路上有枪声。那时，根本没有料到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铁壁合围”，还以为这是日军的一般性“扫荡”。紧接着，11团也报告邱馆公路上的敌人已经与南面部队交火。正午过后，形势更加严峻。敌人已经占领12里庄北面几个村庄，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疯狂向八路军前沿部队冲击。敌机在上空盘旋扫射。不仅新四旅，冀南军区机关都已陷入日寇的“铁壁合围”。
各部队实施紧急突围。
是日，狂风大作，尘沙飞扬，平原大地，天昏地暗，仿佛一条黄龙从天而降，日伪军吓得目瞪口呆，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
杜义德见状，命令部队立即行动，争取时间。突围部队在骑兵先导下，跑步前进。快到邱馆公路的时候，杜义德觉察到已经接近了敌人的合围圈，便命令大家以两路纵队快速前进。昏天暗日之中，敌人无法出击，只是从据点里盲目地向四周进行射击，机枪子弹像旋风一样，擦耳而过。当八路军马队冲出重围时，敌军才察觉到八路军已趁机突围，急忙用火力封锁。但是，杜义德已经及时指挥部队进入道沟，避开敌人的火力，向外突围。各部队被截断的部分后续人员只好就地分散隐蔽，趁风沙弥漫之际，分路分批辗转北移，寻隙突围。
杜义德则率领771团继续向马头镇方向突围。这一次，日寇的“铁壁合围”十分严密。在马头镇，部队再次遭到合围与敌人的堵击。密集的弹雨，象铺天盖地的蝗虫一样，啸叫着迎面扑来。激战中，一颗敌人的炮弹“嗖”的一声落在杜义德的坐骑边。说时迟，那时快，杜义德从马背上一跃而下。战马被炮弹击中，一块弹片扎进他的左大腿内侧。杜义德咬牙拔出弹片，鲜血立即染红了军裤。旁边的战士赶紧用绷带给他缠大腿。杜义德不顾疼痛，沉着地指挥部队进行还击。当时，主力部队的弹药也是十分有限。杜义德命令部队，节省弹药，用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尽量等待敌人逼近以后拼刺刀。眼看担任合围阻击的日寇越来越近，杜义德一声令下，率先挺起刺刀，跃到鬼子面前。只听到一阵“平平、旁旁”的响声，和双方的喊杀声，拼杀得尘土飞扬。杜义德瞪圆了眼睛，大喝一声，扑向鬼子。想不到对方也格外的凶猛。挺着枪刺扑上来。“呀”的一声，刺刀已经向杜义德刺来。杜义德毫不胆怯地用刺刀挺上去。毕竟腿上带伤，已是迟了一步，鬼子的刺刀已经刺到杜义德身边。杜义德回手使劲一拨，鬼子的刺刀又割破了杜义德端枪的左手。顿时，鲜血喷涌而出。杜义德忍着疼痛，往前一跨，大吼一声，已经把鬼子吓住了，再挺枪刺向鬼子的胸口，把鬼子生生地干倒在地上。他从倒地死去的鬼子衣服上撕下一块布，咬牙缠住手上的伤口，又扑向下一个敌人。经过紧张的格斗，杜义德带领部队压倒了阻击的敌人，冲过封锁线，硬生生地在日寇的合围圈子上撕开了一道口子，使后续部队也全部突围成功，转移到曲周东北地区。
想不到，新4旅机关和旅直属队在旅长徐深吉率领下向东北摇鞍镇转移时，却不幸陷入了合围圈。徐深吉不顾个人安危，命令11团迅速向南突围，自己指挥10团2营杀开血路，掩护旅直属队人员向东突围。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率骑兵杀向敌人，不幸中弹牺牲。集中到旅部准备去延安学习的原10团团长陈子彬、原11团政委桂承志，也在突围中牺牲。新4旅在突围中虽然歼敌200余人，但是，却也伤亡了300多人。
各路合围之敌，每到一处就一村一村的“清剿”，一户一户的搜捕，用各种残忍的手段杀害八路军伤病员和干部、学生、无辜群众。在摇鞍镇，我军突围后，敌人一次就杀害了40多名被抓的干部和群众。在姚尔庄用刺刀挑死5名无辜的群众。但是，还是有许多抗日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干部和八路军伤员。
经过了这次大“扫荡”，新4旅也吸取教训，决定把部队分散活动，以便对付敌人的突袭和“扫荡”。
1942年，是日寇在华北军事行动最疯狂的时期。敌人华北方面军为了实现“确保华北、先保平原”的战略意图，在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4。29”大“扫荡”的同时，调集5万多日伪军，由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从5月1日起，对与冀南接壤的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式大“扫荡”，也就是日军华北方面军1942年《肃正作战计划实施纲要》中的“3号作战”计划。紧接着，又对冀南进行“铁壁合围”，被称作“6。11”大“扫荡”。
就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1942年6月，杜义德担任了冀南2军分区司令员，指挥全区军民进行反“扫荡”斗争。
冀南地处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缺少山区那样有险要地形可以利用的自然条件。而且，既没有森林，也没有湖泊，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除了“青纱帐”（夏季高粱、玉米长高以后）起来的时候可以隐蔽活动外，其他季节部队的活动就很容易暴露。根据地被分割后，日伪军碉堡据点林立，目标十分显露。有的村庄偏远一些，距离敌人的据点也只有5公里左右，近些的村落，可以说，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差不多抬头可见。敌人随时可以组织实施进攻、袭击。尤其是敌人的快速部队，顷刻间可以到达攻击目标，给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带来很大困难。我军几乎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可能与敌人发生战斗。1942年，冀南部队及地方武装共进行大小战斗2500余次，平均每天7次；1943年的2月里，28天就进行了大小战斗270余次，平均每天9次，随时都会有战斗发生。战争的残酷和激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为了避免损失，杜义德有时候也只是带小部队活动。有一次，杜义德只带领了1个排的战士出去行动。仍然碰上了敌人的“扫荡”。只好拼死突围。那一带没有“青纱帐”可以躲避。结果，只有警卫员和2名战士跟着杜义德突出重围。
坚持冀南抗日根据地，本身就是一个艰巨而困难的任务。杜义德常常用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来鼓励部队坚持斗争。他说：“我们第2军分区要成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堡垒。”
但是，怎样才能躲避敌人的突袭呢？为此，杜义德要大家集思广益，多想办法。最初，游击队和群众把靠近敌人据点的村落进行改造，堵塞敌人可以进出的通道，另外开辟隐蔽的出路。后来，又把村里的一些院落贯通，便于撤退或者进攻，并在适当的地方搞一些隐蔽的射击口。
7月流火季节，杜义德带领军区的小分队和部分干部在村里活动，正在和村干部开会，附近据点里的敌人突然出动。“嗖、嗖”的枪声，掠过村子上空。
杜义德正在听取村武委会主任的汇报。听说敌人突然包围村子，杜义德拔出手枪，命令部队准备作战，掩护村干部和老乡突围。随行的军分区干部汪乃惶说：“司令员，我们对突袭的敌人不摸底，不如立即撤退。”
杜义德生气地说：“都像你那么怕死，遇上敌人就跑，还算什么八路军。”汪乃惶委屈地说：“司令员的安全重要，还是想办法跑出去。”杜义德更火了，大声呵斥说：“往那跑？跑你个鬼！老子打仗从来不怕死。准备战斗！”
一场拼命流血的战斗迫在眉睫。村武委会主任对杜义德说：“司令员，我带部队占领有利地形。”于是，由武委会主任带路，杜义德一行紧跟，东转西转，穿过曲折的院落，一溜烟儿已经到了村后。那儿并没有敌人伏击，不远处就是一片望不到边的青纱帐。武委会主任握住杜义德的手说：“司令员，你们从这里撤退，敌人是例行‘扫荡’，并没有发现部队，群众也不会有问题。我马上去村里安排群众。”说完，硬把杜义德推过村边的最后一道土墙。杜义德无可奈何，只好率领部队从村后撤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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