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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去中国处理银行业务，专程去了一趟东北长春。那儿的变化简直是太大了。日本人没建成的协和大街，现在变成宽阔美丽的人民大街，街心正开放着金灿灿的黄玫瑰，似乎在欢迎我的到来。
股东年会中曾有人攻击我喜欢中国姑娘，其实他说得并不完全。我喜欢所有的中国人，他们的肤色不象我们这么白，但柔和；他们的气质柔中有刚但不奴颜卑膝；他们长得细腻纤
巧，有韵味。也许这就是我喜欢蓝爱兰的原因。
每天晚饭后，我总喜欢在桃花村寻找旧址，那儿盖起了一幢幢新楼，那灰白色的小洋楼没有了，也许是拆迁了，也许是淘汰了。可惜桃花盛开的季节已经过去，我徜徉在桃树丛中，已是落英遍地了，我的心境未免有些惆怅。
中国的外事旅游部门还是办实事的，当我在长春足足等了十二天，他们终于为我找到了她。可惜她住在鸭绿江边的小镇上，那儿是中国和朝鲜的边境，因为要签署边境通行证，我这个美国人是不能去的。
我们通了几次电话，想请她来长春宾馆见面。她坚决不见我，她忘不了我抛弃她的痛苦，她记恨我为了父亲哈罗德银行的财富而埋葬了我们的爱情。她只告诉我一句话：您有一个女儿，她是个有成就有作为的舞蹈家，名字叫蓝冬。但是她也不想见你……
我失望地离开了长春，告别了绿树如云的长春城，告别了落英遍地的“桃花村”，告别了金灿灿的黄玫瑰。临上飞机时，我洒下了几滴老泪。真是万万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
见到自己的亲生女儿。在美国，父子、父女之情本来十分淡漠，流落街头的孤儿增多最能说明这一点，而我却能如此爱怜蓝冬，只能有两点解释，一是因夏娜的事让我的确内疚，二是对蓝冬的爱寄托着对鸭绿江边那个女人的情。
趁着他们股东之间正激烈辩论时，我走到蓝冬的座席上，问她是否不舒服？是否累了？她笑了笑说，很好。她喜欢听这个会，尽管许多话她不懂，但大概意思她懂。她说，她对有人
拿夏南作文章表示遗憾。她说着，环视了参加会的所有人，人们也都在望着我们。
回到董事局主席的席位上，我迅速地给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写了一张条子，内容是这样的：
主席我很遗憾他们竞卑鄙地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特别是利用我的女儿做文章，又正值我女儿患精神病的时候，对此我很难过。我的清白您了如指掌。我建议不要再扯了，应该马上投票
伊夫林？斯特津
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弗里德雷克获胜了，因为会场上追随他的人很多，可惜，他们都是小股东。要知道，哈罗德银行共三干六百八十多股，而他弗里德雷克仅十八股，他能左右决议草案的通过？真是笑话！
弗里德雷克一再地阻止执行主席投票表决的动议，结果还是没有得逞。
经过投票表决，执行主席宣布：弗里德雷克的两项决议草案得到的是占股票总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反对票，被否决。
而我作为董事局主席，自然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顺利通过。
全体与会人员起立为我的胜利鼓掌，包括弗里德雷克在内，也向我发出友好的微笑，但他那笑是惨淡的。
蓝冬也站起来用劲鼓掌。在记者的闪光灯的映照下，她那笑脸是何等的美啊l真象她的母亲蓝爱兰啊！
在事业上我是个强者，是个无可争辫的胜利者，在生活上我却是个弱者，是个失望者。尽管我占有过许多个女人，但是我却失去了蓝爱兰那颗水晶般的心。所以说，我是强大的，强大得可以使美国西部地动山摇；我也是虚弱的，虚弱得在孤独中甚至失去了信念。
曼莉华：
于雨来了，他显得很沮丧，甚至于有些羞涩。我以为出什么事了，原来是关于暑假期间打工的事。所以我客气地对他开了个玩笑，问道：“**党市长的公子跑美国来连书都念不起，还得靠捞外快补贴，不怕人家笑话？”
他坐在我房间客厅的小沙发上，显得有些局促不安，端着我给他冲的那杯咖啡，喃喃地说：“反正这儿没人认识我，国内的人也不知道……”
“不知道？”我站在地中间，用小勺搅着杯子里的方糖，鄙夷地说：“哪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把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界限划得很清，劳力者把劳心者视为高尚，而劳心者也把劳力者视为可耻。所以，我接触的许多大陆来的人，在观念上总把留学时做工视为羞耻，似乎留学生就应风度翩翩、专心致志地念书，因为留学生是要准备做“人上人”的嘛！
岂不知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年轻人最崇尚的是自给。他们感到自给是光荣的。学生假期做事，是必须的，不论穷富都是如此。因为美国孩子是在充满物质又或的环境中长大的，为了满足其与年岁俱增的物质欲望，做事赚钱几乎成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更主要的是，美国是个移**家，第一代的人都是白手起家，即使成了巨富，也要训练自己的孩子经济独立。连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和汽车大王福特的孩子都必须自己做事赚钱，你一个市长的儿子算什么！况且在美国，当官的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还不高。
看于雨那可怜样子，我不忍心再说下去了。我从书橱里拉出一摞报纸扔给他，说：“翻广告栏，看你喜欢哪一类工作，我帮忙为您联系。”．
他认真地翻着报纸，招聘广告真是不少，有建筑、搬运、清扫下水道等临时小工，还有饭馆等项计时工。一般来说，中国留学生最适合去中国人办的餐馆，彼此是中国人毕竟好讲话。所以，他选择了一家名叫“鸭绿江”的饭馆。
我替他打电话联系，老板以为是我要打工，每小时四元，我告诉他是男留学生时，他立即变卦了，说：“那不行，要是男的，我不需要，如果他要干，每小时只能给二美元。”
一听这话，气得我把电话摔了。
美国法定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三美元七角半。虽然非法移民可以少拿，也不能欺人太甚啊！
于雨看我生气的样子，他低下了头，继续翻阅着报纸，不出声。
突然，他停住了。呆呆地望着报纸，象发生了什么大事似的，口里喃喃地说：“真是她？！”
我趴在他肩膀上，望着报纸，只见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啥罗德银行股东们发难，斯特津否认女儿是晴富》。文章披露了啥罗德银行股东弗里德雷克提出决议案遭否定的过程，以及斯特津当众否定夏娜是自己晴富，而承认是自己女儿的事。结尾是这样写的：
斯特津运用手中巨额的股票数，否决了弗里德雷克的决议案，这体现了我们
美国以金钱多少衡量权力大小的国策。但是是佳话还是丑闻，事实是否认不了的。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夏娜的名字的确叫夏南，她现在住在康塞尔大街十八号海
伦医院五区十三号房间。她会用自己的遭遇为争议作出裁判的。
“康塞尔大街十八号，海伦医院？”于雨突然站起来，拽着我的手，说：“走，是她，那天我们已经见到她了。她住在我们对面的海伦医院。”
他抓起外套，对我说：“夏南，我的女朋友，她就在对面，我要见她，我一定要见她。”
看得出，他对夏南感情炽热的程度，但在炽热之中，似乎还泄露出另一种难言之隐。
随他去吧，有些话还是不问为好。我们乘电梯下楼后，横穿康塞尔大街，直奔海伦医院住院处。
住院处的守门人把那瘦削的三角脸朝天仰着，不屑一顾地说：“你们望风捕影，这儿哪有叫什么夏娜夏南的！上午来不少记者也找她，我说没有，他们不信。结果进去自己找，根本没这个人！他们也就走了。这不，刚才又来了一个中国女人……”
“让我们进去问问不行吗？”于雨用央求的口吻说。
“去吧！不怕上当，不怕麻烦就进去吧！。守门人继续仰着脸说，似乎他在对天上的什么人讲话。
于雨听说让他进去，似乎特别高兴，连声向守门人表示感谢。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儿，终于找到了五区十三号，门锁着。对面用英文写着“clinil（医务室）”的字样，于雨敲了敲，里面说：“请进。”
推开门，于雨站在那儿不动了。他象看到了一座巍峨的高山挡住了去路，所以需要思忖如何通得过；也象面临一片汪洋，他正在琢磨如何达到彼岸。
屋内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显得有些苍老的美国人，他穿着一身医护人员的白大衣，笑吟吟地说：“我叫马丁？巴德，是这里的院长。怎么，你们也是找那个叫什么夏娜还是夏南的？”
另一个是位大眼睛的中国女人，她穿一件藕荷色的连衣裙，手里拎着小手提包，看样子她正在和那个叫马丁？巴德的院长谈话。她看见于雨，两只大眼睛有些发直，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儿，突然激动地说：“您是夏南的朋友于雨吧？”
于雨也愣了，他盯着这位大眼睛的姑娘问道：“您怎么会认识我？”
“我？”那姑娘冷笑了。她侧过脸，不无骄傲地说：“我采访过您的父亲，批评过您父亲，批评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夏南争演女主角吉赛尔，批评过他以权谋私……”
“噢，您是记者程华？”
“是的。”
“那夏南呢？她现在在哪儿？”于雨急切地问。
“您找她干什么？”程华说着，那双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我，似乎在问，您是什么人呢？
于雨现在陷入迷惘之中，顾不得把我介绍给程华，我只好自荐说：“程小姐，我叫曼莉华，在玛丽夜总会做事，是台湾人。刚认识于先生不久……”
程华立即由对于雨的冷漠转而热情地对我说：“很高兴认识您，曼小姐。我是中国驻联合国记者程华，希望我们成为朋友。”说着，她掏出一张名片送给我。
“谢谢！”我刚表达对她的感谢。突然发现那位马丁。巴德院长要推门走，于是转身上前扯着他的袖子，对他说：“先生，有位中国小姐叫夏南的住在这里吗？”
“没有，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夏南。”他肯定地摇摇头，“不信你们随我去病房看去。”说着他走了。
“真是弥天大谎l我亲眼在这儿看望过夏南。她生了孩子，作了手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没了？走，随他去。”程华说着，随马丁？巴德去了。
马丁．巴德喊来一个女护士，对她说：“把病房统统打开，让先生小姐们看，这里有没有个叫夏南的。”
那护士手里拎着一串钥匙，不厌其烦地为我们把一个个房间的门打开，请我们看。
中国有句谚语说得好，一个傻子藏的东西，一百个聪明人也找不到。既然他不想让你看到夏南，那就不会让你找到。所以，我对他们大家说：“算了，不会有的，我们走吧！”
于雨愣愣地看着我，似乎在埋怨我不该说这话。
“我们另想办法，我想会有办法的。”
因为我突然想起了弗里德雷克。这个魔鬼神通广大，无孔不入。既然能对斯特津与夏南的关系了如指掌，难道他会！让夏南这活证据在手里飞走？他肯定会知道，也一定能知道。
方才，于雨听程华说，她在这儿见过夏南，说她生了孩子，作了手术的话肘，脸色变得苍白，看得出，他的内心正经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