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有了新的认识，回顾自己的“无知”，醒悟落到如此地步的真正原因。
记得有一次全县开展除害灭雀运动。当时大家只知麻雀吃粮食毁坏庄稼的一面，没有考虑到它同时也吃害虫，功大于过，硬把麻雀当“四害”之一，意图除尽灭绝。县政府动员所有城乡居民，要求在各家屋顶上敲桶打盆，呼喊追赶，使麻雀没有歇息的时候，最终从空中跌落下来，或赶到机场去，那里撒着大量毒饵等待着。为此县里还专门成立“灭雀指挥部”，统一部署。运动开始的第二天，我在上学路上，看到事情并不象宣传的那么热闹，许多居民没有行动起来，麻雀仍在各处欢快地吱叫着。
那时正值“整团”后不久，带着被“洗脑过”的想法，认为以前对政治运动不关心，如今再不能袖手旁观。抱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连夜写了一封信给县“灭雀指挥部”，指出这次运动还有“死角”，建议对没有行动起来的居民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比如扣押粮证，这是当年最流行的惩罚手段。想不到隔了两天，一位街干部到我家里来，说麻雀全飞到我们屋顶上了，我家成了麻雀庇护所，要赔偿麻雀所吃粮食的损失，就把我家的粮证带走了。我不知道这是普遍对待，还是因为我的“关心”，而得到“请君入瓮”的结果？当年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只想听恭维的话，任何对运动说三道四都成十足的蠢货，受到打击报复也是活该了。
又一件是离校前一天，出自对母校的热爱，对教育的关心，我又自作聪明写一封信给校长。感谢学校几年来对我的培养，同时以亲身经历和感受，以“整团”后自新者的态度，指出学校中还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特别是个别老师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希望校长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加强对教师队伍的改造和建设。这也是当时对知识分子提出的论调，通过“整团”，我深信不疑的。可是校长后来却对全校教师说：“最近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毕业生写来的。这个人表面上说关心党的教育事业，实际上是在污蔑社会主义学校，攻击党的领导。这个人在‘大鸣大放’中曾猖狂向党进攻，说我们拿立场压人，‘整团’后又不思悔改，继续玩弄资产阶级花招。说明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这种人就是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当我听到一位老师好心的转告时，心里一惊，校长又分明指的是我。这又是我一片忠心的下场。我不明白校长为何这样理解我那封信的动机？我更不明白，“整团”时大家批评我、指责我只读书不问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当我觉悟了，开始关心社会主义事业，不保留地把个人意见献给党，献给人民，以示对党对人民忠诚不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难道“整团”的真正目的，只是叫我凡事装聋作哑，不可随意说话，并不在乎我说的对不对。
看来有些人就是善于怀疑别人，“提高警惕”地把好心人当成阶级敌人来打。他们从来不敢去信任一个所谓有“问题”的人。照校长的推论，应该是我对党不满而积极“鸣放”，受整后必然心怀怨恨，伺机进行报复。所以我这种近于“反常”的举动，在他看来便是“狡猾”，“伪装”的表现，是“继续在同无产阶级较量”。
这是一种怎样的逻辑？一种由强调“阶级斗争”得出的结论，又不善于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知道因此坑害了多少无辜的群众。这种人片面地理解了马列主义，而习惯于用封建专制和家长式的观点来解释马列主义，忘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观念，更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
当时我越想越怕，越想越没有信心，甭说升学、工作，连活下去都有困难。我觉得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别人随时可以拿来吓唬我、打击我。“落取”之后象是进入一个“社会看守所”，我感到孤零无助，不知何处是尽头，等待我的只有岐视和侮辱。
这段折翼人生，对一个有志青年的打击是一生都抹不掉的。当然不可能人人都上大学。如果平等竞争，大家毫无怨言，要怨，也只能怨自己。而那种以所谓“政治条件”为前提的选取法，太伤人心了。人为地把青年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且是根据某些人的主观臆断，这太不公平了。这样的社会怎么还有进步的希望？那些被扼杀在土壤里的幼苗，比起被摧残的花朵，更加可怜兮兮，他们连一个成长的机会都没有。整个社会没有任何自由可言。
五、人生摧残——遭遇“开除”（1）
严寒的冬天过去了，安慰人心的春光歪歪扭扭地落在窗前的屋顶上，几只麻雀在阳光照不到的屋檐下钻进飞出，吱吱地叫着，墙头的小草还没有从冷凛的哆嗦中伸直腰来，转眼又到了秋风萧瑟的天气，才几时它又要枯黄。阳光也不知何时又跑到南边的墙上，那些麻雀再不能在阴凉里喜耍了。1958年我经历过的就跟季节的变化一样，只是滔滔的孟夏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度过，那灿烂的阳光已一去不复返。
“一向驶顺风船的不一定是好船夫，遇过风暴的才是真正的舵手。”我在“落取通知书”上写下这一句。
我开始想，“落取”也许可以成为我一生奋斗的动力。经过这样一次挫折，我将更懂得生活的意义。平平淡淡最终要感到乏味，不知人生还有苦痛的时候，这种人也就不知道怎样珍惜生活了。经过这样一次挫折，我将更坚定不移去追求生活中的目标，知道成功是没有止境的。在我们国家，也许上大学与不上大学处于同等地位，重要的是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如何。我相信自己无论在那一个岗位都能很好发挥作用，出色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如果一旦让我再走进校门，我更会以十倍的疯狂爱惜和享受来之不易的生活。
当时报纸上不断在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各地纷纷刮起一阵阵浮夸风，抛出一个个“高产卫星”，一天一个惊人的“奇迹”出现。水稻亩产可达六万多公斤，地瓜亩产有二十几万斤的，农民都说就是把田里的土拿去秤，也没那么多。可作为热血青年，我却深信不疑，再一次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激动不已。我开始从颓唐中恢复起信心，我从来不想落伍，认为关键还在于争取表现，干出一点成绩来，到水库工地去劳动，或搞一块试验田。如果能在试验田上同样抛出一颗丰产“卫星”，人们不知道将怎样叫我做总结报告，说不定组织上也会重视我，把我送到大学去深造，研究更深奥的问题呢！
是呀！只要痛苦淡漠了，难熬的夜过去了，我就又在幻想，又在希望，始终以积极向上的态度，把一切都看得那么美好。因为我是这样的诚实，这样的单纯；我又这样的热情，这样的有能力。
在当时一篇日记上，我认真检讨自己：
“与其哀怨终生，不如奋斗至死。应该切实参加到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当中去，认真观察冷静思考，这里面有许多我不懂的真理，有值得我学习一辈子的东西。问题不在干什么，当个泥水匠也好，做个推车工也行，一样可以创造生活，做出成绩。以前我并不喜欢这些，也没有认真去想过，让我来喜欢它一次，这绝不会丧失我的‘尊严’。
“不要把自己的一生埋葬在幻想和希望中去。应该及早确定一个可行的目标，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始终不渝地攀登。不可好高鹜远，眼高手低，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白白让美好的时光悄然遁逝，到头来落得空悲切！
“不要过分欣赏自己，把别人看得一文不值。劳动人民有能人，他们并不俗，比起不学无术的公子少爷，他们高尚了许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比别人高明，就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也看不到别人的优点。要知道，人家不说不等于不会，人家不做不等于是个傻瓜。自己受到赞扬，也不等于有了真本事。
“看书做事要有崇高的目标，不应为了在别人面前说笑打浑，为了在女人面前卖弄讨好，而去发展那种无用的才能。对女人的青睐更应慎重，不要以为对方嫣然一笑，含情一瞥，都在钟情于我，这太可笑了。”
这时，几位同学也从大学里不断给我来信，安慰我，帮助我。团支书还寄来几本有益的书。他们仍然把我看成是一个天资甚高的人，不相信我会因“落取”一厥不振，一再鼓励我来年要继续投考。
我已经意识到，一个人的所谓政治条件，比起他的知识、才能更为重要，可以说在当时没有“政治”就没有一切。我开始对“政治”产生了兴趣，从图书馆里借来不少政治思想教育的书刊。对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逐句精读，作出眉批和写上心得。因为能深入领会书中的含意，联系自己熟悉的东西，感到收获不少。我觉得一个人除了每天从食物上吸取热量，还必须在精神上不断得到营养，一旦对政治钻得越深、兴趣就越浓。站在岸上怕水冷，一到跳进水里，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乐处。（待续）
五、人生摧残——遭遇“开除”（2）
思想上有了一点武器，我又壮着胆子主动找街道委员会的街长谈心。街长很坦率，她不认为一个青年人会有什么大“问题”。她说：“当领导的不一定都对，对一个人的处理也不一定都是正确。不能因为领导的误解，不恰当的批评，就消极不干，应拿出行动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她叫我放掉思想包袱，到街政府来帮忙做点事，可以去民校教书。我欣然同意，精神上顿时轻松了许多。
所谓民校，其实没有教室，没有课桌椅，只是在一个宽畅的有路灯的地方挂一块小黑板，学员自带椅子来上课。学生都是一些中年妇女，也有上年纪的老太婆。我每天晚上给她们讲学习文化的好处，列举不会说普通话的难处，然后是识字教学。她们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对我的讲课感到满意，说了不少感激的话。为了上好民校的课，我牺牲了和朋友欢乐的时间，放弃了几部好的电影没有看。但我心里快活极了，甚至感到有点光荣，虽然这不算什么英雄行为，也没有当上模范。在我一生中，却是第一次用学到的知识去为人民服务。
街长又交给我其它的工作：如出黑板报，到居民屋顶上去，用土广播筒通知开群众大会或广播台风消息等等。有一次十二级台风登陆，呼啸的狂风夹着暴跳的大雨，在四处横行霸道，街上白茫茫一片，行人早已绝迹。街长却带领我们几个青年连夜冒雨在巡逻，帮助那些房屋破旧的居民转移到安全的地段。这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看到一个政府如此关心人民的疾苦。对那些爱发啰嗦的人来说，是一次有力的回击。
基层工作，面对群众，并不容易做好。有一天傍晚，党支书叫我带领二十位居民，赶去城外抢修一段缺口渠道。我们到了那里，已有不少人在忙碌，场面有点乱，好象没人在指挥，大家就散开各自干了起来。劳动了一会儿，有个人竞自作主张对大家喊道：“走了！”我以为是哪位干部要调我们去别的地段抢修，也跟在他们后面。到了公路上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