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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傍晚中队长收工回来，一见到我们就咆哮起来：“你们四个*呀！上午运一趟米，下午就得休息。这里是工地，不是疗养所。告诉你们，下次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这是不祥的预兆，果然风暴随之就来。恰巧第二天晚饭后，我们四个人到供销站买东西，回来晚了，正值中队长召集民工开会。看见我们立即大发雷霆，当着全体民工硬说我们“一贯自由散慢”、“目无领导”，威胁要在大会上“斗争”我们。
我心里难过极了，本是自愿来到工地，想好好表现一番，得到好评才回去，想不到弄成这种局面。
在中队长看来，知识分子被送到工地来的一定不是好东西。虽然书上和报上不会这样讲，但现实的确如此，中队里就有两位“右”派分子，是被街政府遣送来的，他们虽然在参加劳动，仍然受到管制，不许“乱说乱动”。
也许中队长早就对我们存有成见，这种成见一旦爆发出来，就会变为公开的对抗。听说在中队长的本子上就记着我的名字，不知他把我看成是一个怎样的人。有时一个人的好坏，不是由自己的行为来决定，而是要看单位领导对你的印象如何：他说你不错，你就成了“好人”；他对你不满，你就会变成“坏蛋”。
从此我的生活再也不愉快，担着一份心，不敢有丝毫怠慢。想到“鸣放”，想到“开除”，更是畏惧万分，仿佛自己真是一名“劳改犯”。而且事情也果真有点象，有时只要我在劳动中稍事停顿一下，中队长看见了，便会跑过来责问，让人尴尬为难。有时车轮坏了，我拉到修车场，想亲自维修，多学点技能。中队长却说我是有意怠工。
这样的劳动，还能让人感到快活吗？我又陷入苦恼之中。（待续）
六、人生磨练——上工地去（4）
12月3日，妈妈同欠木的母亲一块到工地来看望我们。我做梦也想不到妈妈会来的，见面时她不停地擦眼泪，两只眼睛早已红肿。她说一个月没有收到我的音信，放心不下，不知道我在这里是好是歹。
我不愿妈妈看到我那时的情景，极力表现得快活，我只能说这里一切都好。第二天妈妈替我洗了几件衣服，补好一条裤子，才默默地回去。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妈妈一离开，我就在背地里放声大哭。
妈妈走后，一连几天我还在想念。就向中队长请假要求回家看看。他不答应，说我母亲刚来过，有什么好看的。我思乡的情绪越发强烈，晚上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想到爸爸妈妈，想到弟弟妹妹，想到同学朋友，我感到再不顺从我的心愿，恐怕要病倒在这里。
后来好容易等到中队长自己也回家去了，我才从指导员那里获得批准。
回家那天，我天没亮就动身，一路上几乎是小跑着回来，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进到城里，虽然才离开一个多月，好象许多东西变了样，一时认不出来了。家里人说我晒黑了，长结实了。
我不想多谈工地上的事，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就到理发店去，这头发已好久没理了，乱蓬蓬的，胡须足有寸把长，一路上就因为这满脸啦喳，使一切美好的幻想都被束缚住了。理完发，我就急忙跑去找朋友。
朋友们都说我是个大傻瓜，不该自讨苦吃跑到工地去。他们正在街政府响应“全民炼铁”号召，建筑小“炼铁炉”、办所谓“沼气厂”，论政治表现比我显眼多了。而我在工地的情况，街政府根本不关心，我象是在盲目地敬神，没有一级领导注意到我这一举动。要是万一我犯了错，他们倒是会立即“关心”起来。
我有点后悔，不想再上工地去。我不怕劳动，也不怕苦，但那种带有强制性的干活，我受不了。此外生活上的枯燥，没有电影、没有书、没有朋友，对我来说日子也是难熬的。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不去是不行的，以后人家会说我是经不起考验从工地上逃回来的。去容易，来可不容易，工地随时在追讨超假的民工。我不得不走了，已经超假三天，多亏朋友替我打了一张“病假证明”，我才敢回去。
回到工地的当天晚上，中队长果然怒气冲冲地到工房里来训斥我：“何海生，你为何超假，我要让大家‘辩论辩论’。”所谓“辩论”，在当时就是批判斗争。我拿出医院的证明，他一时语塞，好久才嘣出一句：“下次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直到走出工房又想起什么，自言自语道：“这些知识分子就会搞花招。”工房里的民工会心地对我笑了，可我一点不觉得开心。
1959年元旦，公社派慰问团到水库工地慰问民工。我们的街长也来到水库工地，她看到我，特地过来向我问好，对着中队长表扬我，是自愿报名来参加劳动的。
大概此时中队长才“发现”我不是“坏蛋”。以后态度骤然改变，不但对我客客气气，还叫我到中队部帮忙抄写报表，出墙报等等，我这才真正成为一位受到权力尊重的民工。
据说中队长是一位复员军人，喜欢讲“一切行动听指挥”，他把自己的发号施令当成至高无上的法律，谁不听从就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每次出工如有拖拉，便是一顿臭骂；干活不认真，劈头就是训斥。凭着一股劲，他可以为所欲为，不顾客观规律，常自恃为：“我为革命，为工程，不怕大家提意见。” 还有就是“爱憎分明”，所谓“对坏人恨，对民工爱” 其标准即是根据他自己的好恶。
中队里已有不少民工受不了威胁恫吓，加上思家心切，半夜逃跑了。那些个人历史有“污点”或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即所谓“坏人”，一旦被追回，就遭到捆绑，揪到台上批斗。可是逃走的人数仍在增加。终于工地指挥部也觉得不妙，后来只好把他调走。
临走前中队长在民工面前作“告别演说”，称这个中队的民工个个可爱，他舍不得离开，甚至挤出几滴眼泪。这着实让人为难，是原谅他所谓出发点是好的，是为集体着想，无条件服从他的无理要求，做他盛怒下的牺牲品，还是坚决反对，抵制他那种近于法西斯的行为？
如果说他对民工有关心爱护的一面，那就是该休息就一律得停下来，强迫你休息。工地偶而放一次电影，一律得去看，不喜欢也不行。当然，除掉“一切服从我”，“听从我的”，他做事不带个人目的，炊事员有心多分给他一点饭菜，反遭到他的批评。劳动中他也经常走在前头。所以他走后，有时遇到工程不顺利的时候，大家还会想念起这位中队长来。（待续）
六、人生磨练——上工地去（5）
工地上最繁忙的时候，民工达三万多人。整个工地人山人海，口号声此起彼伏。领头问：“大家饿不饿？”众人就齐声答：“不饿。”“手疼不疼？”“不疼！”精神上的激励往往让人忘掉了疲劳。有节奏的“哼噢嗨哟”打夯声，一阵高过一阵，更令人精神昂扬激奋。遇到“高产日”就更加热闹，整个工地简直沸腾起来。天不亮就出工，直干到夜半收工，整整二十个小时，中间除了吃饭，没有休息的时候。挖土的人员只见空畚箕一个接一个出现在锄头下，累弯了腰也容不得停下来喘口气。推车的在路上排成几条长龙，穿梭往来，找不到有歇脚的地方，远远望去象一群群蚂蚁在奔波忙碌。劳动热情的相互感染和一片竞赛声的激励，把人们的一切私心杂念都给制服了，没有人在抱怨，仿佛只有向前才有活路。偷懒和窝工会成为最突出的景观。
亲身经历这种人声鼎沸，你追我赶的场面，看到人民忘我劳动，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我觉得自己十分渺小，说是一个“小学生”一点不差。那种情景以前只有在电影里看到，还以为是为了拍电影的需要。不过我不知道其他民工会怎样想，对这种不尊重劳动规律，疲于奔命的做法，是乐意还是不得已。我自己可是多亏那时身强力壮才闯过来。
工地上的民工，绝大多数是勤劳朴素的农民，他们经常会教我怎样劳动，怎样防潮防湿保护体力，说没有体力就没有劳动资本。在我受委屈时，也替我说过好话，象疼爱一个孩子那样关心我。我常常替他们写信读报，每到晚上躺在工房休息的时候，我有时唱歌，有时吹口琴。民工们都很欣赏，不时向我询问各种问题，尤其喜欢打听我本人的情况。他们常说：“一个读书人能这样跟大伙一块劳动还算不错！”春节前发补贴，大家一致评给我最高的劳动等级，享受最高7元钱的报酬。我从心里感到他们亲切可爱，曾经天真地想，要是水库完工之日，能在大坝上树一块巨大的石碑，刻上所有劳动者的名字，该有多好！他们应当跟水库工程一样伟大。
此外，工地上各式各样的人中，最出乎我意料的是欠木。我曾经把他当作水库工地上唯一要好的朋友，非常重视同他的友谊。尽管他比我还小两岁，我跟他仍是无所不谈。我认为朋友与朋友之间应该是真诚坦白，只有对敌人才需要怀疑、防御和不信任。可是渐渐地他的所作所为开始令我失望。
他喜欢耍弄两面手法，在领导面前表现得特别积极肯干，极力献殷勤，背后却咒骂他们是笨蛋。尤其不该的是，他当上小队长后，对小队里的民工肆意责骂，不择手段强迫大家服从他的分配，稍有不服，他就跑到中队长那里告状，搬弄是非。副小队长就因为他的暗算，被中队长叫去“批斗”。而他自己在工地上从来没有真心劳动过，只会在领导到来时，带领大家喊几句响亮的口号，向领导汇报工作成绩。领导一走开，他就把吆喝民工当作他日常的劳动。只要他感到体力过度一点，身体稍有不舒服，就装病躺下，甚至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生命’要先顾着，‘积极’还在后头呢！”
全小队的民工都恨死他了。但因为他“手段厉害”，民工中大部分是中年妇女，迷信他的“权力”，在他面前都不敢作声。
我曾念朋友之情，劝导过他：那些都是比我们年龄大的叔叔阿姨、伯父婶婶，应该尊重他们，甚至指出一个青年不可以“鸣鞭”作为自己的职业。他非但不听，还自夸手段如何“高明”，说我是个大傻瓜，曾被他套出许多话来，把这作为要挟我的法宝。我大吃一惊，自己的诚意反被糟踏，想不到在工地上这样单纯劳动的地方，也会遇到不齿的人。
不久他借着报名参军，比我更早离开工地，回到家里。后来到了别的地方，又再次去表演他那种投机钻营的“高明手段”。我也从此不再与他往来。
1959年2月，水库放假让民工回家过春节。此后我就没有再回工地去，我准备继续投考大学，这才结束了四个月的劳动生涯。
想起来，这段经历后来对我的所谓“政治条件”并没有特别加分，甚至没有起过任何作用，但对我的人生却是一次有益的磨练。我不后悔，在我一生中将永远怀念这段时光。因为我确实认真干过，那是一次无私的劳动，一次为社会为人民造福的劳动。能有这样一次机会跟劳动人民一起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我感到一种满足，感到*和自豪。我比那些过着平淡日子的人，多出一段经历，不管这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