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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副院长一五一十地说：“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公务活动。公务活动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所进行的职务活动，这里应当是指阻止拆墙折屋的行为。这种犯罪侵害的对象，是依法正在执行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必须是着手执行、尚未结束。从本案看，工作组还在做思想工作，还没有到阻止折墙拆屋的程度。二、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必须具有以暴力或者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本案中，没有发生暴力、威胁工作组拆墙拆屋的问题。三，在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即明知对方是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而故意对其实施暴力或者威胁，使其不能执行职务。本案来看，只是生活作风问题的对骂，不是对阻止拆墙拆屋的纷争。在认定妨害公务罪与非罪的界限时，要把群众中由于对某些管理措施或行政手段不理解，而出现的发牢骚、谩骂以及与国家工作人员吵闹，甚至拉扯去有关部门‘评理’等行为同妨害公务罪加以区别。还要把有正当理由的人，在要求有关部门解决问题时，因态度急燥而与国家工作人员发生顶撞的行为，同妨害公务罪加以区别。我认为，彭天籁的行为没有构成妨害公务罪。”
庄副书记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说：“前段时间，公安局的同志也讲了妨害公务罪不太合适。你是法律专家，你认为用什么罪名可以把他判了。已经关起来了，这么二十多天就放出去，太便宜这家伙了。”
廖副院长说：“从法理上来看，彭天籁根本没有违法行为，更没有上升到犯罪，关了二十多天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庄副书记说：“老廖，没有法律依据这句话你就不要对外说了。彭天籁这家伙会来算帐的。一个劳改释放犯，赚了点钱多交点税，县委安书记、县府史县长都来过问案件有没有搞错，就那么有能量？我才不信！”
廖副院长说：“最理智的办法是把人放了，一切都好商量。我们政协也可做做彭天籁的工作，骂人本身是错误的。”
庄副书记说：“老廖，我们也算是省委党校同一批‘新任县处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的学员，实话跟你说吧，雷根柱这方面不好交差啊，雷根柱心眼也太小了，嘴来嘴去的，骂了也就骂了，天天来烦我，现在我找你来就想问问，有没有其它办法把彭天籁判上二、三年？”
廖副院长说：“法律一旦成为整人的工具，这是法律的悲哀？”
庄副书记把廖副院长的意见跟雷副县长一讲。雷副县长大发雷霆：“政协算什么，举举手，拍拍手，说什么参政议政，连表决的权力都没有的。”性急之下，又给廖副院长挂来电话：“你廖逸宣什么意思？你是法院副院长，只是挂了个政协副主席的头衔一年开那么几次会。政协又怎么了，管了多少人，管了多少物，一幢烂屋子，一辆破车子，几枚旧印子，几个老头子。”
廖逸宣一字一句回应：“雷副县长，应当将事论事，不要胡说八道。”说完把电话挂了。
县政协的赵主席不知从那里听说了雷副县长的狂妄之言，便把廖副主席找来询问。廖逸宣说：“他雷根柱上嘴皮与下嘴皮一搭，说了也就算了。”赵主席认真了，说：“我们政协是老头了，但我们那个不是从县委、县府领导位置上退下来的。”看到廖副主席是法院副院长兼职的，说：“你没有在县委、县府工作过，但你是全省赫赫有名的法律专家。想不到雷根柱是这等小人，当年提拔他时，我和我们政协谢副主席在县委工作时还举了手的呢？不知天高地厚，我们过桥比他走路多，吃盐比他吃饭多啊？我听你分析的有道理，彭天籁没有犯罪就应当放人，看他权力大还是法律大？我还想跟他雷根柱较量一回哩！”
廖副主席说：“是不是你跟县委安书记和县府史县长交换一下意见，毕竟彭天籁还是省政协《民声报》树起来的典型。”
赵主席说：“不，没有必要。你马上以我的名义给《民声报》费总编打个电话，派几个记者过来，我不相信他雷根柱能凌驾于政协之上。”
《民声报》的两个记者从省城驱车一百多里赶到县政协，坐了不到十分钟，就去县公安局采访。县公安局一个副局长接待时称：“人已经放了。”其中一个记者把电话挂到看守所，那边传来声音：“彭天籁刚出看守所大门，要不要叫他接电话……。”
县纪委的两个年轻人来到张院长的办公室，其中一个说：“张院长，有一件事不知你们领导是否清楚？”张院长说：“什么事？”两个年轻人你看他他看你，先说话的那个年轻人说：“你们法院经济庭的刘慧明动员群众打官司，有没有这回事？”张院长说：“什么叫动员群众打官司？”那个一直没有说话的解释说：“张院长，是这样的。按照法律，民事案件不告不理，作为审判机关应当是被动的，而不应当主动地受理案件。听人反映，刘慧明跟彭天籁素有来住，说不好听是经常一块吃喝的朋友。那次彭应中与沙河乡政府发生一点争执，本来也就小事一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算了。刘慧明听彭天籁一说，给他壮胆，马上立案。这件事牵涉到全县招商引资工作，影响十分不好，雷副县长和庄副书记说了要一查到底。我们纪委程书记派我们来了解一些情况。”换下语气，说：“当然，不是讲想追究谁就可以追究的。”
张院长说：“要追究的话就追究我张响辅。上门办案，拓宽案源是我提出来的。省高院《内部参考》还登了我院的做法。我还提出了多办案、快办案、办好案，其中多办案就是下到各基层各单位去寻找案源，通过法制宣传使群众懂得掌握法律武器保障自己的权利。同时，多办案也就可以多收诉讼费，在目前办案经费难以保障必须依靠诉讼费用解决拔款的困境下，上门办案，拓宽案源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刘慧明立案不是个人决定的，是代表法院，有什么不妥的地方，由我当院长的负责。”
年轻的纪委干部说：“张院长真会开玩笑。我们有点事想跟刘慧明个别谈谈可以吗？”
张院长说：“可以。”随即电话通知办公室刘主任打开审委会会议室，叫刘慧明接受调查。
两位纪委干部坐在审委会会议室前方位置，调整了一下姿势，对进门的刘慧明说：“请坐。”
其中一个说：“刘慧明同志，我们是代表组织来找你谈话。关于上门办案、拓宽案源的问题，张院长态度明确，这是组织的决定，我们不予追究。现在要了解的问题，你有没有吃过当事人彭应中的饭。”
“没有。”刘慧明坚决地说。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好。”纪委干部又问：“你有没有吃过彭天籁的饭呢？”
“有。”刘慧明坦率地说。
“多少次？”
“记不清了。经常在一起，我请过他，他也请过我，他请我更多。”
“好。”纪委干部又问：“你为什么要吃他的饭？”
“我们讲得来，有时在一起玩。肚子饿了，便轮着请。”
“你受理彭应中诉沙河乡政府的案子与吃饭有什么关系？”
“可以说没有关系。只要案件符合受理的范围和条件，不管当事人与法官是否熟悉，都要立案，反之，符合范围条件的不予立案却是违规。”
“那么，彭天籁对你办案有什么影响？”
“可以说没有影响。在彭天籁出面递交诉状到案件判决，彭天籁也想请我们经济庭的人去吃饭、唱歌、跳舞，被我拒绝了。我说，案子来了，被人知道了吃请的事，办的再公正也会有闲话。我包括全体经济庭的人都没有吃彭应中、彭天籁一餐饭，至于案件是否公正判决，有上级法院审判监督，有群众监督，有舆论监督，有法律监督，有人大监督，办错了我们法院还有错案责任追究制。”
“好吧。谈话就到这里，有事再通知你。”说完走了。
几天后，政法委的梅书记把张院长和分管纪律的刘副院长叫到办公室，说：“张院长，刘副院长，事情越搞越乱了。雷根柱这个人太厉害了，他要以招商引资为名显示政绩，必须有人为他垫底。想搞的搞不了，想抓的抓不了，最后把目标锁定在办案‘不听招呼’的刘慧明身上。‘不听招呼’显然没有理由，只好变成动员群众打官司，要求纪委给个处分。程书记明确表态，纪委会不是革委会，不会乱整人的，雷根柱便以法官与劣迹人员交往为由，要我们政法委出面给个通报批评。他雷根柱挺会嫁祸他人的。什么叫与劣迹人员来往，我们难下定论。”
刘副院长说：“梅书记，你不要上他雷根柱的圈套。他真的在乎给个通报批评吗？通报批评是个开始，他要等到政法委以组织名义定性后来个反攻倒算，达到一石多鸟的效果。法院干警受到处分，给法院正在申报的‘全国优秀基层政法单位’评选造成恶劣影响，或者根本不能参选，同时，也报复了张院长、廖副院长和我，我们都成了他雷根柱战胜的对手，以后的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糟。”
张院长说：“他雷根柱是官场上的老手，我们这些人还真上不了他的手。城府太深，心术不正。”
刘慧明在刘副院长的谈话中隐隐约约悟出了可能面临的歹运，他想，你雷根柱屁股上粘满臭屎，还想乘风作浪，没门！
刘慧明找到彭天籁，说：“雷大炮想借整我来树立他的威信。你是服天管的老百姓，他整不了你。我还要领工资养家糊口，他要整我是一二三的事，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彭天籁说：“你什么时候去出差吧，我叫人去打他一顿，反正怨不到你头上。”刘慧明说：“你只会动粗，不会想事。有人打了他，他还不知是谁指使的，何况他正在整我？” 彭天籁说：“我也不是头脑发热，我敢做的事他可猜不着，要证据的？证据在那儿，鬼才找得着。你出差走了，我也不会露面，叫人到舞厅里去寻他，这个王八蛋天天要去皇贵舞厅，趁跳舞时揍他。要么在晚上守到他回家的路上打他。”刘慧明说：“打打打，你打进班房有鬼可怜你。你也不想想我是谁，我是法院的科级领导，我不干这下等事。” 彭天籁说：“你帮我写他的大字报，我贴到县府大院去。雷大炮，巴结领导、收受钱财、调戏妇女、打骂群众，都有根有据的，把他搞糗，今后就不敢再霸道。”刘慧明说：“不可以随便骂人的，他反咬你诬告，你就死定了。写大字报也是犯法的哩！” 彭天籁说：“我叫人去做，决不连累你。”
刘慧明跟刘月亮说起这件事，刘月亮摇摇头说：“愚蠢、荒唐、可笑之极。贿赂上司，他有什么根据？又有那个上司会承认，一承认岂不是受贿？贪污公款，他原来单位的财会人员不敢站出来指控，其他旁人根本摸不到骚。调戏妇女，那些被调戏的人在社会、家庭的压力下是不肯作证的。欺压群众，群众是概念，你找的到人吗？这几条，都会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