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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米？”凌子鼐没听清还是怎么的？
“你真不懂？”董宪章解释说，“米就是钱，钱就是米。《*》小说里讲到，西门庆为了打点关节，给夏提刑和贺千户下了‘一百石白米’，这里的‘一百石白米’即一百两银子，在明代中晚期官场贿赂的术语已经非常专业化了，‘白米’暗指白银，‘黄米’暗指黄金。有次朝迁党案，西门庆受株连，给主办案件的李右相大人‘白米五百石’的揭帖，李大人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的名字改为‘贾庆’，使西门庆从党案中解脱出来，这是很经典的案例。经我考证，‘以米代钱’的说法是从明朝时开始的。现在有人说‘倒了多少米’就是花了多少钱的意思。别小看这一句话，可以省却许多麻烦的。”
凌子鼐想，别看董宪章说出的话有点偏激，细细琢磨不无道理。其实董宪章并没说错什么，只是把不该说的和别人不敢说的说了出来，讨不得别人喜欢。董宪章头脑比谁都清醒着呢？当然也有犯晕的时候。
春节过后县里要开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为了做好法院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党组研究决定派两个小组下到各乡镇去征求人大代表的意见。张院长、凌秘书、董秘书一个小组，刘副院长、葛副主任、小曹一个小组。分工之后，刘主任把党组会议精神传达下去，三言二句，就算结束。用犀利的眼光扫描了一圈办公室全体人员，“散会。”说完后转过身：“葛副主任，你先打电话到各乡镇安排一下，要直接打给乡镇书记和人大主席。”葛副主任：“你当领导的说话更有份量。”刘主任：“我当主任的，待遇不见得比你们好。”摔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把门一关“嘭”，走了。
因为事先安排，乡镇领导把在乡镇所在地的县人大代表都叫齐了。凌秘书、董秘书跟人大代表一一见面，坐在会议室里等候张院长来讲话。
镇党委书记兼人大主席在简短说明情况后，张院长拿出讲稿，讲稿内容刘月亮主任花了一天晚上写好了。凌子鼐来的路上翻了翻，篇幅很长，内容充实。先是通报过去一年的工作：审判工作取得好成绩，执行工作迈出新步伐，干警教育培训工作得到不断加强，法院其它各项工作都有较大发展。然后写上一点不足：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办案水平不够高，专业结构不尽合理，法官整体素质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所有这些，有待今后工作中加以克服和改进。再后是提出新一年的设想：坚持“严打”方针，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依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依法审理行政案件，推进依法治县进程；加大执行力度，捍卫法律权威；深化各项改革，提升工作水平；加快基础建设，改善办公条件。等等。凌子鼐仔细倾听，等着张院长开口说话，只见张院长沉思了一下，推开手头讲稿，大声发话：“昨天，办公室的同志写了一份讲稿，写得很好。今天我面对的是人大代表，我就不做官样文章了，我想掏几句心窝里的话。各位代表，你们是人民选出的代表，你们只有代表人民说话，才是人民需要的代表。我在此通报一下法院的情况，就在前几天，我走进法院大院时，见到一位头发花白的一个老人，手拿一大叠上访材料要去谒见一位庭长，被人挡驾大楼外边，哇哇地哭。也在前几天，我从大楼上下来，又见到一位双腿残疾的中年汉子坐着轮椅连同碗筷、被褥一起被其家人送到大院门口，扬言再不执行案件就食住在这里不走。我们法官坐在高楼大厦办事，前来告状求助的人在内院水泥坪上或站或蹲，连条板凳都没有为他们准备。我们怎么得了，我们在那个方面高人一等，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这正是反映出我们法院在审判纪律、审判作风、审判质量、审判效率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能认真加以解决，法院的牌匾可能被人卸了。前些年不是有县属单位的牌子不是被人扔到东门桥脚下吗？”这时，台下鸦雀无声。张院长说：“没有形象，就没有权威，没有权威，就没有民心。我们这次下来调查访问、座谈讨论，就是为了寻求良策，把整改工作列为议事日程，付诸实施。我们是听意见来的，不是为了听赞歌来的。当然，在全县人民代表大会上，我们把要说的话说出来，你们要全票通过呵。”台下响起一片热烈掌声。
仅这一次就收集到十多条意见和四十多条建议，张院长说：“这些都是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期待。你们两个，小凌和小董，把这些整理一下，一项一项加以归类，一条一条提出解决办法。以后写材料尽量避免客套，要用事实和数字来说话。人大代表在一、二个小时的报告中，也许只会记住一句二句有用的实在的听得进的话。”
凌子鼐脸上一阵阵火烧，以前写材料都是把刘主任以前的讲话文稿作为范本，只在标题上和事例上作点修改，不敢过多逾越，看来，以后要走出这个怪圈，否则，永远找不到鲜活的文字。
董秘书做起事来说一不二，亲自动手，稍加整理，用最通俗的语言最贴切的句子表达的淋漓尽致，一个调查报告跃然纸上。凌秘书看了一遍，没有一点文过饰非的遮掩，又把人大代表的心声体现在法院的整改之中，巧妙地反映了法院尊重人大代表，希望得到人大代表的理解和支持的愿景。调查报告经凌子鼐手交到张院长办公室。
张院长说：“好啊，好啊。以前几年的工作报告总是一个格式一种文字，看起来年年一样，现在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凌子鼐说：“其实，董秘书挺会写材料的。”张院长说，“他，文笔可以，脾气不好。做工作带有情绪，这是很要不得的。”凌子鼐说；“这份材料就是董秘书执笔的。董秘书很有文才，很认真负责，熬了一个通霄就拿出来了。”张院长说：“他从来没有给我写过讲话稿，每次都要刘主任亲自动手。工作过于被动。”
“子鼐，你为何说是我执笔的？”董秘书问，
“宪章，这本来就是你亲自写的，我只是过目。”凌秘书答。
董宪章告诉凌子鼐，昨天张院长找他谈了半天，张院长是狠狠批评他的。董宪章说，如果张院长不是严厉批评他而是轻言教导他，可能自已不会对张院长服输。说来奇怪，有时候越严厉效果越好。
董宪章告诉凌子鼐：“昨天，张院长找我谈话，说是我业务熟，功底好，以后要多带带你凌秘书。我说，凌秘书是中文科班出身，写作水平很高，他带我才对。张院长骂我说，你不要有情绪，以前领导的材料叫刘主任写，是我首先对你不太了解。你说说，你在办公室，到过几次我这里汇报工作、思想、学习情况。没有！我要叫一次，你才来一次，听不了两句掉头就走。我回应他说，刘月亮是领导，有事他当主任的会抢着汇报。张院长说，人和人啊，要多交流，交流才有沟通，沟通才无隔阂。你读书多，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们发现不了，我们没有发现啊。我不用你，再有才能又能当饭吃。他说，在我眼里，没有庸才、蠢才，只要我会识才、用才，人人都会成为人才。他讲，过去有一户人家，生了五个儿子，一个质朴，一个聪明，另外三个是一瞎、一驼、一跛，按理说，这户人家日子一定不好过。但是其父善于因人制宜，扬长避短，他让质朴的儿子种地，聪明的儿子经商，失明的儿子学按摩，驼背的儿子学搓绳，跛脚的儿子学纺织，结果，全家安居乐业，其乐融融。”
董宪章兴奋地说：“张院长说的好。他说，我国法院是与整个社会一同进步的，是与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和公民对法律的认知程度相适应的。任何人不要企求法院一下子成为公平与正义的化身，不要企求法院变成包打天下的包青天，不要企求法官成为救灾救难的救世主。他说，你董宪章读过很多书，我也充当一下老师给你上一课。当我们审思法律的时候，不应忘记，我们是在近现代先是承继欧洲大陆法系后是借鉴英美法系的过程中，是在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的根基上，不断发展起来的法律文化，任何人对法院的苛刻都是对法律的盲从，实际上是对法律文化的无知。现代社会中的纠纷是大量的，需要的不是一两个伟*官，而是一大批普通法官，因此不能都指望天才，而只能从大多数平凡的人中产生，这是一个现实的制约。”
董宪章说：“张院长说的对。他说，你想想，在日本，法官律师的录用制度是多么严格。法科大学毕业后，必须经过法务省组织的司法考试委员会录用后，进入最高裁判所主办的司法研修所学习两年，毕业后才被录用为裁判官、检察官或取得律师资格。日本每年有几万名大学法律系毕业生报考司法研修所，而实际录用的只有几百人。美国的学生在大学文科或理科毕业之后拿到文理学士学位，才能报考法学院，学制还要三年。因此美国学法律的人既有文学或理学知识，又有法学知识，适应性比较强。现在是九十年代的中国，不敢否定十年八年以后，或者更快时候，我国在遴选法官、检察官、律师方面会有更好的办法，或者参加全国统考，或者参加全省统考，一定要从真正在法学院毕业的接受过正规法律本科教育和系统司法训练的大学生中去录用法官。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法院的审判人员仍是从多渠道多途径地调用干部，从大专或本科非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中分配一点，从部队军转干部和安置人员中安排一点，大多数从党政机关的大中专学历的人中调用，还有很大部分是恢复法院以来留下来的老审判人员。在我们法院除了十几个政法学校的中专生，法律院校的大专生没有一个。法律本科的根本要不到，都被省市一级法院要走了，有的听说分到基层法院能肯不要工作，跑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去了。事实上，法理学、法史学、比较法、国际公法乃至外国法，对于基层法院的法官来说，掌握了这些知识虽然没有坏处，但几乎都是一些‘屠龙术’。相反，众多实体法的知识，有关司法的众多惯例、规程和规范则是法官须臾不可或缺的。”
董宪章说：“张院长说的在理。他说，我国法院目前还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机关，社会上各类纠纷的处理方式也很多，党委机关、政府机关、人民团体、群众团体都有调处纠纷的职责，参与综合治理工作。说白一点，我们法院现在除了立案、受理、开庭、判决、执行之外，还要在地方财力不足时靠收费来养活自已，就是人大代表反对而又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的‘以案养案’问题。正如前面所说，我相信十年八年以后，或者更早时候，法院的经费可以得到全面保障，也叫‘吃皇粮’，到那个时候法院不用靠创收过日子，但在现在，我们仍然要求办案人员完成收费任务，确保法院不会关门。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任务。”
董宪章说：“张院长说得务实。张院长跟我谈到人才与环境的问题。他说，一个法学博士到了基层法院可能不如一个政法学校毕业的中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