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帝国(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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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帝国(上、下册)- 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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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法国经济和法郎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戴维斯和莫里森得出结论:法郎被严重高估而且肯定会贬值。1993年的一天,法国央行的总监斯坦先生挥舞着戴维斯关于法郎会贬值的报告冲进戴维斯的办公室。“这是什么报告,你敢相信你自己写的东西吗?”

傻子出国记(12)
“是的,我相信。”戴维斯回答。
  斯坦愤怒地离开了,并撂下狠话,这事没完,走着瞧。
  两天之后,斯坦的上司让·克劳德·特里谢坚持让史蒂夫·弗里德曼到他位于法国银行的办公室。他非常愤怒:“你是个白痴!你根本不了解法国。你是个白痴!法郎根本不会贬值!”
  整个国家央行自上而下施压—直接要求弗里德曼解雇戴维斯。“你和你们公司都没用,除非你把作出这样可怕的事的人解雇掉,否则你们再也别想在法国赚到一分钱。”
  在与戴维斯和莫里森以及公司其他人商量以后,弗里德曼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说:“戴维斯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经济学家。他对货币的研究赢得了我们很多客户的尊重。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他的专业知识非常重要,当然,对我们公司来说也一样。所以,尽管我们尊重你们的建议,但是我们不准备告诉他应该说什么或者应该做什么。”不到90天,法郎果然出现了贬值。
  戴维斯和莫里森将他们对货币的分析集中在每年出的三四份分析意见中。每份报告都能使高盛建立大量的高杠杆头寸。戴维斯和莫里森大概有2/3的分析是正确的。对于富有经验的交易员来说,他们的分析非常有用,具有巨大的意义。他们一次一次地为公司赚大钱。
  华宝的明星汽车行业分析员蒂姆·普劳特能够感受到在伦敦发生的变革。但是在他自己的公司里,他对未来的警告性见解却无法获得认同。本着“如果你没法打败它,那就加入它”的宗旨,他联系了戴维斯。他们讨论了将来,戴维斯鼓动其加入第一支泛欧洲全明星研究团队,该团队成员都在伦敦工作,该团队将会成为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跨国的“研究—银行—交易”三角形的强大一边。利用其跨国组织,高盛稳定地在一个一个的国家获得了有利的市场地位,特别是在最好的经纪业务集中的地方赢得了大型机构投资者。
  利用这“第一只知更鸟”,曾经的美国明星分析员杰夫·温卡登开始了一连串的招募行动,并稳步地打造了一支强大的研究团队。他的战略就是挖走英国机构在各行业的“潜力无限但经验不足”、愿意致力于客户服务和具有非凡动力的研究员,给他们提供在他们原来雇主那里没法获得的更快的提升机会。作为“研究员的研究员”,他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招聘者,很快就将高盛塑造成为终极职业目标的雇主。
  在其常年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战斗当中,高盛有过巨大或突然崛起的优势,也有过巨大或突然的失误。有时候只是因为运气好,有时候是因为他们反应机敏。当嘉诚证券的管理者戴维·梅休(D*id Mayhew)希望和高盛的高级管理人员见面时,帕特·沃德代替当时要在纽约参加其他会议的鲍勃·斯蒂尔(Bob Steel)与其会了面。作为在东京办公室起家的南非人,沃德对于伦敦很陌生,也从未见过梅休。梅休当时正准备到公司讨论刚刚发行的每日电讯公司股票的大宗交易事宜。
  梅休于下午5时到达高盛的伦敦总部。为了欢迎他的客人,沃德穿上了西服,因为嘉诚证券一向被认为是女王御用券商而且在伦敦金融城有着特殊和天然的优势。沃德到第6会议室迎接客人并向他介绍他们的交易员迈克·欣茨(Mike Hintze)。梅休掏出香烟,点燃,然后摆出一副准备控制局面的架势,并将沉重的玻璃烟灰缸往自己方向挪了一下以便能够轻易地够到。沃德不喜欢抽烟而且不愿意衣服上留有烟味,所以他脱掉了西服。明显希望掌控局面的梅休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道:“这次交易的决策者是英代(In…dyah)。我今天和他讨论过,而且告诉他市场价是513个点,所以合理的价格是503个点。” 。 想看书来

傻子出国记(13)
欣茨,这个奥地利人—他的专长是大型大宗交易的竞价,看起来很茫然地用手搓着圆珠笔,而且越搓越快。沃德站了起来,走到梅休后面轻轻地伸展身子以缓解背痛,小心谨慎而又希望避免太过正式地说:“戴维,非常感谢你来,也很感谢你的初步建议。”然后他转向奥地利的交易员继续说道:“迈克,你已经听到这个意见了。你知道交易金额非常巨大—约有亿美元,而且这笔交易只可能由我们来做,由我们来考虑,因为我们有巨大的资产负债表。没有我们肯定做不成。所以迈克,你来决定出价—一旦你给出价格,那就是我们公司的最终价。”
  高盛出价493便士。随后花了整整两天完成配售—在29天之后,由于每日电讯公司担心发行量不稳而降低报纸的零售价—也就是大幅降低利润,导致其股票市价突降,跌幅超过40%,低于300便士,就像威灵顿在谈滑铁卢时说的:“这可真险啊。”就像黑道家族会小声抱怨地说道:“这不是个人问题。这是生意。”欢迎来到伦敦。①
  就像股票经纪业务对高盛来说非常重要一样,打造强大的国际投行业务对高盛来说可能更重要一些—部分是因为利润,部分是因为地位。很多英国公司的价值大大超过其股票市值,所以高盛很快把工作重点放在即将成为这些面临恶意并购危险的公司的顾问身上。即使无法赢得整个业务,也要争取分一杯羹。由于高盛在美国反并购业务的领导地位,在这项公司融资新业务中拥有特殊的专门技能,加之受那些管理层朋友的青睐,高盛赢得了好名声。
  约翰·索顿所说的“死亡之舞”指的是一家公司无法逃脱最终不可避免地被并购的过程。“你能够影响结果,而且通常你也能选择最终的并购方,但是你很少能够避免并购的发生。对于管理层来说,最坏的选择就是相信那些井底之蛙说的话:‘这些白痴,我们很快就能摆脱他们。’”
  帝国集团,即以前的帝国烟草公司通过高盛的鲍勃·汉伯格(Bob Hamburger)购买美国的霍华德·约翰逊公司;汉森信托恶意并购皇家公司—获得成功。高盛是反并购小组的成员,在帝国集团的传统商人银行背后提供支持,但是并购最后还是无法避免。在一切都结束,并购即将开始执行的时候,所有参与方聚在帝国集团参加“葬礼”午餐。午餐持续到将近下午3点—并购交易的正式结束时间,在那之后帝国集团的所有管理人员都会离任。话题转到每个人接下来会干些什么。有个人说他要去印度,去哈德良长墙旅行两周。而坐在桌子末端的两个高盛的人说他们4点钟和伍尔沃斯(Woolworths)有个约会,伍尔沃斯在一天之前聘请高盛协助它抵御来自电子零售商迪克森(Dixons)的恶意并购。高盛已经在关注下一次业务机会。
  对工作的投入和长时间的工作使得高盛脱颖而出。一个美国人上午7点在伦敦沙威酒店(S*oy Hotel)坐上一辆出租车并将地址递给司机,司机转过去问另一位出租车司机:“这位先生说要去金融城。你知道那儿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去高盛吃早餐。
  威格士(Vickers)公司的CFO告诉一位合伙人说:“如果一名伦敦商人银行家整夜为了项目工作,他不会告诉任何人,因为他害怕被别人看成是经验不足。但是如果一个美国人熬夜工作,他会告诉我—因为他想表现出他对工作的投入。”

傻子出国记(14)
“从一开始,”索顿回忆道,“我们就决定关注两个潜在的客户群:我们知道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赢得领先的蓝筹公司和那些处于困难中的企业,因为它们处于困境,所以对于新顾问提出的新鲜点子接受程度也较高。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为一个重要的人物或公司的一次关键性业务提供咨询,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有非常骄人的纪录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1986年,在经过3年安静的、几乎隐形的发展之后,这样的结果显现了。那一年我们获得了5宗超过10亿英镑的恶意收购顾问业务中的4宗,成功地帮助3家目标公司逃脱被并购的命运,保持了它们的独立。”
  索顿解释道:“在这样的情形下,你作为个人就是‘品牌’。你没有任何支持也没有援助。从最初会面的泛泛而谈,到具体的谈判和细节性的建议,如何倾听以及如何接受条件都完全依靠你的一言一行,你如何发展每段关系,如何使潜在客户建立起对你的信心,这不仅在于你的公司、你的建议,还在于你自己。那种信心必须很强大,要能够战胜普遍的观点,克服对于改革的天然抗拒,这些障碍在大型金融*中尤为明显。最典型的CEO年龄是60岁,我只有28岁,还只是个孩子!我怎样说服CEO相信并决定信赖我?答案似乎很明显:表现出你的与众不同和不可替代性,建立起必需的个人信任。最后,这一切都会转变成为对公司的尊重和信任,但是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还有一个明显的答案就是从纽约获得帮助。马库斯·戈德曼(Marcus Goldman)第一位合伙人哈里·萨克斯的孙子彼得·萨克斯被指派给索顿为其提供最好的协助,以领导在伦敦的一场变革。萨克斯回忆道:“我们到英国市场上学习商业驱动力。媒体的宣传覆盖很重要。我们的公关顾问对我们帮助很大,而我们也让他参与到我们的很多项目中。周日的报纸对我们的公关过程来说是关键。我们同一起工作的律师也是好朋友,很自然地,他们也会告诉我们他们的看法,怎么看待我们的承诺以及我们的能力。通过律师,我们能够兼顾法律和财务两方面的问题。而在不断重复地支付大笔律师费后,我们很快就成了律师们最好的朋友。我们对于律所的问题一直是一种态度:不是我们如何做这个项目,而是我们一起如何做这个项目?我们有很多律师,同时我们也教会了英国的商业银行也这么做。我们将‘赔偿函’带到伦敦,根据该函,除非我们是由于重大过失而被终止提供服务,公司同意在项目失败时会负责支付高盛的损失和成本。有5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周日飞往伦敦,然后周四晚上回来,周五在办公室待一天,周六和家里人待在一起,然后周日又飞往伦敦。”
  彼得·萨克斯这样的个人付出,就像春天先出现的几只知更鸟,是对高盛这样的美国公司承诺的最早信号—设在伦敦的机构在短短的4年内由120人增加到了880人。这样的付出为伦敦带来了重大的和决定性的转变,使得高盛势不可当地迅速发展起来。
  

先破后立(1)
埃里克·多布金(Eric Dobkin)事业的大转折出现在1984年。但一开始他压根儿没意识到这一点。投资银行部主管吉姆·戈特打来了电话:“埃里克,投资银行战略计划小组刚开了个会,你猜我们发现了什么?高盛的机构研究排名第一,机构销售排名第一,大宗交易排名第一。可要是把这些重要业务放在一起,高盛在投资银行普通股承销业务的总体排名是……第九!埃里克,我们出问题了,可这是你的机会。琢磨出个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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