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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美美地在明星堆里猛“泡”了一阵子，过了把瘾，离开美国后还去了法国，以至于若干年以后只要谈起那次壮举，她就特别兴奋。不过她还是冒了点险，当时就有人警告她，快走吧，欧洲要打仗了。果然，她刚回国不久，欧战就爆发了。
饭桌上小小的“战争”
一个从小被全家人宠爱惯了的小姐，婚后能不能适应家庭主妇这个角色的转变，家里人都有些担心。谁知聂四小姐居然很自然地、似乎是一眨眼就成长为一家之长了，而且能非常认真、有效地教育孩子。当然，有时候也“教育教育”丈夫。
她的丈夫周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冶金专家和陶瓷专家，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发起人之一，早年考取清华庚款，与胡适、竺可桢、赵元任、张彭春等著名学者同一批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学习机械和冶金专业，回国后先是担任上海交大教授兼教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兼工程研究所所长，抗战时期在昆明办过炼钢厂，解放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上海科技大学校长、冶金研究所所长，还有许多其他的社会职务，如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周仁教授每天早出晚归，工作非常之忙，只有吃晚饭的时候才能和家人聚在一起，晚饭后还要继续忙工作。
聂其璧心疼丈夫，总是设法弄些又有营养又好吃的小菜给丈夫吃。但是，这个“又有营养又好吃”的标准是她一个人定的。她是湖南人，丈夫是江苏人，她喜欢带点辣味，丈夫则喜欢带点甜味，她认为好吃的东西丈夫未必觉得好吃。但是周仁教授永远是个模范丈夫，温文尔雅，服从“管教”，一般情况下，夫人说是“好吃”，他也总是说“好吃”的，没有二话。在丈夫不主动夹菜的情况下，妻子就主动把她认为好吃的菜往丈夫碗里夹。
通常这种情况下，周仁教授都是忍受了的。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教授先生竟然反抗了，说：“我不要吃。”
四小姐不同意：“为什么不要吃？这很好吃呀！”
丈夫还是那句话：“我不要吃！”
“那不行，不要吃也要吃！”她的话永远是命令。这时她像教育儿子一样教育丈夫，并且继续为他夹菜。
在一边往嘴里扒饭的两个儿子看不下去了，一起为老爸帮腔：“爸爸说不要吃就不要给爸爸吃了嘛！您为什么一定要爸爸吃这个东西呢！”
“咦？他以前说是好吃的呀！”当妈妈的不服气。
“那人家现在觉得不好吃了呀！”儿子们难得大声地对妈妈讲话，继续立场坚定地支持父亲。
当母亲的仍不让步。
当父亲的见孩子们也卷入了“战争”，不得了，事情要闹大了，为了息事宁人，就赶快把夫人执意要他吃的那个菜，囫囵吞枣地咽下去了。这一招真灵，大概是解决“战争”的最好办法，两个儿子没话说了。
可是四小姐还不罢休，她还要争回这个理，指着丈夫对儿子们说：“你们看，他不是很喜欢吃吗？他不是很喜欢吃吗？”
弄了半天，反倒是两个儿子的不是。
关键时刻显身手
聂其璧平时总是一身花枝招展、浓妆艳抹，在上海街头一片蓝灰色海洋的年头，她依旧是连衫裙，烫发头，走在马路上无论是衣饰还是举动，都很夸张。淮海路上的面包房和咖啡店的老板，没有不认识她的，伙计们都亲切地唤她“美国外婆”。她有一个情趣很相投的亲戚，即盛宣怀的七小姐盛爱颐（周仁教授的祖母是盛宣怀的姐姐，周仁叫盛爱颐是阿姨），她们经常一起出入西菜馆和咖啡馆，伙计们唤盛爱颐是“上海外婆”。淮海路常熟路口过去有一家西菜馆，是她们最常光临的地方，常常吃过以后还要大包小包地买些西点带了走，有时带了一大群亲戚朋友前去打牙祭，末了总是她买单，所以很受店伙计欢迎，。
不了解她的人以为她只会吃喝玩乐，其实不然，她大事情上头脑极其清楚。她不是那种只会在家里婆婆妈妈，说三道四，大事拎不清的人。她只是小事不上心，不屑于去计较，而到了关键时刻才“该出手时就出手”的。
抗战时，所有国民党政府机关撤退到内地，她随丈夫辗转大西南，历尽千辛万苦。她识大体，顾大局，不仅没有怨言，关键时刻还能帮上丈夫的忙。
那时周仁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要内迁，大量的仪器设备和书刊资料装成若干个大箱子，先乘船运到越南的河内，然后再转火车到昆明。战时的火车站大概是最乱的地方，除了难民还是难民。何况国民政府机关整体都要内迁，还动员一些重要的工厂和企业内迁，运输的紧张是可想而知的。谁有“路子”谁就有车皮，没有“路子”就干等吧，等到什么时候鬼才知道。火车站里军人和难民铺天盖地，谁也不来理会这帮书生。工程研究所的大小箱子堆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简直像小山一样，但谁也没有办法把它们运走。
工作人员当时还面临一个困难，因为越南长期被法国人统治，火车站系统通用法语，主要管事都是法国人，不会法语就无法办事。聂其璧知道后挺身而出，她英语、法语都内行，帮助丈夫一起想办法。她东一个电话，西一个电话，一会儿找站长，一会儿找朋友，在火车站上指挥若定，好像是一位不得了的女将军，神完气定，威风凛凛，结果不多时就被她搞定了。火车站终于调拨来几节车厢，帮助他们把东西运走了。周仁先生和研究所的同事真是谢天谢地，一时愁云散尽，大家不得不对这位花枝招展的夫人刮目相看。
十年浩劫当中，他们夫妇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周仁先生已经身患重病，无力面对冲到家里来的造反派，这时又是聂其璧挺身而出，代替丈夫回答那些原本就是莫名其妙的问题。在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时，她就以哭来表示对抗。她没完没了地哭，哭得昏天黑地，造反派反而拿她没办法。
永远的大家风范
聂四小姐跟她母亲一样长寿，也活到了九十岁。关于她长寿的原因，她的亲戚们认为与她心情开朗，万事想得开有关系。抗战中兵荒马乱的，他跟丈夫辗转去了昆明，留下两个正在读书的儿子跟学校转移。她坚信儿子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会得到磨练，没有给他们额外的照顾。大儿子周麒跟同学们一起，步行两个多月才走到四川重庆，一路上吃了很多苦，也冒过很大的风险。聂其璧觉得这很正常，认为这是孩子们难得的人生经历和精神财富。
她性格好动，感情丰富，好打抱不平，亲戚和朋友中无论谁有钱没钱，她一视同仁。一旦发现谁受了冤枉和欺负，她不可忍受，一定是拔刀相助。粉碎“四人帮”后的头几年，有关单位已经宣布对周仁教授平反，落实政策，聂其璧的处境大有好转，而且每周有一天可以免费使用一辆公车。而她的阿姨盛爱颐仍旧住在五原路一栋房子的汽车间里，没有落实政策，她的儿子被发配到安徽一个山村，女儿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福建工作，她已年迈，孤单一人，生活上有不少困难。聂其璧认为这不公平，决心帮助她。在盛爱颐的女儿庄元贞来沪探亲时，就用她的公车带上她们娘儿俩，直奔市委统战部。
当时市委统战部还在南京西路青海路对面的一栋老洋房里（现归春兰空调公司使用），她下车后直奔部长办公室找部长。可是统战部长那天不在，办公室的人看她来头很大，一身海外华侨的打扮，口口声声要找部长解决问题，谁也不敢得罪她，还端茶倒水好言相待。跟在后边的盛爱颐和庄元贞看傻了，因为她们多年来总是受人训斥，很久没有受到这样的款待了。从市委统战部出来后，她又带她们去市侨联反映情况，要求落实政策，那急切的劲头，好像应当落实政策的不是盛爱颐，而是她聂其璧似的。后来在她和其他亲戚的积极推动下，盛爱颐的女儿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
1987年，为纪念和表彰周仁教授一生为国家作出的重要贡献，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冶金研究所的花园里，为已经逝世的周仁先生竖立了铜像。在有关单位组织的周仁先生铜像揭幕典礼上，时任上海市市长###也赶来参加，向她表示慰问。她这时已经87岁了，坐在轮椅上，由大儿子周麒推着，十分得体地与大家打招呼，一点没有受宠若惊的样子，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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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用了八个奶妈
袁迪新是段祺瑞的三小姐段式巽的独养女儿，生在袁世凯的老家——河南彰德的袁府。她的曾祖父袁世辅是袁世凯的弟弟，排行老五，袁世凯是老四。袁家兄弟共六个大概没分家，都焐在那“豪门深深深几许”、不知是七进还是八进的袁家大院里。
袁迪新的祖父袁克庄28岁就去世了，他生前做过什么事情人们早就淡忘，但是对于袁家来说，他还是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为他那当时还没出生的儿子指腹为婚。当时袁克庄在北京和天津一带宦游，结识了袁世凯幕府里的许多要人，段祺瑞其一也，于是乎两人称兄道弟，非常热络。
说来也巧，他们两位的太太差不多同时怀上了孩子。有一天这两个老爷儿们凑在一起，酒过三巡后头脑发热，竟盘算起太太肚子里孩子的终身大事：“只要这两个孩子生下来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那他们就是‘法定’的夫妻，咱们袁、段两家就是‘法定’的亲家！”
段祺瑞原本就是袁世凯的亲信，而且是袁世凯的女婿。因为段祺瑞的元配夫人吴氏去世后，第二年袁世凯就把自己的义女张佩蘅许配给他，段家后辈称之张太夫人。这位张太夫人在袁府的地位很高，是袁世凯表哥的女儿，袁府上下称其大小姐。这回他们要亲上加亲。
不久，上帝成全了他们，段家生下一个女儿名段式巽，袁家生下一个儿子名袁家鼐。两家重提旧事，谁也不赖账。只是两个孩子有点小小的别扭，段式巽比袁家鼐早生下来一个月，长得胖胖大大，敢哭敢叫，性格泼辣；而袁家鼐晚生一个月，个头矮小，老实乖巧，大了管段式巽叫三姐，整天跟在三姐后面转悠，一切听三姐的。这样一对夫妻，似乎有些阴阳失调。但是“法定”了的事情是不容改变的，于是“阴阳失调”的格局后来就贯彻了他们一辈子。他们成年后的一个黄道吉日，段式巽嫁到了河南彰德袁府。他们的唯一的孩子就是袁迪新，生于1922年，小名织姑。
袁迪新来到人间的时候，袁世凯已经去世好几年了，袁家在京城里已经风光不再，但是在河南彰德，还有很大的世面。袁迪新6岁以前跟父母住在彰德，她没见过祖父，因祖父死得早，但是曾祖父袁世辅还活着。曾祖父喜欢抽大烟，还喜欢吃蚕宝宝的蛹，常拿着一根烟签子挑一个蚕蛹在烟灯上烤，烤熟了就吃下去，高兴时也叫小织姑来一起吃。
曾祖父有一房正式的太太，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