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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猛的抬起头来说：“掏钱。”
超哥说：“你没有工资吗？”
小姐说：“工资个屁，掏钱。”
超哥懊恼的起身要走，没想到此时从旮旯角落的衣柜里走出来两个凶猛的大汉。超哥大吃一惊：“哇！你们的饭店好别致啊，连马桶都设在衣柜里，你们两位都是来蹲大便的吧。”
那两个人不由分说将超哥身上的钱搜刮一空，然后一人掂胳膊一人掂腿，扔出去了。
后来，超哥逢人就说自己是大款，去高级饭店吃饭，光是上个厕所都花了几百块。
再后来，超哥碰到了和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我。他同样向我详细的讲述了他当天的大款经历。我惊愕的瞅了他半天。最后，我向他娓娓解释了那不是上厕所，那是你的初夜。
超哥怔了半天，突然失声痛哭。我想他大概是因为千百万个听说他故事的人终于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告诉他事情的真相而感动的流下眼泪。
超哥边哭边说：“别人的初夜都是*，妈的，我射出来的是尿。”
自那以后，超哥便隐姓埋名。一来因为曾经的射尿耻辱，二来因为他的名字念不好就会被人误听成是“好，立刻操。”从此，超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超哥。
而那个夺走超哥初夜，让他一生背负耻辱的人就是哈妹。哈妹更委屈，她哭哭啼啼的说：“别人的初夜都是接收精子，妈的，我接收的是尿。”
我曾经对哈妹说：“你卖淫是违法的？”
哈妹说：“哪里违法，我又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又没有到市政府的门口掂起砖头砸死市长。”
我理屈词穷：“反正你就是违法的。”
哈妹说：“滚你妈的，我第一次把淫卖给超弟那天刚好十八岁，一点儿都不违法。”
我对哈妹坚决不做童工的遵纪守法行为敬佩不已。我称“超哥”为“哥”，称“哈妹”为妹。但是，哈妹却称超哥为“弟”。这样的称呼方式让逻辑正常思维正常的人感到好生奇怪。我只能说：初夜的力量是伟大的。
我伫立在公交车站牌前，缓过神来。一辆公交车缓缓驶来，停在跟前。车上的人像小蚂蚁一样纷纷挤下车。虽然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各有不同，但是在乘车方面都是一样的争先恐后。上车的一个小伙子幸运的挤到门口，伸出手想往里面自动投币机里放钱。车门猝不及防的关上，“咣”一声撞在小伙子身上，紧接着传来微弱的“当”的一声，硬币掉落在地，伴随着小伙子“啊”的一声惨叫。那个小伙子被撞得两眼冒金星，破口大骂：“Fuck！Fuck you ！”。我料想此人必定是大学生。
司机忙赔笑脸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扭过头看见后门正在下车的一名红衣女郎不幸被后车门“咣”的一声撞晕了。
火车站永远是这样的拥挤、这样的乱。前门又陆陆续续的上了一些人，一个老太太挤到前面，刚颤颤巍巍的站在车门口，便经历了和刚才那个小伙子相同的遭遇。那车门“咣”的一声撞在了老太太身上。车门松开后，老太太径直朝后躺倒，压倒一片人。
人群开始骚动。
司机满脸堆笑，对着车门口的空气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径直走到旁边一个蹲在地上卖地图的老太婆旁边，问：“那个公交车上的司机有病吧，你们郑州怎么能让精神病开车呢？”
老太婆呵呵一笑，露出一个无牙的口腔说：“买一份地图吧。”
我求知心切，咬牙从右脚袜子底下摸出一枚一元钱硬币递给老太婆。老太婆说：“那个司机不是精神病，是青光眼。眼睛下方的东西他看不见。”
我恍然大悟：“哦，原来视野范围小。”我接过地图，回到原处。
超哥从人群中挤了出来。他脸色苍白。我幸灾乐祸的说：“怎么着啊，被公交车门突然关上给拍住脑袋了吧。”
超哥说：“坏了坏了，包工头给的借条我给弄丢了。”
我急了。我说：“怎么会丢呢？你再好好找找。你裤兜里翻了吗，是不是刚才撒尿脱裤子的时候一不小心掉粪坑里了，再找找啊。”
超哥说：“不用找，肯定丢了。我把借条和钱都缝在衣服里了，你看衣服被人用刀子割开了，肯定是被窃贼偷走了。”他说着便把外衣翻过来让我看，呈现在眼前的豁然一个大口子。
我心里一阵难受。
（三）公园风波
事情可以追溯到四个月以前。四个月前，我还是个在东北玫瑰江打工的农民工。我和超哥阴差阳错的给同一个防水包工头做临时工。出于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缘由，我和超哥成了铁哥们儿。
其实我对缘分这东西向来觉得匪夷所思。对于我来说，儿童节和妇女节的唯一区别就是那两天的气温高低不同，树叶的密集程度不同。我不明白为什么人类凭空给某一天冠上一个称号之后，那一天似乎就变得非常特殊，能够操纵每一个和这个节日相关的人的情绪。甚至可以让人欢笑，让人暴怒，这让我觉得更加匪夷所思。而我和超哥由于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缘故成为铁哥们，我单方面认为全是因为超哥出于那个特殊日子而不辞辛劳的为我洗了一个月的脚。那时候，我才觉得：其实特殊日子的力量大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大到——可以让一个一年都不洗一次脚的男人为另一个男人洗了一个月的脚。
玫瑰江市政府为了鼓励人民早起锻炼，便实施惠民政策规定“人民公园”、“北山公园”等公共娱乐场所早上七点以前不收费。我和超哥经济来源有限，唯一的娱乐是到四面露天的广场上闲逛。那个广场上挂着一个“李连杰”的巨幅广告展板，画像上的李连杰手举白色运动鞋，始终如一的保持笑口常开的姿态。我和超哥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花坛上面对着“李连杰”一起笑口常开。
我和超哥听说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后决定第二天披星戴月争取在七点以前抵达人民公园。翌日早晨，我和超哥兴高采烈的穿好衣服，推开房门发现果然是披星戴月。天上星星稀疏罗列，清寒的月亮贴在西方，东方的天空已经微亮。超哥看了一眼表说：“六点了，我们出发。”
玫瑰江市有一条迂回流淌的河。河的旁边有一个堤坝，堤坝的旁边是一片居民区。居民区在地势方面明显不占优势。幸亏东北没下过暴雨，要是下一场连绵不绝的暴雨的话指不定能淹死一群熟睡的人。我和超哥就租住在那片居民区一个普通的小院里。
我们出门沿着堤坝走，看见一个老爷爷拄着拐杖背着一个包袱慢悠悠的走在前方。
我和超哥赶上去，问：“大爷，大清早的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老爷爷耳背，没听见。
我说：“你看他那一身行头肯定是儿子不养活他了，他正无家可归呢。”
超哥说：“那我们走。”
我们沿着堤坝走了约摸一里地，下了堤坝就是马路。我和超哥抬头吃了一惊，马路上到处喇叭鸣响，车子排成了一条长龙。家家户户的人冲出来，风风火火的往南赶，旅游的人看见还以为玫瑰江在搞地震演习。
我和超哥火烧火燎的往南赶。六点半的时候，我们抵达人民公园门口。这才发现原来那些人都是赶早来人民公园的，此刻人民公园门前挤满了人。可是公园却大门紧闭，叫骂声不绝于耳。
我说：“完了，肯定是人太多了，公园承受不了所以就关门了。”
超哥说：“那怎么办？”
我说：“等等，一会儿人就*了。”
我和超哥在附近的花坛前坐下苦等。公园门口前的人群明显分成了三拨。第一拨努力的挤到公园门前冲门踹了两脚，骂骂咧咧的离开，全身而退。第二拨挥衣舞袖开始爬门。爬上去的部分人体质太弱被第一拨人两脚踹门给震荡下来了。公园内部的两个工作人员在里面叫嚣：“上来，上来我削你。”第二拨人依然坚韧不拔的往上爬。两个工作人员搬起石头忙的不亦乐乎，口里兴奋的喊：“这儿，这儿还有一个。”一块块石头从天而降，那些人像粘在墙上的泥巴一样啪啦啦往下掉落。
第三拨人原地待命。
我正兴高采烈的看着石头砸人记，听见一个无比沧桑的声音问：“哎，前面的人怎么不进去啊？”
我回过头发现是刚才在堤坝上看见的那位老爷爷。
超哥说：“进不去，大门关着呢。”
老爷爷说：“什么时候开门？”
超哥说：“我哪儿知道。”
老爷爷放下包袱在我们旁边坐下，开始絮叨：“唉呀，我五点钟起来就开始做饭，我做了一天的饭，早上，中午，还有晚上，就想着来公园里一天都不出来了。现在怎么不开门呢？”
我和超哥的肚子开始轰隆隆的响，我们两人对视一眼，明白了彼此的心意。
我上去，说：“大爷，我们来了，你把饭给我们吃吧。”
大爷说：“去你大爷的，我的饭是做给自己吃的。”
我说：“大爷，您看。现在是早上，您是不是该吃饭了？”
大爷说：“哦，是该吃饭了。”
我说：“大爷，我叫‘中午’，旁边的这位叫‘晚上’，你不是有三份饭吗？一份早上吃，一份中午吃，一份晚上吃。你看看，刚才的那份你要早上吃，那剩下的两份不应该是‘中午’和‘晚上’吃吗？”
老爷爷思忖了一下，木讷的点头：“你说的是这个理，我原来是要做给你们吃的啊。好，一起来吃吧。”
我和超哥开始狼吞虎咽。不一会儿，我抬头一看发现老爷爷不见了。我说：“人呢？”
超哥抬头惊讶的说：“刚才还在这儿呢。”
我们朝四周观望，发现一个老头朝着公园门口跑的飞快。我和超哥异口同声的说：“不会吧！”
超哥缓过神来，说：“操！刚才拄着拐杖慢悠悠的走，我还以为他半身不遂呢！”
我说：“公园开门了，上！”
我和超哥来到公园门口，径直走进去，不料想被门卫拦了下来。
一个穿工作服的人说：“先买票，后进去。”
超哥说：“不是免费吗？”
那人说：“免费个屁，你家老婆随便让人摸啊。”
我说：“政府规定的，七点以前不收钱。”
那人说：“是啊，七点以前是不收钱。那现在几点了？”
超哥一看表说：“七点零一分。”
我说：“没辙，走吧。”
超哥说：“去哪儿？”
我说：“去广场，李连杰正在那儿等着咱呢。” 。。
（四）替人索债
就这样，我和超哥浑浑噩噩相处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后，活计应时完成。我们一起去找包工头要钱，包工头拖拉着不肯给。后来我和超哥要钱的次数愈加频繁。
包工头见躲不过，便说：“兄弟啊，我也不容易。你们手艺不好可是浪费了我好多材料，我已经血本无归了。这样吧，我在郑州有一个外号叫‘公鸡’的朋友，是炼铁厂的总经理。他去年问我借过两万块钱。你们两个拿着借条去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