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军之道: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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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军之道: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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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里·德勒斯是公认的人力资源管理大师,其主编的《人力资源管理》一书被全球许多商学院列为指定教材。在该书的最新一版,作者明确提出,应该将倡导无私奉献精神作为全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中心,并且强调这是他最新的研究心得,是改进人力资源管理最重要的指导思想。这一版教材在写法上也有特点,不仅前言部分集中论述了倡导奉献精神对企业发展的意义,而且以奉献精神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在阐述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章节,都专门分析了该项工作如何培养和体现奉献精神。
  为什么著名管理学者如此看重员工的奉献精神?笔者认为,这与他们深厚的理论修养有关。管理心理学有一个亚当斯公平理论,认为员工对工作报酬是否公平的判断,并非取决于其绝对量,而是取决于与周围人所得的比较。只有当员工感到自己的所得与付出之比,大于或等于他人的所得与付出之比时,才会感到公平,才可能对待遇表示满意,进而焕发工作热情。可问题是,员工与谁相比呢?显然,一般人总是向上攀比。所以,从理论上说,无论管理者采用多么科学的管理方法,给员工发多少奖金,都不可能让员工百分之百的满意。要想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不能仅靠物质刺激,也不能指望公平分配,必须有一些精神的东西。不提倡无私奉献,以为靠赏罚就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理论上就有问题。企业真若如此,也一定会在实践中吃苦头。
  6创造顾客与赚钱是什么关系
  关于创造顾客与赚钱的关系,《基业长青》一书也有精辟论述。作者提出,管理者经常出现12种迷思,其中第三种就是:“最成功的公司以追求最大利润为首要目的。”作者用大量事例力图证明,“和商学院的教诲恰恰相反。纵观这些高瞻远瞩公司的历史,‘尽量增加股东的财富’或‘追求最大利润’一向不是主要的动力或首要目标。高瞻远瞩公司追求一组目标,赚钱只是目标之一,而且不见得是最重要的目标。不错,它们都追求利润,但是它们同样为一种核心理念指引,这种理念包括核心价值和超越只知赚钱的使命感。但有趣的是,高瞻远瞩公司要比纯粹以盈利为目标的对照公司赚更多钱”。该书的结论是:“利润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且是达成更重要目的的手段,但是对很多高瞻远瞩公司而言,利润不是目的,利润就像人体需要的氧气、食物、水和血液一样,这些东西不是生命的目的。但是,没有它们,就没有生命。”
  彼得·德鲁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差不多。他认为:“利润不是原因,利润是结果——是企业在营销、创新和生产力方面的绩效结果。同时,利润也是对企业经营绩效唯一可能的检验方式。”“利润还有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未来的成本”。“企业的首要任务是求生存。换句话说,企业经济学的指导原则不是追求最大利润,而是避免亏损。企业必须设法赚取额外的资金,才足以承担企业经营中不可避免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准备金唯一的来源就是利润。”基于上述分析,彼得·德鲁克强调,管理者应该追求的不是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必要的最低利润”。因为,过多的利润不利于企业实现其创造顾客的宗旨,而过低的利润又不足以保证企业抵御未来的风险。
  实际上,国内一些优秀企业家对利润也持同样看法。如《华为公司基本法》第11条在谈到利润时就强调:“我们将按照我们事业可持续成长的要求,设立每个时期的合理的利润率和利润指标,而不是单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最后,再来看看教皇保罗二世是怎么说的:“一家商业公司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赚取利润,而是要让人看到,它是一个由人组成的团体,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满足其最基本的需求,并且以服务于全社会的方式组成一个特别的团体。利润是商业的生命调节器,可是,它不是唯一的,人性和道德因素等别的原因也应该被考虑在内,这在长期看来至少与一门商业的生命是同等重要的。”
  总之,办企业不能不讲金钱,但要想把企业做大做强,真正成就一番事业,又必须超越金钱。首先是管理者自身要超越,然后应该引导多数员工逐渐超越。切实解决好“老板为何办企业,员工为谁干工作”这一根本问题。古今中外无数事例表明,人是可以超越金钱和物质追求的。引导员工树立远大理想和事业心,把企业视为生存的场所而不是谋生的场所,把工作视为人生的目的而不是谋生的手段,应该从事业本身而不是从事业发展给个人带来的好处中,激发出精神动力,这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才是真正的“没有管理的管理”。
  提出一个宗旨不易,将宗旨灌输到组织中去,让其得到组织全体成员的认同,显然会更难。杰克·韦尔奇认为:“商业生活中的人们谈论了太多关于使命感和价值观的事情,但结果常常是说得热闹,却没有什么实际行动。没有人希望得到这样的答案,然而,这两个术语显得既高深又含糊,导致那样的结局仿佛也是自然而然的。”《基业长青》一书作者也强调,理念的价值不在于新,而在于真。“有些组织通常都有伟大的意图和鼓舞人心的梦想,但是,它们没有采取关键的行动,把意图转化为有形的办法。”毛泽东的军队管理思想之所以可贵,不完全在于他提出了军队宗旨,而在于他找到了将宗旨灌输给组织成员的有效办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强有力的思想教育。
  00近年来,企业文化一直是管理学研究的热点。只要是系统地讲授企业管理知识,就不能不谈及企业文化。但凡成功的企业家,对企业文化均情有独钟。受此影响,各行各业的管理者对文化及文化现象都十分关注,而且兴趣浓厚。如今搞管理的不谈点企业文化,简直就是不入流。
  可透过种种高谈阔论,实事求是地分析国内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不难发现理论与实际、说的与做的之间,尚存在较大差距。多数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实际上处于“看起来很美,说起来很甜,做起来很难”的境况。前不久“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次关于企业文化的专题调查,结论是:“企业经营者大多认识到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但在行动上还存在较大差距。”“总体来看,除少数企业已进入企业文化建设的深化提高阶段外,多数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尚处于基本形成和酝酿探索阶段。”
  为什么管理学者和企业家们如此心仪的企业文化总飘在空中,落不了地?怎样才能让思想文化真正成为企业家得心应手的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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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有什么用18
认真分析国内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不难发现三个问题。一是认识不到位。虽然一些企业家嘴上也说企业文化如何重要,可内心并未真正认清其价值,自然也就谈不上抓企业文化建设的自觉性了。这可以从企业家对同行的看法中得到印证。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专题调查,近90%的被调查者认为企业文化很重要,可同一批人,当被问到“在你接触的企业家中,有多少人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时,回答却是三分之一。二是理论不成熟。对究竟什么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包括哪些内容,这些内容之间是什么关系,应如何分类等基本理论问题,专家们的看法大相径庭。如果说“1 000个读者心中有1 000个哈姆雷特”,那么,1 000个专家恐怕能给出1 000个企业文化的定义来——许多专家本人的说法也无定论,一会儿一变。什么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恐怕企业文化理论最典型不过了。三是实际工作中不知道该抓些什么,该怎么抓,缺少真正的内行和称职的骨干。这个问题更突出,也最重要。因为,如果不清楚抓什么,怎么抓,无法真正发挥企业文化在经营管理中的作用,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提高,理论研究得再透彻也毫无意义。
  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笔者认为,不妨回头看看毛泽东的思想工作理论。因为,毛泽东是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创者,是公认的思想教育大师。企业文化虽然不同于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但了解管理学史的人都清楚,企业文化研究发端于美国,可美国管理学界开始重视文化因素,以至提出企业文化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受日本管理的启发;日本企业管理重视思想文化建设,某种程度上又是受中国“鞍钢宪法”、“大庆精神”的影响;而“鞍钢宪法”和“大庆精神”等,实际上是学习、借鉴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特别是思想建设理论的结果。所以,认真研究一下毛泽东关于军队思想建设理论的由来发展、基本论断、主要内容及方法经验,对管理者深入研究企业文化理论,破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三个难题,无疑会有帮助。
  

核心价值观有什么用19
一、毛泽东军队思想建设理论的由来和发展
  毛泽东的这套管理办法是在他带兵实践中被逼出来的。
  在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在缺少城市工人群众参与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有没有可能不走以往农民起义军的老路,建立起一支以农民为主,却又无产阶级化的革命军队?如何建立这样的军队?这是全新的问题。
  在巩固和发展红军的实践中,毛泽东认识到思想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他不仅深入到官兵中间,亲自做思想工作,经常给部队讲课,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倾向,而且注意总结经验,使之上升为管理理论。
  《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队,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服从无产阶级领导的,服从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需要的工具”。
  毛泽东关于军队思想建设理论的形成、确立给了人们一个深刻启示:思想教育的价值并非一目了然。对思想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管理者往往会经历一个过程。红军是通过古田会议统一认识,走上思想建军之路的,企业是否也需要召开自己的“古田会议”呢?
  将管理与教育融为一体,力图通过教育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来达到管理目标,是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一大特色。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一系列精辟的阐述。在毛泽东的倡导和组织下,我军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夸张地说,思想教育堪称毛泽东领导下人民军队管理的一绝。时至今日,国内外学者谈到毛泽东,大都对其通过灌输影响官兵思想的本领赞不绝口。可有谁知道,毛泽东的这套管理办法也是在其带兵实践中被逼出来的。
  我军是在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创建的,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强大敌人的包围中。在新的革命高潮一时无法到来的情况下,弱小的红军能否生存,如何发展,当时党内及社会上是有不同看法的。如1929年陈独秀在《论红军问题》一文中就提出,如果革命高潮不能很快到来,朱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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