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对我意味着什么。不知道这些爱好里，寄托着我的生活理想。他们不会知道，在那些重复而单一的游戏背后，对我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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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一跳
没想到，我的跳水生涯竟然从小学一年级时的神奇一跳开始。
1986年９月，我成了新华路小学一年级的一名学生。我的学前班是在周容路小学完成的，爸爸妈妈也特别希望我能在那个学校就读，因为那是名校，而且离家近。但由于我的户口所在地是新华路，而以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根本没有选择学校的能力。
新华路小学离我们家，大概有20分钟的路程。
对于自己有限的（六个月）小学时光，我的记忆总是支离破碎。（在四川队集训的时候，我还在四川省游泳馆旁边的成都市金陵路小学上过一段时间的课。我当时属于插班生，上的是三年级。但一年后，随着我被打回重庆，那段美好的日子也很快过去。）
很多运动员在学校的时候，可能会对基础性很强的数学头疼，不过我却恰恰相反，每次我的数学都是班上第一名。现在想来，我数学成绩好，可能是从小“节俭成性”的缘故。从玩游戏时的火柴棍、存零钱到购买邮票的各种计算方法，众多实用性强的动手能力教育，给了我提高数学成绩的广阔空间。当然，与当时那些成绩拔尖的孩子相比，我的学习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另外，由于我性格内向，我在学校始终是不被人重视的“丑小鸭”，直到那次学校挑人。
在开学两个月后，重庆市青少年第一业余体校跳水队教练徐贵禄来校挑苗子。当时我们刚上完第一节音乐课，老师刚教了简单的五线谱，还有《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这首歌。我还沉浸在歌曲的美妙旋律中时，班主任走上讲台：“同学们，一会儿去操场集合，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呼啦，大家都像沙丁鱼似地冲向操场，发现一年级其他班的同学都在。当时一年级有三个班，我们是二班，一个班大概有４０多人。“玩什么游戏需要这么多人啊！”我心里嘀咕。
轮到我们班了，一个很精干的老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班主任介绍说他就是徐教练。徐教练有着体育人特有的爽快：“同学们，今天给大家测一下立定跳远。”随后，他在水泥地上划出两根线，距离是１米６０。
徐教练随后让队员排队一个个地跳，很显然，没有一个人越过那条线。
轮到我了，猛一发力，在落地时小伙伴中出现了骚动，我超过了那条线！吃惊的徐教练随后让我再跳三次，次次过线。其实，跳远对我来说，只是小CASE。重庆多山，和大人出去时，我从来不喜欢走直路，而是选择斜坡蹦来蹦去。在院里和伙伴们比赛跳远，我也总是比他们远很多。
三个班同学都跳完了，最后被徐教练留下的，只有我一个。
徐教练随后把我叫到班主任办公室。当时在调皮的小孩眼里，办公室就是“鬼门关”。胆战心惊地来到办公室，徐教练命令我站在桌子上面，把鞋和外衣脱了。当时是１１月，天气有些冷了，但我不敢违背教练的话，脱得只剩下小背心。徐教练拿了根“绳子”在胳臂、腿和臀部比划了半天。随后，他对班主任说，“这个孩子，手臂较长，肩关节灵活，协调性和弹跳力好，我们收了！”
随后，徐教练写了张纸条，是在学校传真复印纸上写的，有很重的油墨的味道。老师叮嘱我说：“把这个条带回去给你家长，别千万别丢了啊。”
这是我第一次被老师另眼看待，因此，这个纸条在我心目中，就像中央下发的红头文件那么神圣。不过，那天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有怎样的改变，我依旧在放学路上后看了半天电子游戏，然后飞奔回家。到了家里，我眉飞色舞地向父母描述白天的每个细节，最后告诉他们，全年级，“只有我一个被选中了。”
不过，他们看了纸条之后，却给我泼冷水：“去体校训练？！我们上班这么忙这么累，哪有时间送你去？别给我们找事了。”
我抢着回答：“不要你们送，我自己去。老师说，机会难得，我一定要去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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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哭的少年（1）
我的小时候就喜欢哭，主要是受不得委屈，接受训练之后我变得更爱哭了－－距离目标总是遥遥无期。可每次擦干眼泪后，我都会坚持练下去。
在当时那种特定环境下，我并未意识到那张薄薄的纸片对我意味着什么。在“纸条”后的第二天，我依然继续着正常的轨迹，看游戏、上学、放学后回家吃饭。只不过饭后，妈妈领着我去重庆业余体校报到。从家里出发走10…15分钟就可以到车站，然后坐电车到两路口终点站下，那里离大田湾体育场不远。
我紧抓住妈妈的手，向未知的世界行进。未来会怎么样，我的人生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要找跳水队？我是体操队的，我带你去！”一进体校大门，一个穿格子裙、扎辫子的小姑娘蹦蹦跳跳地过来和我们打招呼。显然，她很热情，对于像无头苍蝇四处乱撞的我们来说，她的出现不亚于“及时雨”。
交谈后得知，由于跳水班和体操班比邻而居，恰好，那几天跳水队开始招生，路上来来往往的都是跳水队的学生。看着我由家长领着，拿着纸条东张西望，就知道是跳水班新生。她本来是训练中途去厕所的，正好把我们领到了准确地点。
一个偶然，她竟成了我跳水事业上的“引路人”。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位热心肠的姑娘叫什么？要是没有你，我们母子真不知道要在那迷宫似的体校里徘徊多久。
不管怎样，1986年，也就是我7岁那年，成为徐贵禄教练麾下的一名弟子，开始了每周三次的业余跳水训练。
爸爸妈妈对我从事跳水事业是有条件的。他们说，要跳可以，但必须跳水先试几个月，而且一定要保证学习。如果不行，还可以做普通学生。
开始阶段总是很苦。每天放学后，大约四点左右，我一个人直奔重庆体校（在带我去业余体校几天后，妈妈就让我自己独自乘车去训练），训练的时间往往是一两个小时。每天晚上回家时已是###点，而我还没有吃晚饭！等我完成作业、爬上床时通常是晚上11点，周围大半邻居家的灯火都已经熄灭。
由于中晚餐间隔时间过长，加上中间有剧烈运动和长途奔波，每次我回家的时候，都会饿得两眼冒金星。挨饿的滋味可不好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练就出了“橡皮胃”，一顿中饭，恨不能往肚子里塞上半斤。晚饭再猛补。
不过，通过几个月在小学和体校之间的奔波，我发现自己迷上了这项运动，或者是这种生活，而爸妈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让我继续边学习、边去体校训练。这意味着：我十八年的漫长跳水生涯从那个时刻开始拉开了序幕。尽管在当时，我根本就没沾过水，更别提去感受从空中跳入水中的滋味了。
由于当时重庆市没有一个室内游泳馆，只有一个露天游泳池和一个水泥跳台。我们重庆体校跳水“黄埔一期”学员共十来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竟不知道游泳为何物，更不知道跳水的滋味。刚开始时，我们只是在陆地上做一些简单的压关节等陆上动作。
1987年3、4月份，老天保佑，鱼儿终于遇到水了——我们全队被拉到重庆市著名的南温泉，封闭训练一星期，学习游泳。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家。但有了前几次的经验，在度过了短暂的不适应后，我很快就适应了和小伙伴们一起生活，也学会了游泳。那时，班上一个队员，比我小一岁，是我们这群旱鸭子中唯一会游泳的人，我特别羡慕他。后来才知道，他父亲是就是体校的游泳教练。
那年夏天，我们终于可以跳水了，地点在重庆市第三钢铁厂。这是全市唯一拥有跳台的跳水池，三钢也成为所有重庆跳水孩子心中的圣地。
三钢离家不算远，坐5路电车，过一个大桥，就到了。而5路车的始发站就在我家不远。
不过，真正训练起来，绝对不像我们在陆上训练那么简单。可以说，我们开始领略到了训练的艰苦。首先是变幻无常的天气。三钢泳池是露天的，水温随天气变化，冷的时候浑身鸡皮疙瘩，热的时候上岸连站在地上都要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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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哭的少年（2）
当时的我精瘦精瘦，重庆多风，晚上的低温加上小风一吹，使得只要我的身体一接触水，五脏六腑就像全部被冻住了一样。我是如此渴望温暖，以致于自己每做完一个动作，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趴在水泥地上，感受夕阳洒下的最后一缕温暖。而在夏天白天，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必须头顶烈日、脚踩滚烫的水泥板，皮肤被晒得发红，想在水里多泡会儿，没门！因为教练在看着你做下一个动作呢！想偷懒？嘿嘿，加倍处罚。
我的脚腕关节很硬，绷直后不能像芭蕾舞演员那样呈现优美的弧线，被教练称之为“锄头脚”，这让我吃尽了苦头。为了能把脚尖绷得更直一点，我必须比别人多练一些，妈妈有时候来探望我时也会帮我压关节。不过，由于经常感觉累，我的动作越来越走样。往往这个时候，教练一句：不算，得重新再来！这让我有天旋地转的感觉，眼泪立刻就会掉下来。那感觉就好像是当你辛苦地爬到半山腰，马上就要登顶了，突然有人要你重新上山。又有些类似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之后，发现自己找错了舞台！
我讨厌这种感觉。因为累，动作质量越来越差。而质量差，会被教练认为是你小子在和他对抗，罚的次数也更多。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尽头啊。
我的小时候就喜欢哭，主要是受不得委屈，接受训练之后我变得更爱哭了－－距离目标总是遥遥无期。可每次擦干眼泪后，我都会坚持练下去。
当时，重庆市电力经常出现供应不足的现象，5路电车也会停电，我就可以不去训练了。真希望5路车常停电，这样我就可以有正当的理由休息一天。当然，这种事情可遇不可求。
妈妈：田亮练基本功，练倒立，眼睛都练充血了，两颗眼珠红得跟兔子一样！他们平时训练完了要从游泳池对岸游过来，可是此时的孩子们已又饥又饿。田亮在离终点还有1米时扶着栏杆歇了一下，教练看了就特生气，把他拎了出来，又罚他重游一遍。田亮游不动就哭了，我在旁边看着也哭。
。。
乡愁，乡愁！
看着妈妈为我留下的食品，就像是看到了遗物一样，我哭得更伤心了。从送走妈妈的那一刻起，我发现，我的童年结束了……
１９８７年底至１９８９年夏天，四川省队教练邓平来重庆选苗子，我幸运地成为省队集训的一员。
当年走西口的汉子，在离开故乡后感受到了人生的苦辣酸甜，而我，则在日出乡关后，遭受到了跳水生涯的第一次打击。
最先深切感受到的，是乡愁。思乡是一种病，“病”得最深的台湾文学家余光中，将所有的思乡情绪都寄托在一方小小的邮票之间。我没有那么强的领悟力与控制力，在成都这个陌生的都市面前，我险些迷失了自己。
儿行千里母担忧。离开重庆前，妈妈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