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春节，电视系列片《西游记》开始动工。那时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拼搏的年代，是奋斗的年代，是奉献的年代。
拍摄《西游记》系列片，用去了六年的时间。这六年，我和全剧组的同志们一起，跋山涉水，茹苦含辛，往返于祖国的北国南疆，其中甘苦难以尽书。
《西游记》剧组的全体演职员是用当年唐僧取经的精神和毅力来完成这部巨著的。几年中，大家通力合作，甘苦与共，六易寒暑，饱尝艰辛。正是：一年年含辛茹苦经冬夏，几万里风霜雨雪处处家！
那由单机拍摄完成的上万个丰富多彩的画面；那费尽心机的土洋结合的特技镜头；那挖空心思精心塑造的乳胶造型；那千姿百态的君王臣宰的艺术形象；那苦心设计的瑰丽多彩的服饰、五光十色的烟雾、变化莫测的灯光；还有那金碧辉煌的灵霄宝殿、若真若幻的瑶池仙境、流光溢彩的东海龙宫、气势恢弘的大雷音寺——你能想象它们是用廉价的三合板和“米波罗（也就是泡沫塑料）”搭建成的吗？所有这些，在当时根本不具备任何特技手段且资金不足的限制下，几乎是不可能被完成的！｜米｜花｜在｜线｜书｜库｜ ；http：//book。mihua。net
《西游记》自从1982年开始拍摄以来，就年年与电视观众见面，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它无数次地播出，创下了电视剧播出率、收视率之最。甚至有人曾经劝我为此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是对我们辛苦工作的认可和赞誉，是所有参加过《西游记》拍摄的人们的共同成绩！
时间久了，一切都在前进。现在的事物变化太大，大得我都觉得跟不上它了。电视特技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电视剧的资金投入，成千万上亿元！
现在的价值观也完全不同了——金钱至上，名利第一。引导人们积极性的是金钱。在如今人们的眼里，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也许都是些“傻帽”。除去几位主演得到了他们辛苦付出后的回报以外，其他人虽辛勤劳动，却默默无闻。我无法忘记那个时代：那以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荣的时代，也是个开创的时代！是值得称道、令人怀念的。
所以，现在我愿意把拍摄《西游记》的艰苦经历写下来，告诉人们，曾经有那样一些人是这样工作的。虽然只是挂一漏万、点点滴滴的记忆，却是对那个时代的纪念！假如能够引起今人的一点感动或反思，便达到了我的目的。
一、天降重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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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要是让你把《西游记》拍成电视剧，你敢不敢接？”
副台长洪民生在宣布了王扶林拍摄《红楼梦》以后紧接着的这句问话，就像在我头上响起了一个惊雷，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怔之后，我冲口而出：“有钱就敢，为什么不敢！”
他立即接道：“好！局党委决定，由杨洁来拍《西游记》！”
这是在1981年的11月份，文艺部的一个组长会上。当时不只是我，在座的所有人，都被这个突然宣布的消息震惊了。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么重大的题材居然给了我这个“戏曲”导演？！说实在的，我也没有想到洪民生副台长这么快就实现了他的诺言，而且给我的是这么重大、辉煌的一个任务。
王扶林接受《红楼梦》是坦然自若、理所当然的，而我却心潮澎湃，难以平静。因为这是我长年追求的梦想！
我自小就喜欢小说，戏剧，电影。那时只有极少的机会：当父亲外出的时候，我才能和母亲一起去看电影。瑙玛·希拉主演的《绝代艳后》、《铸情》（罗密欧与朱丽叶）；费雯·丽主演的《魂断蓝桥》；泰隆·鲍华主演的《碧血黄沙》；查尔斯·劳顿主演的《钟楼怪人》……这些都是我当时看过的电影。那优美的画面、动人的故事、悲惨的结局，使我深深沉浸在电影营造的氛围之中。它们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仍非常清晰。
令我感动的还有电影中的台词，比如：
钟楼上的卡西·莫多抚摸着怪兽的头像自语：“虽然我的脸像你一样丑陋，可是我的心却不是石头做的！”
《绝代艳后》里，不幸的皇后玛丽·安东尼站在断头台上那绝望的眼神，令我心灵震撼。
《魂断蓝桥》里多次出现的主题歌，优美而悲伤的旋律衬托着剧中人那种生离死别的命运，令我黯然神伤，潸然泪下。
可我的父亲是一个革命者，他要我读的是革命书籍，小说是不许看的。在我书桌的抽屉里，藏着我喜欢的小说。我的书桌对着爸爸的书桌，当他埋头写作时，我就偷偷拉开抽屉看我喜欢的小说，他一抬头，我就赶紧把抽屉推进去。父亲始终没有发现我的这个小秘密！
就这样，我读遍了中国的四大名著，读了屠格涅夫的《罗亭》、《前夜》、《贵族之家》，果戈里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十二岁时，我就背熟了林黛玉的《葬花词》、《问菊》、《题帕三绝》、《悲秋》等诗词，还不止一次地为她落泪。
十五岁时，我们住的华西日报社大院里，住进了一批当时文艺界的名人：应云卫领导的中华剧艺社。他带领着著名的导演和演员——贺孟斧、张瑞芳、舒绣文、陶金、耿震、李纬、金淑芝等，以及剧作家“神童”吴祖光，漫画家丁聪，他们都成了我艳羡的对象。
华西日报社大门内有一个舞台，很破旧，他们经常在那个舞台上排练。休息时，我就瞒着父亲溜去看他们排练的《牛郎织女》、《天国春秋》。记得很清楚，陶金演《天国春秋》里的杨秀清，舒绣文演洪宣娇，张逸生演韦昌辉；《牛郎织女》里张瑞芳演织女，耿震演牛郎。我对他们真是着迷极了：着迷于他们的生活，着迷于戏剧所营造的世界——多么有意思，那是另外一个天地！
应云卫和我父亲也经常有来往。应云卫的女儿比我大两岁，她文弱、苍白，听说有肺病。我很喜欢她，有时偷偷地溜去和她聊天。
一、天降重任（2）
有一次，她问我：“你想参加我们剧团吗？”
我惊奇地问：“你们要我这样的人吗？”
她说：“这有什么！我和我爸爸讲讲就行。”
这可打动了我的心。我矛盾了许久，终于壮着胆子去向父亲提出想参加剧社的要求，可是挨了父亲一顿痛骂：“居然想去当演员演戏？不可能！将来你要去延安，去参加革命！”
从此，父亲对我管得更严：不许和演员来往，电影也看不成了。有一次他的一个女学生想带我去看新上演的《翠堤春晓》，他也不答应。我十分懊丧。
这期间，我写了两个短篇小说，一篇是《禁闭室的女性》，另一篇是《他有什么罪》，都是有感而发的。父亲认为写得不错，终于让了一点步：“好吧！我看你实在不愿意当一个中国的陶格里·雅蒂（当时意大利的女革命领导人），就到延安鲁艺去学文学吧。”之后，这两个短篇被他拿去发表在《华西日报》上了。
父亲很快就把我送到延安，然后我辗转到了张家口，进了华北联大。而后又参军到了部队，组织分配我到文工队去当演员。1958年的8月，我从中央广播电台调到了电视台，分配到了文艺部。父亲不许我搞文艺的一番苦心还是白费了！
到了文艺部，我很高兴，认为电视和电影艺术也差不多，都是用镜头来表现的艺术。那时，电视台刚成立不久，文艺部人少，我可以参与各类文艺节目的播出。但是人员逐渐增加，文艺部实行基本分工：分成了“戏剧”、“戏曲”、“歌舞”三个组，戏剧组由几位广播剧团调来和电影学院毕业分配来的同志组成。我本来不懂也不喜欢戏曲，但分工却偏让我搞戏曲。虽然后来接触多了，也逐渐喜欢了，但比较起来，还是更爱好戏剧。当时舞台转播比较多，我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戏剧简直如痴如醉。每当看到他们的好戏，便禁不住想要参与转播。但是，只有在话剧汇演、戏剧组的人忙不过来时，我才有希望转播一次。记得有一次，我得到一次转播北京人艺的《王昭君》的机会，高兴得直到半夜也没睡着觉！
戏曲节目都是舞台上已经成熟的优秀节目，但我不想按部就班地转播，想搞点新鲜名堂出来。我大胆地做了一次实验：和中国京剧院合作，把戏曲节目搬到外景里，用实景拍摄。第一次实验的是《香罗帕》，由中国京剧院的著名演员刘秀荣、张春孝夫妇合演，在颐和园拍的。拍出以后，效果不错。包括演员和景点，只花了1300元钱。但是，最后我受到了当时文艺部领导的批评，说为什么不按照舞台转播，完全可以不用花钱的。真叫人哭笑不得！
听说后来这个《香罗帕》节目以3万美元卖给了美国夏威夷电视台。
我没有理会领导的批评，又拍摄了京剧《卖水》。这回是用颐和园的外景与棚里的内景相结合，由著名演员刘长渝主演。后来还拍摄了评剧《恩与仇》、湘剧《追鱼》、评剧《小院风波》等。这些节目，有的是现实题材，像和沈阳评剧院合作的《小院风波》，内容写的是在北京一个四合院里发生的故事。和电视剧一样，从剧本和音乐都是新创作，由著名评剧老演员筱俊亭主演；有的是现成题材加工，像评剧《恩与仇》，是与中国评剧院合作，在承德避暑山庄拍的，由著名评剧演员刘淑萍、张淑桂、张德福主演。这些就是最初的戏曲艺术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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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降重任（3）
1979年，电视剧正式提到文艺部日程上时，我非常希望能有尝试的机会。
但是，想上电视剧谈何容易！当时在文艺部里，电视剧被视为“高等”艺术，只有戏剧组的导演才能拍，我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
但戏剧组的导演也只有那么四五个人，台领导又强调电视剧是个新生事物，要大胆尝试。于是我向文艺部主任提出要拍电视剧的想法，没想到他像见了怪物似的望着我：
“你想拍电视剧？还是让那些学过电影戏剧的导演去拍吧。搞什么节目不一样？何必争这个那个的！”
我明白了，这里面不但有残存的派性作祟，还有他因为我没有上过正规学院而妄加的歧视。
的确，自小父亲不让我上学，只许在家里由他来教育。我没有正规专业学院的资历，但我到电视台以后，已经自学完了电影学院的教材，我有在文艺方面的同等水平和二十几年从事电视文艺工作的经验。每当有重大任务时，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