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载1985年6月7日纽约《华侨日报》
1984年11月，爱荷华电视台，跟两位中国作家做了一个访问，题目是：“台湾海峡两岸的对话”。这个访问以对话方式进行。由“国际写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女士提问，来自台湾的作家柏杨先生以及来自大陆的作家谌容女士作答，访问用中文进行，节目做好后，加上英文配音，在美国播映。
问：柏杨，我们在五十年代就认识了，那个时候，我们都刚开始写小说，我读了你那时候发表在《自由中国》上的小说，觉得你的小说是很有批判性的，写得非常好，也非常尖锐。可是你后来改写杂文了，你为什么不再写小说了呢？
柏杨：小说形式，更需要布局、更需要情节，我觉得它比较迂回一点；而杂文本身像匕首，甚至像炸弹一样，它的效果是直接的，会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有更大更快的帮助，所以我改写杂文。
问：那你现在还写杂文吗？
柏杨：已不写了。杂文主要谈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也可以说社会的病态，甚至是社会的阴暗面。我并不是因为坐牢而不写杂文，我出狱以后还写了五年之久的杂文。但是我逐渐发现中国的历史太久，文化绵延太久，一切的病态，一切的阴暗面，现代的人固然要负责，但要追溯它的根源，似乎应在文化上作更深入的检讨。所以我改研究历史，从历史中去探讨我们的根，哪些是优秀的，哪些不是优秀的。
问：你到爱荷华来之前，看过谌容的小说没有？
柏杨：非常抱歉，没有，而且也没听说过。不仅是谌容的，大陆上其他年轻作家的作品我都没看过，只有三十年代的作家，因为从小读他们的书，所以有很深刻的印象。我是到了美国，在旧金山朋友家才看到《人到中年》的录像带，一直到了爱荷华城以后，才看到《人到中年》这本书，非常抱歉，我知道的太少了。
问：谌容《人到中年》在国内国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应，而且拍成了电影。你能不能讲一讲《人到中年》写的是什么？
问：如果讲故事就太长了，只能说这小说写的是中年知识分子，它的主人翁是一个中年女性眼科医生。我为什么要写中年知识分子？这是因为我们时代决定的。在粉碎“四人帮”，也就是中国“文革”以后，百废待举，都需要建设。在这时候，我认为知识分子是很重要的，而中年知识分子是骨干，我想在这本小说里，写出他们非常美好的心灵，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知识贡献给祖国；同时也写出他们现在实际的生活状况，工作条件，也就是不很令人愉快的状况，譬如工资比较低，住房比较挤，这样的一个现实，我想提起社会的注意，要关心这些知识分子。
问：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你们两位以前都不认识，到爱荷华城才见面，可以说你们是隔着台湾海峡写作的，但你们二人有一个共同点：社会意识都非常强烈，你们关心的是国家、是民族、是文化、是知识分子的处境。柏杨，你看过谌容的小说以后，有没有什么隔膜的感觉？
柏杨：有很大的隔膜。我看了谌容的小说，以及其他大陆上作家的小说，使我产生一种感觉；虽然我们都是中国人，虽然台湾和大陆本是一体，但假定这种分隔的现象继续下去，再过五十年、一百年，两岸很可能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我们的背景不一样，表达方法不一样，思考方式不一样，用词不一样，语言也不一样。读了大陆的小说，有时好像读另外一个世界的小说，很难接受，也许读久就好了。
台湾海峡两岸的对话（2）
问：我是觉得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语言也不同，今天在大陆上的语汇和台湾也不同。
柏杨：是的，语汇也很不一样，我向他们学了几句，好像他们说“特好”，我们说：“特别好”、“真好”。
问：我们说“很棒！”
柏杨：还有他们小说里常出现的“同志”，不是没有办法接受，而是感觉到很生疏，很隔膜。
问：我还搅不清楚他们小说里的党委、书记，因为不懂他们的官职、制度，就弄不清楚这个党委有多大的权力，这个书记有多大的权力。
柏杨：读外国小说，好像美国、英国、法国小说，虽说文字不同，但书里的男女主角配角等的社会关系位置，我们都很清楚，大陆的小说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这个党委在这个小说的运转中，他的权力有多大，影响有多大，这句话有什么意义，根本不了解，根本是两个世界。
问：还有，在大陆上用简体字，在台湾用繁体字。柏杨，你看简体字看不看得惯？
柏杨：我个人主张用简体字，我自己也写简体字，可是一下子看全部变成铅字的简体字还有困难，只是困难比较小。
问：我本来写繁体字，我看台湾的小说，也看大陆的小说，又回过大陆几次，两种字都接触，有时候自己两种字都写，成了杂的了。谌容，你看柏杨的小说和文章有没有什么隔膜的感觉？
问：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也许因为我们看得比较多，我来之前在北京就看到了柏杨的书。
问：你怎么会看到的呢？
谌容：我就是看到啦！我看过你的《中国人史纲》，还有你的杂文和小说，我记得你有一部小说叫《挣扎》，其中一篇写一个人坐牢坐了十年，放出来以后，他的妻子另外结婚了，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柏杨：不过那不是写我，那时候我还没有坐牢，离我坐牢还很远。（笑）
问：那你成了预言家了？（笑）
柏杨：也许有预感，我不晓得，但我们那种感情，那种生活的体验和挣扎的感觉，大陆会不会是一样的？
谌容：我看了台湾的小说，有一部分好像是回忆过去的生活，我们可以懂。
问：那么，写现在的小说呢？
谌容：因为在国内都可以看到，所以可以懂。台湾我的许多同行作家的作品，我都看过。
问：现在大陆上有很多港台文学作品，大学里还有专门研究港台文学的课程。
谌容：另外我们出了《台湾作家小说选》，所以并不生疏，包括你们的乡土文学，我们都知道。
问：你们在台湾看得到大陆的书吗？
柏杨：当然看不到。
问：你看了柏杨，还有其他台湾作家的作品，你对他们的作品有什么看法？
谌容：总的来说，我看到台湾作家的作品，还是比较少的。但很多作家很多生活面，写的是不同的题材，譬如有乡土文学的，也有的是写自己的生活、感情之类的东西。他们给我一个印象：他们写作题材的选择偏向自己周围的生活比较多，题材并不是很广泛的。
问：柏杨，你对大陆小说有什么看法？
台湾海峡两岸的对话（3）
柏杨：我觉得他们的政治意识太强烈，我们不大能体会，就像我刚才说的有隔阂感。
谌容：或者说，我们写的是社会生活。
柏杨：唔，社会生活反映得太强了。
问：最近我在香港《九十年代》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上面谈到大陆小说，作者林培瑞是一位研究中国小说的美国人，他翻译过你的《人到中年》，也翻译过刘宾雁的《人妖之间》，他在这篇文章的序文里，谈到大陆小说着重于社会效果，就有了它的局限性。一定要采用某些引起社会效果的题材，就是它的局限。也有些人说，台湾的小说总是写个人的，也有它的局限性，你对这个评语有什么看法？
谌容：我觉得文学作品首先得真实反映生活，这是我的基本看法。真实反映生活，那就不只是反映个人的生活，而是反映人民的生活，各行各业的人民的生活，应该去熟悉他们，了解他们。这样的生活当然有鲜花，也有眼泪，这样的生活绝对不会很平坦、很愉快，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如果真实反映生活本身，它就会有它自己的效果，而不是说我要写小说的时候要着重什么效果。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倒过来的。如果你真实地从生活出发，那么写出来的就真实地反映生活里的问题。如果为了达到某种效果去写，恐怕不是文学作品。
问：对，《人到中年》的反应那么大，你能不能说一下你是怎么写《人到中年》的？我知道大陆上作家着重体验生活，要写哪一方面的题材，就到哪一方面去体验生活。你不是医生，你是怎么写那篇小说的？
谌容：对于知识分子的生活，我不用体验，我自己就是，处境、工作环境很多是一样的。我周围有许多这样的朋友，我的妹妹就是医生，这个我不用体验。但是当我决定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还是去了医院，去补充生活。我在写这小说的时候，在北京最大的眼科同仁医院待了一个月，就是每天到手术室去，换上消毒的衣服，坐在手术台边，看了很多手术，因为我必须在很多手术中间选一个手术我能描述的，最后我选了角膜移植手术。
问：你天天看他们动手术？
谌容：白天看手术，晚上写稿子，很辛苦。
问：柏杨，你还会写小说吗？
柏杨：我想不会了。
问：二百九十四卷《资治通鉴》要翻译就够你忙的了。
谌容：把《资治通鉴》翻译出来，能让年轻人看懂，我觉得你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柏杨：非常谢谢两位的赞扬，我也觉得很有意义，因为《资治通鉴》是一个宝藏，不但是中国人的宝藏，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藏，在一千多年之中，差不多每天每月所发生的事，都有记载，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国才有。可惜它的文字太艰难，我希望用现代语文把它翻译出来，让大家都能够了解。
问：司马光当初写《资治通鉴》，主要是给帝王看的，是吗？
柏杨：是的，主要是给帝王看的，要帝王用来做一面镜子。不过因为它是件珍宝，所以它的功用是多方面的，帝王可以看，人民也可以看，我们作为人民的一分子，同样也可以当做一面镜子，来了解历史的发展，发掘更多更多的珍宝。
台湾海峡两岸的对话（4）
问：你的意思是说：它也可以作为我们现在的镜子。
柏杨：不但可以作为现在的镜子，你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现在的政治，了解中国现在为什么成了这个状态，要寻找它的根、它的源，那么，这个根、这个源，要从中国历史里找，而《资治通鉴》是最好的一本史书。当然，它不是没有缺点，不过我们可以抛开它的缺点，而只掌握它在文化上的贡献。
问：我觉得你所翻译的《资治通鉴》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加上了评语。你的评语非常精彩，本身就是很好的文章，也是精彩的杂文。
你们两位来爱荷华城已一个多月了，我觉得柏杨是一天到晚在写东西，谌容一天到晚在体验生活，你们用两个不同的方式创作。
谌容：这是我的看法：文学还是从生活中来的。柏杨先生当然不一样，你是在写历史。我是写当代小说，必然要到生活中体验。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美国了。第一次是前年，我去加拿大访问的时候，美国政府邀请我们顺便访问，到了几个大城。爱荷华是第一次来，但是我仍然是很有兴趣。爱荷华是一个宁静的小城，我很想在这儿看一些家庭生活，或者是华人在美国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