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泽东访苏，令毛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居然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是他的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答应回国后再查找，后来查知是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优待。周恩来对陈寅恪也一直照顾有加，解放后不久，专门派人看望他，转达对他的关怀。他的腿跌伤以后，周总理还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陈寅恪晚年深得陶铸的关照，由于陈寅恪残存的视力只能微弱地辨别白色，陶铸就派人在陈宅的院子里修了一条白色甬道，使这位老人在散步时不致跌倒。
1954年龙潜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他点名批判陈寅恪的思想，过后不久他就受到了批判，后来龙潜在检讨时这样表白道：“我对陈寅恪的问题考虑不周，和了他三首诗，在会场上念了两句，后来到了北京，许多领导同志都问到陈寅恪，我才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由此可以想见，如果1953年陈寅恪北上的话，他很可能是另外一种结局。
史学三变
在学术界，陈寅恪是一位传奇人物，其传奇色彩一点不亚于他所推崇的王国维。1919年，在哈佛大学留学时，吴宓和他交谈过后，当即惊为奇才。吴写信给国内的亲友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氏子弟家学渊源，藏书丰富，陈寅恪幼时便对经史子集各书均有涉猎。他的侄子曾经回忆说：陈寅恪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中。陈寅恪涉及的范围虽广，但是他兴趣始终偏向史学。曾任台湾“国防部”长的俞大维解释说，陈寅恪治史的主要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也就是在“在史中求史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对历史选择也是乾嘉学派影响的结果。
陈家虽然是传统世家，但是教育思想并不保守，最明显的是陈三立不要儿子应科举考试，而是要他们接受西式教育。陈寅恪１２岁的时候就随兄长去日本留学，１９０９年又赴欧洲，在柏林大学等学府深造。因此，他在研究中有着非常明显的西方治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留学德国的时候，历史语文考证学派正是德国史学的主流。受德国历史语文学派的影响，陈寅恪学习和掌握了多种语言。后在哈佛大学随蓝门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在柏林又随鲁斗继续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留学期间，他掌握了诸多语言，可以直接读原文，在这点上一般传统学者难以望其项背。
1926年，陈寅恪至清华国学院任导师，他由学术的积累期进入了勃发期，开始了史学研究的第一阶段——西北史地学的研究，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究其原因，国势日危直接影响到他的研究方向，“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
30年代初期，陈氏史学逐渐移向第二阶段，这段时期他放弃了中外关系史方面的研究，致力于中古文化史。在《寒柳堂集》中他这样表述研究转向的原因：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
1949年以后，他的史学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陈寅恪最后阶段的两部著作是《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
寄“心史”于“红妆”
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颇受人们的关注，研究者认为他是以这两个女子自比。陈寅恪虽然以史家立身，但其“史识”与“史观”却是建立在儒家价值观之上。在文化思想上，陈氏三代均讲究革新，但陈寅恪却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这并不是意味着他认同咸丰时代的保守思想，而是认同咸丰时代变法思想先驱冯桂芬等人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稳健前进的思想。在他看来，如果社会冒进太快，社会、人心、经济、政治等方面反而不进而退。这种观点在他是一贯的，从不曾因为外界的压力而做过改变。1961年吴宓去拜访他，事后在日记中写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但时代一直在趋新，不断革命，始终变化，唯有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原处，这种巨大的矛盾、反差，怎能不让他叹息呢？
在两部以才女为研究对象的作品中，陈寅恪运用历史的想象力重建了兴亡的“心史”，在柳如是和陈端生的悲剧中加入了他的人生感慨和文化喟叹，使他的史学境界在最后一个阶段发生了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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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轶事
既非博士，又无著作，如何成导师？
1925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便推荐陈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还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回答说：“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也没有著作。”梁答。
“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大为生气，于是回答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曹云祥听后决定聘请陈到清华来担任导师。于是，没有什么学位文凭，也没有什么著作的陈寅恪，凭着广博的学识，成为了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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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成名的“顾老板”
与“大器晚成”相反，少年暴得大名者，后半生多无所成。对于这个常见的现象，人们往往以“江郎才尽”加以解释，但是阅读顾颉刚的一生可以发现，在巨大反差的命运转折中，性格起了关键的作用。
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顾颉刚学术上的黄金时期。1926年《古史辨》出版，盛名从天而降，“顾颉刚”三个字一跃而起。当时的知名学者纷纷给予这个无名后辈的著作以极高的评价。远在德国的傅斯年致信顾颉刚，认为当今“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顾的老师胡适也拱手把他让到了古史学第一把交椅上去：“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
《古史辨》的成功，一下子引来了几十位学者加入到了古史学的研究潮流。当年7月，林语堂应厦门大学之邀担任文科主任，聘任顾颉刚为国文系教授。顾颉刚抵达厦门后，林语堂又让他去换聘书，改为“研究教授”，原因是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的短短两个月内，顾颉刚的“学术地位突高”，“故而称谓亦须改变”。当时，顾颉刚仅是北大的助理教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研究教授”，比教授还高了一级，与沈兼士、鲁迅等知名教授同室办公。这在当时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恐怖的家庭教育（1）
顾颉刚少年博得的大名一直“红”了30年，但之后的30年，顾颉刚在学术上基本属于停滞阶段。
少年暴得大名，与老来几无所成，固然与时代环境变迁有关，但个人性格与环境的关系更值得注意。性格有强弱，强度不同，取舍不同，得失各异。
一个人性格中的“内核”多形成于青少年时期。顾颉刚的“十分柔和卑下”，来自于极其严厉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子虬公长年在外，母亲性格异常，对顾颉刚严厉无比，动辄就打，“我一讨饶，她就打得越凶，说‘这孩子没志气，没出息’。”3岁的时候，顾颉刚半夜尿了床，母亲就把他从床上扔了下去，疼得他痛哭不止。从那以后，顾颉刚就和他的祖母一床睡觉，直到18岁结婚。所以在顾颉刚幼小的心目中，母亲不是“母亲”，而是一个“身材高高而精神非常严峻的年青奶奶”。
7岁时，母亲因患肺结核去世。生活照顾和家庭教育就由祖母承担起来。
祖母对顾颉刚有慈爱的一面，但严厉时和母亲一样。大约五六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亲戚，用点心招待客人时，客人就分了一块点心给顾颉刚，祖母当时不作声，待客人离去后，就关起房门把顾颉刚痛打一顿，直打得他从此以后再也不敢看人家吃东西。
顾颉刚说：“我的一生，发生关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简直可以说，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铸的一具艺术品。”“艺术品”之说，自然包含他对祖母慈爱的一面的报答感激之情，但也由此可以看出，严厉的家庭教育对顾颉刚个性的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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