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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冷刚，你的意思是说，要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增收，就必须彻底改变农民和耕地面积的比例，减少束缚在耕地上的农业人口？
冷刚斩钉截铁，对，必须“精简农民”！
精简农民？从来只听说过精简机构、精简干部，没听说过精简农民的。于是催他快讲。
冷刚说，我们的想法，就是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第二、第三产业，他们才能富起来。你看那些发达国家，哪有一大堆人种一小块地的？当然我们不能学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做法和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的做法是每1公顷土地交1美金，连续种植3年，土地就属于自己的了。这个在我们国家行不通。英国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的做法是比较血腥的，也不能学。但是必须把农民最大限度地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我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讲，我们成都耕地面积万平方公里，顶多用100万人去种就足够了。但是我们却有680万农民，太多了，非精简不可。这680万，近几年已经转移了200万，还有400万。扣除100万老人养老，100万娃娃上学，还要转移100万。如果我们把300万交给管工业的，100万农民给第三产业，100万娃娃归管教育的，100万老人安置好，这680万农民就弄完了。到那个时候，农民想不富都不行。
我明白了，这是两个方面的效益。一方面是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人均土地收入提高了，另外在第二、第三产业上又挣了一部分钱，收入就会成倍上升。
但在冷刚那里，事情却还没有完。
冷刚说，光是“精简农民”还不够，因为农民不会经营呀！现代农业，只会种地可不行，还要会经营，还要成规模，还要搞科学种田、技术革新。我们这万平方公里耕地，金贵得很，不能交给那100万农民按照过去的方法去耕种，今天整点茄子，明天整点黄瓜，挑个担担儿到镇上叫卖。那是脱不了贫致不了富的。要让有钱的人、善于经营农业的人进行规模经营。所以我们提出第一个“集中”，就是“土地向经营者集中”。
我问，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又有什么好处呢？
冷刚说，经营者一旦承包，就是几十亩甚至几千亩，这就有规模。经营者懂得经营，根据市场需求来生产，这就有效益。农民出租土地，按股分红，这就有收入。何况他们不再束缚在土地上了，还可以外出打工。不愿意外出的，也能给经营者打工，这样又多一份工资收入，土地和人的效益都提高了，岂非两全其美？
我承认，是两全其美。
冷刚说，所以要最大限度地把农民从土地上精简出来，而且精简出来的农民还要向城镇集中。为啥子呢？因为你不让他向城镇集中，你让他继续待在农村，他就会永远贫困，永远不能享受城市文明。我经常讲，现在山区的农民，女的都嫁出来了，剩下的都是光棍和老人，娶回去的不是傻就是痴，下一代的人种都要发生变化。只有集中到城镇，农民的生产方式才会改变，生活方式才会改善，生活质量才会提高。最近，我们把高山农民的子女全部接下山来，到城里读书，管吃、管住、管学费，一年200多个娃娃，花20万，供到18岁，上了职业高中就能就业，也就不回山上了。这样通过几年至多几十年的努力，就把农民全部搬下山来。老的住进养老院，中年的解决就业，小娃娃政府把他管起来，就让这个村自然消亡。因此有第二个“集中”，就是“农民向城镇集中”。
寻找突破口（3）
我说，农民向城镇集中，农民也就变成市民了。
冷刚说，对头。但是，如果农民集中之后不能就业，就会成为新的城市贫民。这就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我们现在把川大引进来（让四川大学在双流县建校园），双流县赞助了个亿的现金，真金白银拿给川大，就是要发展校园经济，就是为了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农民收入。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反正我们不能把农民从土地上迁出去就不管了，还必须同时考虑他们的就业问题。
我问，怎么考虑？
冷刚说，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就必须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而要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又必须降低产业成本。过去我们在发展初期，第二、第三产业规模不到位，企业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政府的投资非常大，企业的成本投资也非常大，双方都吃亏，就不利于经济发展。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把工业向园区集中。结果政府对辅助设施的投资成本降低了，拆迁成本也降低了，企业之间的配套也更加完善了，企业的运行管理成本也降低了，国家和企业都是双赢。这就是第三个“集中”，即“工业向园区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我们就能彻底改变农村面貌，为“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奠定基础。
原来“三个集中”是这么回事，但不知道哪个“集中”先来？
冷刚说，我们的“三个集中”是同步进行的。“三个集中”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统筹，离开“统筹”二字是不行的。你不能司令部往前走了，大部队还在后面；也不能战士冲到前方去了，弹药粮草跟不上。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这当然不错，他们“三个集中”的想法听起来就更是不错。但操作方式也很重要。对于基层工作而言，有时候操作比设想和规划更重要。没有可操作性，设想和规划再好也是零，甚至是负数。因为这回办砸了，下回就没人信你了。农民都是很实在的。他们可不会因为你想得精彩纷呈，说得天花乱坠，就回回都听你的。因此我很想知道双流当年的一些具体做法。
说到这个问题，一贯主张“推功揽过”的冷刚，便不动声色地把他当年的副手牛敏推到了前台。
路在脚下（1）
牛敏旗帜鲜明：
农用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2005年8月3日，双流县少坤甲鱼庄。
双流县县长牛敏是一个和冷刚气质完全相反的人。冷刚豪爽强悍，英气十足，像个将军；牛敏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像个文人。牛敏有一个宝贝女儿，叫牛梦笛。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来源于牛敏的一个梦：夕阳西下，微风轻拂，牧童吹着短笛踏歌而归。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牛敏心中的一个人生理想，也不知道冷刚有过什么样的梦。但我觉得，冷刚和牛敏实在是两个有趣的人。他们的性格甚至就像他们的名字：冷刚刚强，牛敏敏锐；冷刚粗中有细，牛敏柔中有刚。这样两个人搭档，一个当书记，一个当县长，应该是一种“优化组合”。
牛敏告诉我，刚才说的“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已经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准确的表述是“农用土地、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这个“集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内重组，二是社外流转。
我追问一句，社内重组，社外流转？
牛敏说，对。为什么要重组呢？因为农民承包的土地零星分散，一家人种几十块地，这样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不利于发展规模经营。原来种蔬菜、种水稻问题还不大，现在调整结构种李子，种草莓，种枇杷，种经济作物，问题就来了。比方说枇杷要有围水池啊，我不可能斗笠大的一块地，也给你修个围水池吧？因此社内就要重组，让农民土地连成片，几十块地要就近把它调到一起。
我问，你的意思就是把它组成一整块吗？
牛敏说，对，打乱重调。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农民的土地都承包下去了，这个人是这几块，那个人是那几块。这是签了合同的，30年不变，等于是他的了。现在打乱重调，这个人拿到好的，那个人拿到坏的怎么办？你们的乡干部、村干部，趁机做点手脚又怎么办？不要说农民，就连我也有顾虑。土地可是农民赖以生存之本，他们承包到这些土地也不容易。你现在又把它拿回去，说是重调，他怎么肯干？
牛敏说，不干就做工作嘛！我们开了四五十次会，做思想工作。然后怎么干呢？你要处以公心，给他调到比较公平嘛，不要让他觉得有人趁机以权谋私，打他的主意嘛！另外几种设施要给他、帮他。原来这块地没有水，好嘛，我给你搞个围水池。另外，土地整理，也有一笔钱。
我明白了。社内重组，打乱重调，除了做思想工作，关键是公平和实惠。农民觉得他没有吃亏，还得了好处，他就愿意干了。但不知他们调整了多少？
牛敏说，这几年我们重组了28万亩。全双流是70多万亩耕地。然后社外流转。怎么流转呢？就是引进经营者，土地向经营者集中，交给搞农业产业化的经营者。经营者来采取什么办法呢？顺包反租。
我问，什么叫“顺包反租”？
牛敏说，就是农民包产到户的承包关系不变，但是他把地租给经营者。这样，经营者和农民就形成了两种关系。第一种是租赁关系。经营者租用农民的土地，要向农民缴租。一般是按实物计价、折价，每年两次，6月30日一次，9月30日一次。有人讲我们搞的土地向经营者集中是“向地主集中”，这话不对。实际上地主是农民，经营者是长工。但是经营者规模经营需要工人，农民就成了农业工人了。这就形成了第二种关系，雇佣关系。
我不禁拍案叫绝。土地向经营者集中，或者说，农用土地、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以后，就土地使用权而言，农民是地主，经营者是佃户；就农业企业而言，经营者是老板，农民是工人。一个租赁关系，一个雇佣关系，经营者和农民互为老板。这算不算生产关系的一场变革呢？
这个问题，我想还是留给政治经济学家去回答吧！我更关心的，是一个现实问题，一个操作问题：当农民和经营者发生这两种关系时，他们是直接和经营者打交道呢，还是由政府来做中介呢？
路在脚下（2）
牛敏说，一对一的谈判肯定不行。农民谈不来，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每家每户都去和经营者谈，不是相互攀比，就是暗中压价，效率低，成本高，结果也不好。我们的办法，主要是以村、社为单位，就是村和社来组织，农民联合起来和经营者谈判，然后尊重农民的意愿签合同。
我问，农民愿意吗？
牛敏说，愿意。
我又问，为什么愿意？
牛敏说，因为有好处。
我再问，只是有好处吗？
牛敏说，从长远看，也有意义。我甚至认为这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我问，第三次革命？
牛敏说，是。第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分田到户以后，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当时就那么一点东西。你分一头牛，我分一张犁，他分一间屋，都是残缺不全的，有的家庭还没有劳动力。于是农民联合起来你出农具，我出劳力，共谋糊口。
我说，就有了互助组、合作社？
牛敏说，对。但是后来我们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违背了经济规律。小平同志又总结安徽的实践，搞承包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农民一夜之间吃得饱了。但是富不起来。
我问，为什么富不起来？
牛敏说，你想嘛，千家万户的农民闯千变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