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团省委副书记、遂宁市委书记、成都市常务副市长等职务，经验丰富，思想解放，作风稳健。熟悉他的人告诉我，邓川是一位很有人情味和亲和力的领导干部，在成都政界的威信和威望都很高。我们在他的办公室促膝而谈，气氛有如闲庭散步。问到紧要处，邓川轻声细语，娓娓道来，似乎万千思绪都化作了一壶清茶。
邓川说，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党是很重视这个事情的。过去，在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我们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都有很好的发展，现在应该好好抓抓党内民主建设了。因为我们党已经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用基层民主、党内民主来带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建设和政治文明。用一句老话说，也就是“先党内后党外”吧！实际上，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经济建设也好，社会管理也好，都需要更多的群众来理解，来参与，就是说民主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那种制度。那么，我们国家的民主化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难的课题。
我说是啊，你们是迎难而上啊！
邓川说，也不仅仅是成都，实际上全党都很关心。关键是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我在遂宁的时候，就在步云镇搞过镇长的公推###，桂花镇的党委书记也试行过公推###。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推广。其他地区也有这样那样的试点和经验。但应该说新都做得更多，步子更大。除了公推###，还有民主测评，开放三会，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党工作的透明度，把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到了实处，整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市委认为，新都的做法应该是代表了我们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发展趋势，应该进一步推广。省委也这么认为。当然了，这一方式可能还需要不断去完善。但是能够迈出这一步，我觉得很重要。这也是我们推进党内民主必然的选择。
我问，为什么？
邓川说，因为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对公推###的推广，当然还有民主测评，开放三会，可以让我们的党员拥有最直接的权利，知道最应该负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如何行使这种权利，如何担负责任、承担义务。这对他们（党员群众）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中国古代社会就缺这个东西，缺民主的文化，缺民主的历史，缺民主的传统。所以有人说，中国不能搞民主。这其实是错误的。民主这个东西，我认为它并不只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制度，应该说是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文明标志，一种政治文化的境界。中国既然缺少这个传统，就必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而且首先是在基层。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些常识，比方说，如何推荐，如何选举，如何报名，如何投票，使我们的基层党员对民主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感受。他们的实际参与和操作，对整个民族民主素质的提高应该说是有好处的。
我非常赞成。但也有一个疑问，就是在推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难道没有不同意见？
邓川笑着说，肯定有不同意见。其实这个很正常。所谓民主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不同意见。所谓民主政治，就是要让这些不同意见都能够比较好地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以后，在充分听取不同意见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最后达到大多数人都能够认同的一个结合点。我觉得民主建设是这样的。我们过去呢，是根据少数人的意见作出决策。这个意见有可能正确，甚至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正确的；但也可能是错误的，有可能错得还比较厉害。但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少数人甚至是某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的看法不大容易听得到，或者是听到了也很不充分。过去一些不民主、不科学的东西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
红旗漫卷西风（2）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必须要有不同意见？
邓川说，其实民主政治建设，一个很基本的前提，就是要能够容忍，甚至不光是容忍，还要鼓励不同的意见，让这些意见得到充分的表达。兼听则明，单方面的决策总是会有问题的。只有广泛听取不同意见，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路径和方案来推动我们的工作，避免走弯路，避免犯错误。
我又问，如果这些不同意见是少数人的，或者是错误的，也要听吗？
邓川说，意见是少数人发表的，或者是错误的，也没关系。少数人的意见中肯定有错误的，也有正确的。即使是多数人的意见，正确的意见，也不一定全是正确的，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
我追问，那怎么办？
邓川说，把这些东西都尽可能摆在阳光下，相信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然后通过民主的方式，找到一个大多数人意见的结合点。这可能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一个正确做法或者方案。
我说，那好，我们现在就把当初那些不同意见都摆在阳光下，看看你们找到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或者方案。
这就要讲当初的不同意见了。邓川告诉我，异议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担心会出乱子。这些同志问，我们搞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没有这个条件，这个土壤，这个传统？我们会不会抓？就是说我们说的民主会不会变样，包括有人说，民主弄不好就是“暴民政治”，那不是完全失控了吗？
我说，像“文革”中那样，打砸抢。
邓川默然。
我问，那你们怎么想？
邓川说，我觉得，正因为过去没有这个政治传统，所以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因此推进党内民主政治就显得越发重要，可以说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所以对这个事，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在基层从事党建工作的同志，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自觉地来推进。至于担心出现“暴民政治”，我看没有必要。我们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且首先建设的是党内民主，怎么会有问题？
我问，第二点异议呢？
邓川说，担心失权。过去理解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主要就是指用人的权力。现在这权力都交给群众了，党的领导又怎么体现？
我说，哦，一个担心失控，一个担心失权。那么你的看法呢？
邓川说，从新都的实践看，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推进党内基层民主，说到底，是把一些本来属于普通党员的权利还给他们。是“还权”，不是“让权”，也不是“放权”，更不是“丧权”。还什么权？选择权。具体地说，就是党员群众对自己领导的选择权。把这个权利交还给党员群众以后，他就会觉得这一票很重要，也会很珍惜。因为珍惜这一票，实际上就是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同时，由于他亲自参与了这个最基本的政治活动，他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他会觉得自己真正是其中一份，就会更加关心这个党，更加爱护这个党，把党的生死存亡看做自己的生命所系。这是一方面。
我问，另一方面呢？
邓川说，另一方面，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改变了过去视野非常狭窄这样一个状况，为我们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制，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更加准确地选择优秀人才，得到一批党也放心群众也公认的好干部。这样的话，对我们干部队伍的建设，对加强干部的监督和管理，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监督和管理加强了，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好了，反过来也促进了基层民主建设。
我说，良性循环？
邓川说，对。
我说，所以，党的领导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
邓川说，正是如此。
我问，那他们还担心什么？
邓川说，担心民主政治建设不是下面搞一搞就能解决问题的。下面搞了上面没搞，有什么意思？作用有多大？包括有些同志就讲，民主政治建设应该自上而下，不应该自下而上。这是第三点不同意见。
红旗漫卷西风（3）
我说，这个担心不无道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三五十个乡镇也不过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就算他们搞了党委书记的公推###，就算十分成功，又能有多大影响？哪里比得上登高一呼，天下云集？
邓川说，对这个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一个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也是我们党自我完善、在新时代为自己注入新的生命力的必然选择。所以，党内民主必须推动，也必然会推动，但不能为推动而推动。如果急于求成，造成社会动荡，就不符合我们的初衷。因此只能积极而稳妥地进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过去没有这样一个传统，又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那套东西，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有一个探索的问题。如果基层在这方面作一些尝试，实际上就起到了一个探路的作用。只要持之以恒，有序推进，就能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不断积累。既积累经验，也积累教训，至少也能提供实战的经验。虽然一个镇两个镇，一个县两个县，在全国来说不算什么，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算搞错了，那么推倒重来，也不会影响大局，动摇国本。我想，新都的意义，也可以这样理解。
我同意他的观点。事实上，经济体制改革先从农村开始，从生产队开始，经济特区不选北京，不选上海，选深圳，就有这么一层意思──万一搞错了不会影响全局，不会引起大的动荡，成功了则可以在全国推广。从这种意义上看，我觉得成都有一点像当年的深圳，新都有一点像当年的蛇口。它是开了一个口子，一个让我们看到希望看到前途的窗口。
其实，改革的路径不是只有一条，改革的方案也不是只有一种。除了基层民主建设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成都也有自上而下的做法。这就是“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也是“成都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正是它，开创了公共管理的崭新局面，再造了人民政府的勃勃生机，使我们在成都大地上欣喜地看到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那么，所谓“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决定去请教姜晓萍教授。
电子书 分享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