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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与忧虑（2）
杨林兴是在谈城乡一体化的时候说起这件事的。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发现城乡一体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发展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或者“三农”的问题，其中也有政治的问题。比如青羊区的“村级财务街道代管制”，原本是要解决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钱怎么用”和“钱怎么管”的问题，却在不经意间设计出一个可以防止腐败的制度，这可真是妙不可言。
实际上经济和政治总是难解难分，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会引起政治体制的改革。所以“成都方式”的三个方面和三个环节是融为一体的。那么，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又有什么需要关注的问题呢？
问题比较复杂的是“公推###”。
我们知道，公推###包括两个环节，即“公开推荐”和“直接选举”，其中最重要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直接选举”。其实，这是一个不完整的表述，完整的表述应该是“直接差额选举”。显然，这里面又有两个环节，即“直接”与“差额”。这也是这项改革的紧要之处。“差额”是没有问题的。在这项改革中，如果“选举而不差额”（等额选举），哪怕是“直接选举”，也失去了改革的意义，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而且还会有问题。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公开推荐大会”（我主张简称为“公推会”，或命名为“推荐委员会”，简称“推委会”）变成了实际上的选举机构。这就既违背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又违背了“党内民主”的原则。要知道，这个“公推会”，既非上级党委，又有党外人士参与，岂能越俎代庖实质上指定书记？因此，“公推会”（公开推荐大会）绝不能变成一个事实上的权力机关，即不能只产生一个正式候选人。这样一来，乡镇党委书记的选举就只能差额，不能等额了。所以“差额”无问题。
有问题的是“直接选举”。我们知道，民主有两种方式，即“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直接民主只适宜于“小国寡民”的地区，大国就只能实行间接民主，这是屡试不爽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我国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我国在总体上只能实行间接民主制度，但不排除在乡镇这样的范围内试行直接民主。直接民主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在于能够让基层民众实实在在地参与到民主建设的进程中来，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是在“当家做主”，从而获得一种“主人翁的感觉”，也增加了一份责任感。另外，基层直接民主是“熟悉的人选择熟悉的人”、“熟悉的人监督熟悉的人”，这就有可能比让不熟悉的人来选择和监督好。显然，这里的关键是范围的大小。比如村，就没有必要间接选举；区县和区县以上，就不能直接选举；乡镇，则不妨两制并存。
新都区的做法就是“两制并存”，即乡镇党委书记直接选举，正副乡镇长间接选举（乡镇党委向人大主席团依法推荐，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书记（纪委书记）和委员或者间接选举（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直接选举（党员大会选举）。他们这样设计可能有两种原因，或者是想比较一下两种选举办法的优劣，或者是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只能如此。
直接选举在法理上有问题，在实际中也有麻烦。熟悉的人选熟悉的人，有好处也有弊端。好处就是熟悉情况，弊端则很多，比如抹不开情面、搞宗族关系、拉帮结派、公报私仇，等等。不要过分夸大“熟人选熟人”的意义，也不要过分夸大“民选官”的意义。官选和民选究竟有多大区别？是不是所有的“官”都非得民选不可？对后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成都的改革也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民选”，区（市）县下属局委办负责人就是“官选”，只不过参加选择的人变多了，从常委会变成了全委会。被选择的人也变多了，由等额变成了差额。这就既合理，又合法，还有效。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值得肯定。
实际上，“官选官”未必就不好，“民选官”也未必就好。应该承认，目前基层党员尤其是农村党员的素质还有待提高，他们未必就比区（市）县党委和组织部看得准，也未必就比“参加公开推荐大会的人”（我主张简称为“公推人”，或命名为“推委会委员”，简称“推委”）看得准。但是有选举权的是他们。这就完全有“选人不准”、“用人不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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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与忧虑（3）
所以，问题并不完全在于“谁选谁”，更在于“怎么选”。成都市在进行这项改革时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为乡镇党委书记和领导班子的产生设计了一整套程序，其中环节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可谓千方百计，慎之又慎。然而智者千虑，难免一失。比方说，《试行办法》规定，参选者报名的方式有三种：个人自荐、联名推荐和组织推荐。这在法理上没有问题，现实中也有意义，那就是如果个人自荐和联名推荐的人选不当或不理想，还可以通过组织推荐的办法来弥补。但这样一来就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上级党委和组织部必须把握好分寸。如果把握不当，就会挫伤基层党员和群众参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甚至导致改革试验实质性流产。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这就两难。
其实任何方案都是双刃剑，有其利必有其弊。比如新任乡镇党委书记当选后，如果适逢乡镇党委或政府换届，就可以提出副书记（纪委书记）、委员和正副乡镇长的建议名单，由区（市）县委组织部进行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然后依法或依照党章选举产生。这在民间，被戏称为“组阁权”，准确的说法是“提名权”、“推荐权”或“建议权”。这样做的好处，是比较容易保证乡镇领导班子的安定团结，保证他们能够齐心协力带领群众谋发展、奔小康；弊端则是有可能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把乡镇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小独立王国”。
总之，在成都市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意义最大的是公推###，问题最复杂的也是公推###，不可不小心谨慎。但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改革中的问题。改革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只能坚持，不能退缩。要知道，有缺陷的前进仍然是前进，再完美的停滞也是倒退。
除了上述疑问外，也还有一些忧虑。比方说，尽管成都市委、市政府一再强调，城乡一体化要全面推进，但不遍地开花，条件不成熟就先不要动。但会不会有人把它当做另一种“政绩工程”，不顾实际，强行推进？在推进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人为了所谓的“统一规划”，或者为了尽快“出成果，见成效”，打着“三个集中”的旗号将原本相对富裕的农民也强行拆迁，或者打着解决农民福利问题的旗号大量借贷中饱私囊？同样，会不会有人把“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也当做另一种“政绩工程”，在没有必要或没有条件的地方劳民伤财地大盖“政务中心”或者“服务中心”？还有，由于我们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国民素质还有待提高，会不会出现“贿选”或“变相贿选”现象？这都是值得警惕的。这些问题不注意，他们的改革就很难立于不败之地。那么，成都会注意到吗？
我希望听到肯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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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方式（1）
道路确定之后，方式就是成败的关键
2005年10月1日，成都市委，李春城的办公室。
在国庆节这天见到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有一点赶巧了的意思。但这并不是刻意的安排，只不过我正好准备要离开成都，李春城又刚好这天有空，于是约我一起过节。
在互道节日问候以后，我们开始漫谈。
作为主人，李春城首先表示欢迎和歉意。他说，你来成都两个多月了，我们也没有尽到地主之谊，一切靠你自力更生，不知道都有些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谢谢春城书记！困难倒没什么，有的话也可以自己克服。成都是个好地方，花团锦簇，香飘四野，美不胜收。可惜我一头扎进你们做的那些事情，有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如果不是接到今天的邀请，还真不知道过节了。
李春城说，看来中天先生对我们的工作还有点兴趣。
我说，不是有点兴趣，而是很有兴趣。这些年你们做的事，我越琢磨就越是觉得有意思。这些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是孤立的，实际上却有关联，而且蕴含着普遍规律和普适价值，这就是科学、民主与法治。因此我打算把你们的探索和经验总结出来，并且命名为“成都方式”。
李春城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说，想法也不是一下子就产生的。这里面有一个过程。记得去年春天，在龙泉驿桃花故里，你对我说，你们已经正式全面开始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当时我其实是并不在意的。
李春城问，为什么？
我说，我又不是“三农问题”专家，管不了那么多。
李春城又问，现在怎么就有兴趣了呢？
我说，也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发现你们并不是只做了这一件事。除了城乡一体化，还有基层民主建设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第二，就是发现你们这三件事颇受人民群众好评。你们搞“城乡一体化”，农民拥护，说“现在城市是我们的了”。你们搞“基层民主建设”，群众赞成，说“现在书记是我们的了”。你们搞“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市民和企业表扬，说“现在政府是我们的了”。三个“是我们的了”，这就有了第三个原因，就是我还发现这三件事其实是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这就很有些意思了。所以我就一头扎了进去，想弄个究竟。
李春城笑问，弄清楚了吗？
我说，有些眉目吧！
李春城说，愿闻其详。
我说，还是先把你们这三件事简单梳理一遍。你们这三件事，我都看做“故事”，叫“成都故事”。这三个“故事”，我也都有命名，一个叫“突出重围”，一个叫“夯实基础”，还有一个叫“再造生机”。
李春城笑问，这都是什么事？
我说，“突出重围”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什么叫“重围”？就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三农”问题就是。现在不是有“社会经济发展不够协调，城乡发展不够协调，区域发展不够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够协调，收入差距拉大”的说法吗？这四个“不够协调”，一个“差距拉大”，几乎全都与“三农”有关，城乡差别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你们的办法，则是按照科学发展观，利用城市快速发展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把农村和城市看做一个可以也应该共同繁荣的整体，捆绑起来发展，用城市化来带动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富裕化和农村的文明化，岂非“突出重围”？
李春城说，这算一个。第二呢？
我说，第二个故事是“夯实基础”。什么基础？执政基础。怎样夯实？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基层”，二是“民主”。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