醯刈坛ひ恢肿月樾鳌Ｋ且�*人士身份参加政府工作的，后来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一次在民盟中央开会时，吴晗说了一些低估*党派工作的话，楚图南同志委婉地加以批评。楚老是老党员，他的党龄比吴晗要长得多，然而楚老始终谦虚谨慎，不像吴晗那样锋芒毕露。这要算是吴晗性格中的一个缺点吧，与他政治上遭到挫折，也多少不无关系。。 最好的txt下载网
千家驹 缅怀吴晗同志（3）
当然，“四人帮”对吴晗的蓄意*是另一回事。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于1960年，说这个历史剧是借古讽今，为彭德怀翻案，恐怕是吴晗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对毛主席绝对信仰，对党绝对忠诚，这是吴晗一贯的政治态度。当彭总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时，我们这些*党派的朋友都是相信毛主席是正确的，吴晗更不例外。说吴晗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真是冤哉枉也。其实，文痞姚文元之流，何尝不知道吴晗与彭德怀毫无关系，《海瑞罢官》与彭德怀免职，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只是“四人帮”的目的是要借吴晗这篇文章打开一个缺口，以打倒当时主持北京市委工作的彭真同志，但是这一步棋当时谁也没有看出来。当文痞姚文元发表他臭名昭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1965年11月间），我正参加全国政协的一个学习组，在四川参观访问（1965年全国政协组织一参观团，赴川、贵三线参观学习，参加的有胡愈之、周培源、朱光潜、冯友兰、叶圣陶等同志）。当时我们这些朋友谁也料不到这是一场政治上十二级台风前夕的信号。我们都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学术上的争论问题。姚文元的文章中，也没有说吴文是为彭老总翻案。姚文只是说吴晗的海瑞与历史上的海瑞不是一回事，吴晗剧中提出的“退田”，是为“分田到户”打掩护的，他根本未提到为彭老总翻案的问题。以后有人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罢了官，所以吴晗写此剧本来为彭翻案”。这才把《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案联系起来，深文周纳，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按照“四人帮”的部署，通过批判吴晗，揭出“三家村”，通过“三家村”，揭出“彭罗陆杨”，再通过“彭罗陆杨”，揭出“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可见批吴晗的最终目的是在彭真与刘少奇同志。为了达到阴险的政治目的，吴晗竟平白无故地成了“*”开场祭旗的牺牲者。
现在，吴晗的冤案早已得到了*，“四人帮”和康生一伙也受到了历史的裁判。但每念及吴晗在“*”中，不仅受到了精神上的摧残，还受到了肉体上的折磨，据说连他的头发也被拔光了。像这样一个刚直无私，忠心耿耿，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一代学者，竟得到了如此的结局，真是公理何存，天道宁论！
我常想，如果吴晗不参加政治活动，继续做他的教学研究工作，以他对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明史的深厚造诣，加以他那聪敏过人的天赋，孜孜不倦的努力，他作出的贡献，将不仅在我国史学界，即在世界史学界也将放出光辉的异彩。吴晗的惨死，对中国学术界的损失，真是难以估计啊！他被害时年仅60岁，这正是他学问上成熟的时期，正是他大有作为、为祖国作出巨大贡献的时期。他的不幸逝世，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不幸。回首前尘，缅怀老友，不禁涕泗交流，感慨系之矣。
（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明忆 老同学高申甫先生忆吴晗
重阳节后的一天夜晚，踏着蒙蒙细雨，我们在热情的李老师夫妇的陪同下来到一幢临街的楼房。登上四楼，叩响了走廊尽头处——吴晗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的同学，76岁高龄的高申甫先生的家门……
走进了高先生简朴的住所。我们细细地打量着这位老人：几十年的沧桑过去，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烙印。但是隽智的眼神，宏亮的话音，仍不失其当年的风采。
高先生谈锋很健，当他知道我们的来意，并得知义乌将举行“吴晗故居”揭幕仪式等纪念吴晗的活动后非常高兴。
正邪自古如冰炭。他为吴晗得到了历史公正的评价更感到高兴。
我们问道：“高先生与吴晗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他略微想了一会儿说：“我与吴晗的相识是在1928年，那时我们一起报考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恰好我们坐在一起参加考试。吴晗原先在杭州之江大学念了一年大学预科，因为之大停办，他才来报考中国公学。他的成绩不错。”高先生款款说着……
通过这次相会，他俩成了好朋友。
同年夏天，他俩都跨进了地处上海吴淞口的中国公学。吴晗在历史系学习，高先生在文史系学习，因此有许多课是在一起上的。他们时常往来，亲密无间。
那时的中国公学宿舍，有新房子，也有旧房子。吴晗住在旧房子二楼，二楼四个人一间，面向大海，海风阵阵，风景很好。中国公学的食宿费很低，因此吴晗勉强可以支撑。“吴晗那时生活很简朴，穿一件蓝布衫，一双布鞋，每天除了读书抄写卡片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爱好。也不善于与人交际。有时他自己翻译一些东西，写一些小文章，换得一些稿费……”随着高先生的叙述，我们仿佛看见了吴晗同志当年在校园苦读的情景。
吴晗后来回忆学生时代读书生活时曾经说过：“我自己找书读，没有人指点，读了很多好书，也读了不少坏书，我是自己抄书没有人帮助，向别人千方百计地借书，有些书求了人家还是不肯借。有的书某些地方不懂，只好自己摸索。拿这个书同那个书互证……自己读目录书，学目录学，自己校勘，自己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地方方言，自己试着标点，自己写卡片。”正是由于他的勤奋好学，为今后在学术上取得辉煌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先生一口气喝干了盛在保温杯里的开水。“吴晗在中国公学开始不被人注意，后来他努力学习，写历史论文，渐渐地在中国公学有了一点名气，并且得到了当时公学校长胡适先生的赏识。吴晗每次从外面回到寝室，总是抱一大堆书回来。晚上看书老是很迟……吴晗他个子很矮小，可他从来也不服输，同学们拿他这个人真是没办法……”
高先生接着说：“我与吴晗在上海中国公学相处的时间不长，可我们的友谊是不浅的。两年之后，吴晗的一篇论文被大东书局采用，得了八十元稿费。这时，胡适已经不当中国公学的校长，吴晗对中国公学失望了，他就用写文章所得的稿费去了北平，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我因为离家近些就随其他同学一起留在复旦大学借读。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整整五十多年啊，一直到解放后，吴晗当时已是北京市副市长，我在金华农校教书。哪一年我记不清了，吴晗曾向人打听过我的下落，他知道我在金华，可是他公务在身竟未能见面，引为终身憾事。”“1960年，吴晗的《海瑞罢官》发表了，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当时我也很为关注。1965年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横加诬陷时，我还为此与同事争论，赞成吴晗的观点，为老同学辩解。结果，可想而知，在‘*’中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过去的年代，灾难的年代，我们在心中暗暗地说，高先生，不仅你，不仅吴晗，是一个国家，几代人的灾难啊。彻底地否定“*”，对你，对我们，对我们的国家的未来，是何等的重要啊！
天仍下着细雨，灯光下的夜色显得恬静。我们告别了高申甫老人走在小城纷攘的大街上。我们想起了吴晗写的几句诗：
“叱咤世惊狮梦醒，汤除人作国魂夸。”
一个战士、一个同乡离我们而去，但他的英魂永存。
（原载《枣林》1984年10月纪念吴晗同志专辑）
夏鼐 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1）
30年代初的清华园，是《早春二月》中的芙蓉镇，一座“世外桃源”。校园中的古月堂，据住在这里的诗人吴雨僧（宓）教授说，就是大观园中的怡红院，虽然红学专家们都不同意这种说法。校园中小桥流水，绿树成荫。绿荫中露出矗立于小丘上的白色气象台，背衬着蔚蓝的天空。园中还点缀着红砖砌成的大礼堂、体育馆和图书馆，以及几座宿舍和教学楼。教学大楼中教课的有几位当时中外闻名的大师。吴晗同志的治学，就是在这个环境中熏陶出来的。他在校读书的几年中，勤奋攻读，打下后来做学问的基础。
吴晗同志当时名叫吴春晗，字辰伯。他个子不高，戴着近视眼镜，衣着朴素，几乎终年穿着一件布大褂。那时他刚年过二十，但已是一位饱读古籍的青年学者了。他是1931年暑假后转学来清华大学的。听说他曾在上海中国公学读过一年书，选读了胡适校长的中国文化史课，写了一篇《西汉经济状况》学年论文，初露头角，受到胡适的赏识。他后来也不讳言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不过在政治觉悟提高后就“反戈一击”了。曾在中国公学教过书的王庸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次闲谈中曾对我说，他在中国公学教过几年书。他所教过的学生中天分高而用力勤的，只有二人，后来都学有成就，其一就是吴晗同志。
1930年他因家贫辍学，北上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中工作了一年。在燕大时，结识了燕大国学研究所的陈垣所长和研究员顾颉刚、容庚等，文学院的钱穆、张尔田、邓之诚等诸教授。次年他转学来清华大学。当时清华教授中的著名学者，仅就文史方面而言，就有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郑振铎、俞平伯、黄节、潘光旦、金岳霖、雷海宗、冯友兰、蒋廷黻等诸教授。他又时常进城，到他的老师胡适家中做客，又与在北大执教的一些学者相结识。他那种求知若渴的精神，很为前辈学者们所赏识。同学中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做“太史公”。
我和他相识，是由于我也是同一年转学来清华历史系的。当时清华大学制度，自二年级起所开课程多是选修课程，而我又须补读历史系一年级的一些必修课。那一年中，我们很少共同上课（也许没有），所以当初并不相识。第二年（1932年）他担任清华学生会所办的《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看到我所投的几篇稿子，都采用了。是年十月的一天，他来了一张条子，约我去面谈。我们虽然已经同学一年多，这还是第一次正式相见面谈。我们谈得很融洽。我最初觉得他是以一个老大哥的身份来招呼我的，加之我不善于与陌生人交际谈话，所以初见面时有点不自然。但他是那么爽直和坦白，谈了一会儿就驱散了我的拘谨。
到了第二年即1933年的初春，有一天，他忽然来找我。他说：他已决定不再担任文史栏主任的职务，他要推荐我来担任。我拒绝了，说我不会组稿，不能干这种工作，还是由他继续干下去为是。他劝我说：“答应下来吧，不要害怕，你会办好的。拉稿的事，我帮你的忙。我所以要你来替代我，因为我有朋友，也有敌人。你呢，你似乎没有很亲昵的朋友，但也没有反对你的敌人。”经过他几次的劝说，我才答应下来。那一学期的《清华周刊》（第39卷）中文史栏所刊登的稿子，有许多篇是他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