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抵达列宁集体农庄，再一次盛大的载歌载舞的欢迎。长桌如龙，食品丰盛，大家一去就入了座。这时天阴欲雨，据说当局向天空发射炮弹驱散了阴云。
午饭吃了四个多小时，我吃了许多樱桃，也颇干了几杯伏特加酒。桌对面坐着的是巴西电影制片人和作曲家及苏方给他们配备的翻译，我们碰杯、谈天，十分融洽。
由于吃饭时间很长，我便在就餐之中起立到处走走看看，遇到当地农庄庄员，便谈起天来。他们找了一些维吾尔族庄员与我见面，我们当然是一见如故。我解释我是汉人，但长期在新疆维吾尔人聚居的地方生活，故而会讲维吾尔语。但他们太兴奋了，完全不理睬也不理解我的解释，并逢人便说：“这是我们的维吾尔人！从中国来的维吾尔人！”最后，我戴着一顶他们的小花帽，与他们合影留念。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来，塔什干、撒马尔罕、阿拉木图、伏龙芝，确实是一些令人感到亲切的地方。
用了近六个钟头才结束了午饭，立刻十五辆大轿车把我们拉到旅馆吃晚饭。这样的吃法实在令人大吃一惊！我实在无法消化，只吃了三粒樱桃加半斤西红柿。
晚饭后半小时，去火车站登上归程。又是一场吹着长柄唢呐、敲着手鼓的盛大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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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
上午去电影市场。
下午看尼泊尔电影。
晚上在拉丽莎家作客。她父亲是中国血统，出生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五十年代到达苏联，已不会讲中文。她母亲是俄罗斯人，她还有一个弟弟，名叫巴甫利柯，高中毕业了，刚结束了毕业考试，正准备参加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一家人对中国电影代表团都非常热情，我们一起饮酒吃菜、唱歌跳舞，十分高兴，最后拉丽莎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彩色木勺，巴甫利柯送给我们一人一小瓶伏特加酒，他们的母亲还送给我们一人一小罐果酱。
我注意到，跳舞时放音乐的收录机，是那种旧式的大录音机，用那种大卷的磁带的。
拉丽莎的父亲担任一个工厂的工程师，有私人汽车，他们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但住房并不宽裕。拉丽莎和巴甫利柯各有一间小房间居住，拉丽莎房间里有一张桌子，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几张从美国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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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
上午去电影市场看根据尤利·邦达列夫的小说改编的电影《 岸 》。
下午看民主德国的电影录像《 转折点 》，片子拍得十分严肃。
民主德国参加电影市场的代表团一直对我们很友好，其中有两个人五十年代访问过中国。搭车的时候，我们交谈得很愉快，下车的时候，他们说：“希望我们之间的对话不仅限于汽车上。”说完，我们都笑了。
捷克、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电影工作者也极愿与我们攀谈。一位捷克女士，一见面便用中文说：“我爱你。”我没听出是中文，所以听不懂。她用英语又解释了一遍。使约旦老夫妇大惊愕然说：“她怎么一见面就求爱？”
中午，由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马立克·克尤莫夫与全苏影协对外联络部部长娜杰日达·伏日柯娃宴请。宴会就在电影之家的一所漂亮的餐馆里举行，餐馆是对外营业的。上的几道菜中有一道是“拉面”，每人一小碗，与我在新疆常吃的“拉面”无异，只是更精致些。宴会中，苏联主人都回忆起他们五十年代访问中国的情景，称颂中国的美丽的风光与友好的人民。大家也不时开几句玩笑。玩笑虽然轻松，心情却不见得那么轻松。娜杰日达·伏日柯娃，这位年纪已经不轻、雍容含蓄的女性感慨系之地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一起，互相微笑着闲谈，该有多么好啊！”
我相信她说的是真话，我同意她的话。
我们向他们介绍了苏联电影在中国放映的情况。当我们提到去年中央电视台两次播放了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影片《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这部影片受到了中国观众的欢迎的时候，他们似乎有些惊奇。他们说，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晚上在艺术宫小礼堂放映了中国的记录短片《 欢乐的大家庭 》。放映前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走上台与观众见了面。我用乌兹别克语向观众问了好，台下掌声热烈。
看电影时坐在我们身旁的是一些服装艳丽的乌兹别克女大学生。她们津津有味地看着电影，当看到其中一位维吾尔杂技演员走绳子的惊险场面的时候，她们失声叫起妈妈来。
同演的还有阿根廷的一部纪录片《 艾维塔 》，是描写庇隆的第二个夫人艾维塔的一生的。电影既有当年留下的文献性纪录片，又有向各界有关人士的采访，还有一个女孩子饰演艾维塔的若干生活经历场面。片子虽长，但很吸引人，手法不拘一格，亦是别开生面。
电影后晚十一点本来有一个招待会，与当地的表演艺术家联欢，我因疲劳没有去参加。
5月30日
上午应邀去乌兹别克斯坦纪录片厂看一部描写澳大利亚土人的悲惨生活与斗争的纪录片。下午在电影市场看一部日本影片《 舞序 》。
晚上在维吾尔诗人如兹·卡德尔家中作客。如兹·卡德尔原籍我国新疆喀什噶尔，于一九五五年赴苏学习，此后在塔什干定居。他是我国著名维吾尔诗人铁依甫江的朋友，由于铁依甫江的介绍，我到达塔什干后与他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他用俄语和乌兹别克语写作，已经出了十多部诗集。他现在在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工作。他的妻子善良温厚，有点发福，口里镶着几颗金牙，不论是语言声调、动作、形体，与我在新疆常常接触的维吾尔女人无异。
同桌就餐的还有一位年轻人，他说：“我是为了看一看中国人才来的，我没有见过中国人，我很好奇。”他说，他的印象是“中国人都是一些好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导演黄蜀芹同志和苏方工作人员嘎丽娜也都在座。嘎丽娜即席发表了热情亲切的讲话。嘎丽娜说：“这次本来是委派另一位年轻同志来担任中国代表团的联络翻译工作的，后来因为他家里有人生病，临时换了我。开始时我有顾虑，我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吗？和中国人打交道会是容易的吗？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开始了这一工作。经过几天相处，我感到中国代表团是最有文化、懂礼貌、守时刻、守纪律的，他们当中有的人精通俄语，而他们的团长又会乌兹别克语，需要我做的事很少。当我把这一情况讲给旁边的翻译联络人员听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
我们感谢嘎丽娜的热情友好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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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
上午在艺术宫看伏龙芝制片厂拍摄的《 狼穴 》，宽银幕，上下集，描写一个犯罪集团的覆灭和一个失足者的得以挽救。导演叫做谢米施·巴洛德，他曾经导演过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原著的《 白轮船 》。谢米施·巴洛德的妻子阿衣吐尔安在《 狼穴 》这部影片里饰演女主角。她是维吾尔族母亲、吉尔吉斯族父亲的混血儿，出生于我国新疆伊宁市。这样，我们至少是半个老乡了。
电影放映时，坐在我左侧的是阿衣吐尔安的母亲和她的女友。这位中年妇女告诉我说，她不久前曾回过中国，在新疆探亲后还到苏州、杭州等地旅游，她的中国之行是非常愉快的。
《 狼穴 》放映中，阿衣吐尔安坐在我右侧，一字不落地把影片的全部俄语对白译成了维吾尔语，使我对影片有了很好的理解，其情可感。
下午放映《 青春万岁 》。马立克·克尤莫夫陪同中国电影代表团上台与观众见面，接受了献花。演出中，不时听到观众的会意的笑声。演出后，掌声很热烈。
晚上看了一部古巴喜剧片《 鸟要飞 》，轻松愉快，粉饰太平，不乏小噱头。
夜十一点去乌兹别克电影制片厂参加该厂的招待会。一进门是一个长长的葡萄架，周围是自来水喷雾器。塔什干这些日子本已是干热异常的，但是在这葡萄架下马上觉到了潮润清爽，似是到了一个清凉世界。
招待会上吃了富有中亚风味的串烤羊肉。烤羊肉的又香又辣令人馋涎欲滴的青烟在天空袅袅上升。来宾们对串烤羊肉十分感兴趣，有时服务员刚把盛着烤羊肉的盘子端到半路上，就被周围的客人截去，有几个“边远”桌子上的客人，竟未能吃上如此美味。
有三个乌兹别克女演员，身着长裙，肩披长发，哑声歌唱，电吉他伴奏，她们的动作是百老汇式的。然后人们纷纷起舞——迪斯科（ 香港译作“的士高” ）。这使我想起了旅美时的一些场面。“的士高”确是突破了东西方之间屏障，风靡于全球，这倒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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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
上午九点三十分，中国电影代表团依例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提问很踊跃也很礼貌。他们问《 青春万岁 》影片中反映中苏人民的友好的一些场面是否小说原有的，我们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们问中国的电影生产情况。他们还问对塔什干电影节的口号的看法。我回答说，电影节活动有助于各国电影工作者的艺术交流，能够增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至于维护世界和平，是一个重要的却也是艰巨复杂的任务，它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记者们还询问了在中国放映外国电影的情况和我们参加这次电影节的感想，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
按照电影节的安排，每个代表团在其主要影片放映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只有十五分钟时间。但电影节新闻中心的组织工作人员一上来就告诉我们不要受时间限制，结果记者招待会进行了四十多分钟。会后，我与黄蜀芹分别接受了科威特驻苏记者与苏联《 电影画报 》的个别采访。
后来苏联《 消息报 》以显著版面发表了我们的记者招待会的消息。谈到电影生产情况时，《 消息报 》说，中国是一个“电影大国”。
之后，我们分别与电影节主席阿卜都拉耶夫与全苏电影委员会副主任会见。阿卜都拉耶夫用乌兹别克语问我能不能把我们参加电影节的见闻报道给中国人民。我回答说：“当然，这正是我的工作。我回国后要写一系列的文章报道我们的访苏之行。”我还说：“我们比赛吧，看谁能更快更多更好地报道对方的情况。”主客听了都笑了。
下午去电影市场巡礼式地看了塔吉克、秘鲁、列宁格勒等地出产的几部电影。其中苏联电影《 安娜·巴甫洛娃 》是描写芭蕾舞《 天鹅之死 》问世经过的。
苏联电影看多了似略嫌沉闷，节奏慢，教育性比较“露”，似乎也有某种套子。但他们拍片子很注意画面美，表明导演与摄影都极认真，可称一丝不苟。
晚上没去看电影，饭后喝了一瓶啤酒，然后到宾馆对面的街头公园散步。
6月2日
上午出席发奖会。本来塔什干电影节是不设奖的，但是仍由苏联及乌兹别克的一些文化社会团体给参加电影节的部分影片发纪念奖。《 青春万岁 》是由乌兹别克读书爱好者协会授的奖，奖品包括一个奖瓶、一个奖状、一部影印的纳瓦依诗集。我不知道他们发这个奖之前是否“研究”过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