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在十五世纪建成的铁木耳陵，还是十七世纪建成的特尔拉·哈里清真寺与附属的经文学校，这些建筑的外貌与内观都使人咋舌惊叹。一方面，它非常宏大，既高耸又开阔，代表着当时的撒马尔罕人对上苍、对安拉的崇拜，代表着一种庄严、巨大、君临一切的至高无上的气势。一方面，它又非常细腻，通过建筑结构形成了雕饰，又通过绘制描画出了种种花纹。紫色、金黄色、翠蓝色的工笔细描，留下了蛛网状的、菱状的、细腰花瓶状的、花朵状的、环状与链状的一丝不苟的花纹图案。特尔拉·哈里清真寺大门上方左右两角，还画着两个黄色的豹子似的兽，在兽的脊背上是两个肥胖的人头。这两个兽与人头，使我联想起在墨西哥访问时参观过的古代玛雅人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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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什干 —撒马尔罕掠影（3）
比这些画图与花纹更多的纹路则来自古阿拉伯文——《 可兰经 》经文文字的交错与变形。这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抽象艺术。我相信这些似字非字的符号包含着一定的宗教内容——大致不会超过《 可兰经 》的范围。符号是人类的智慧所创造的，但人类欣赏、沉醉于乃至崇拜信仰符号。人这种生灵可真有趣。
这些古代建筑物的屋顶的外貌使我常常想起乌兹别克人的赛拉——缠头的布，很可能他们的屋顶与当时人们的头顶有某些相通之处。
我也想起莫斯科的众多的教堂屋顶来。当然，莫斯科的教堂是东正教的，二者的宗教、民族属性完全不同，但二者建筑风格要比例如撒马尔罕的清真寺与欧洲的一些著名的天主教堂的建筑风格接近一些。
撒马尔罕的建筑是古老的，但也不乏新建筑，像苏军烈士纪念馆、城市历史博物馆、哈穆札剧院与瓦列蒂剧院、乌鲁克拜克雕像等等，但总的来说这里古老的气氛是太浓烈了，现代的建筑实在难以超越它。这座城市更像一个博物馆。汽车经过撒马尔罕的郊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农民的住宅，则大多还是一些简陋的土房子。
但撒马尔罕的人给我的印象相当年轻。他们载歌载舞地举着大馕欢迎和欢送我们，他们显得诚实、听话、单纯。
尤其难忘的是在列宁集体农庄举行的露天宴会。树阴下，小溪边，长桌一个连着一个摆了半里地，大家无拘无束地说笑着、吃喝着。我与来自列宁格勒的英语翻译阿那托里坐对面，碰杯之后我一口气干了一杯伏特加，阿那托里高兴地搂住我，吻了我三次。他是一个快活的小伙子，样子真像捷克斯洛伐克的故事片里的好兵帅克。
宴会举行了三个多小时。坐得太久了也会疲劳，我中途悄悄离席散步，碰到了农庄的庄员们，当然，我又大显身手了——与他们用乌兹别克语交谈。当他们知道我更擅长维吾尔语以后，他们立刻叫来了农庄的几个维吾尔小伙子。我们一见如故如亲，我如何说明解释也无法使他们理解我不是维吾尔人而是汉族人。因为在俄语中汉与中国是一个词，我解释我是汉人，听者点点头，说：“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国的维吾尔人。”这几位农庄庄员非常高兴地把我介绍给别人，“瞧，这是我们维吾尔人，来自中国！”他们把他们的花帽给我戴，把他们的长柄大唢呐（ 称卡那 ）给我吹，并与我一起合影留念。
我在塔什干呆了十天，在撒马尔罕过了一个白天。时间是短暂的，广泛地接触也有各种技术性的和非技术性的困难——例如，戒心。但塔什干与撒马尔罕毕竟不使我觉得陌生了，尤其是那里的人民和文化。
在旅游画册的英文解说词中，有这样一段话：“塔什干是和平和友好的城市，是林阴大道、公园和喷泉的城市，是好客和慷慨的城市。”在塔什干，还有一条标语：“塔什干像鲜花一样盛开”。看过那里的城市和人民，我并不怀疑这些介绍和标语口号的真实性。我相信各种障碍和壕沟终将被历史的潮流冲决和填平，我们和塔什干、撒马尔罕以及阿拉木图、伏龙芝、杜尚别、阿施巴罗德这些城市的交流和往来将会得到更好的恢复和发展。我寄希望于将来，我还要加紧维吾尔…乌兹别克语的深造。
大馅饼与喀秋莎（1）
一个闪光的铜制浮雕牌。那是一艘欧洲式的古老的帆船，大大小小重叠着七个帆。由于饱满的大洋上的风，顶部的方形的帆被吹成了蝙蝠的样子，两翼鼓涨，意在腾飞。几条曲线代表着起伏的波浪，龙身一样的花纹代表着船身。在李姆斯基·柯萨阔夫的《 天方夜谭 》组曲伴奏声中，帆船开始了航行，震摇，浮沉。左上角是一颗四角星，星光闪烁了，下部的几个大帆金光耀眼，上部的小帆离开了船，化鸟凌空而去。
这个浮雕铜牌是苏联汉学家托罗普采夫送给我的礼物。九月上旬，谢尔盖·托罗普采夫的妻子尼娜·勃列夫斯卡娅参加苏联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团体到中国来访问，把这可爱的生日礼物捎给了我。
托罗普采夫还用毛笔蘸着红墨水用中文给我写了一首“诗”：
前半辈子骑瘦马，
后半弹起冬不拉，
海的梦呀不太晚，
乘风扬帆到天涯。
外国人写的中文诗，难求完整雅驯，其情意却是真挚可感的。诗的前两句出自拙作《 杂色 》，第三句出自拙作《 海的梦 》，最后一句大概就是指他送给我的帆船了吧。
这使我想起在莫斯科托罗普采夫家度过的那个美好的晚上。
一九八四年三月，从我国驻莫斯科使馆的工作岗位上归来的王德胜同志带给我一封苏联汉学家托罗普采夫的信。这位我未曾谋面的苏联汉学家在信上说他很喜爱我的作品。他说，苏联的读者将能够很好地理解我的作品的内容。他还说，他最喜欢我的中篇小说《 杂色 》，他说，如果他写小说，他也将这样写。
随信，捎来了苏联出版的《 当代外国文学 》等两本杂志，杂志上有他写的评介我的作品的文章。
王德胜同志介绍说：托罗普采夫正在废寝忘食地翻译你的作品，以至他的妻子抱怨说，托罗普采夫最爱的人并不是她。
其情可感！我给他回了信，并告诉他我即将去苏联参加塔什干电影节的消息。
在五一节到来的时候，我收到了他祝贺节日的卡片，他邀请我到莫斯科后，去他家做客。
经过多年的隔绝，莫斯科的友人来信给人一种沧桑感。大概还有别的“感”。
我曾经说过，当我试着表现“百感交集”中的若干感而不是只表现“一感”的时候，就要被认为是“意识流”了。但是关于莫斯科、来信、节日祝贺卡片，即使用“意识流”手法也觉得不够用。
五月二十日莫斯科时间中午一点半我们到达了莫斯科国际机场，前来迎接的我国使馆的同志告诉我：托罗普采夫到机场来了。
费了好长时间办完了入境手续以后，进入候机室，我见到了他。高高的身材，一身白色西服，宽宽的橙黄底色加淡紫色斜纹领带。宽大的额头，微微有点歇顶，长方脸，细长的眉毛，鼻梁比较长，下唇微微凸出。他的脸上含着笑，那是一种相当朴素的、应该说是谦恭和富有耐性的笑容。
“我是托罗普采夫。”他一说中文就显得紧张和吃力。在信上，他写的汉字相当不错，文句更是通畅无误。
“能不能到我家里去作客？”他结结巴巴地问，期待着回答。
直到这一天的晚上，才在电话里确定了去他家的时间。他一再说：“我很高兴，我很高兴。”
他的样子文雅、谦逊，我要说，还有热诚。他说中文的窘迫样子却令人难受。甚至躺到床上以后，我的脑海里还一再闪过他的用力说话的“画面”，我替他觉得吃力。
五月二十一日晚上六点钟，我们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还有我驻苏大使馆一等秘书张敏鳌同志一起来到了他的家。是那种我们常见的单元式楼房。三间屋，都是十二到十四平方米大小，不算宽裕，但还精致。镶木地板，塑料壁纸上画着的是褐色的砖的图案，乍一看，你还以为是砖砌的自然纹路呢。墙上挂着风景画和照片，书橱上放满了五颜六色的艺术品。窄窄的门厅过道里安着电话，整个家给人以紧凑充实之感。
托罗普采夫的妻子叫尼娜·勃列夫斯卡娅，也是学中文的，显得善良而且快活，微笑一直洋溢在她的脸上，她的中文说得相当流利，靠她的辛劳，长方形的桌面上已经摆满了各种菜肴和饮料。其中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一种小的椭圆形的瓜，瓜皮凹凸不平，我觉得那更像一个玩具。还有一种大茴香菜，可以生吃，也可以放到红菜汤里调味。香槟、葡萄酒、白兰地（ 俄语似乎不叫白兰地而叫什么“沃尔尼亚克” ）和伏特加都很充足。我连喝了几杯伏特加，觉得比年轻时候在苏联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 现北京展览馆餐厅 ）初次喝伏特加的印象要强得多。看来年龄会改变体验，会帮助你接受最初觉得陌生的东西。
大馅饼与喀秋莎（2）
最后端上来的是像陕西的锅盔一样大的大馅饼。尼娜告诉我们说，俄罗斯谚语说，没有大馅饼的房子不算好房子，我们都高兴得大笑起来。
托罗普采夫夫妇只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儿，名字叫喀秋莎。正式的称呼该是卡杰琳娜吧？不知道对不对，而昵称大概是卡佳。
喀秋莎的短辫子上扎着绸带，穿着朴素大方，非常文静。我们在客房里说说笑笑的时候，她一直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声也不出。
吃饭中间，尼娜把喀秋莎叫到我们面前，宣布说：现在的节目是由喀秋莎唱《 喀秋莎 》。
喀秋莎开始唱的时候略显羞怯，于是尼娜帮助她唱，我们也哼哼着，应和着，手和脚打着拍子。
似乎有一小节——按中文歌词是“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她唱到这里走了点调，那又有什么呢？她是个孩子。天真，待客的热情，拘束而又快乐的会面，能把一切走调弥补。
而且，她的名字有多好啊！她就叫喀秋莎。
唱完歌，我们鼓掌，掌声中，她坐到钢琴前，弹了一段小小的乐曲。
尼娜和谢尔盖的脸上放着光。我想建议他们修改一下那句关于“大馅饼”的谚语，我觉得俄罗斯谚语应该是这样的：没有喀秋莎的房子，不是好房子。
喀秋莎用汉语对我们说：“谢谢。”
后来我们一起喝了咖啡，喝了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首府里加出产的能够令人长寿的药酒，吃了一点也不比大馅饼逊色的尼娜自己烤制的大蛋糕。蛋糕的表面好像浇了一层玫瑰油，红香可爱。
可能还残存着某种拘谨，让我老老实实地说——还有戒心吧，才八点多钟，天还亮亮的，太阳高高的，我们就告辞了。我把我自己手头有的我近年出版的七本书送给了主人，他们送给我一个胖娃娃，在俄罗斯人们叫这种玩偶“玛特柳什卡”。玛特柳什卡没有腰身，像个大油桶，但红润丰满可爱。
我的心情渐渐好起来。
不知道道理在哪里。在我十一岁的时候，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我从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那里学会的第一首进步歌曲便是苏联的《 喀秋莎 》。当时，思想激进的我甚至觉得这首歌还不够“革命”呢。但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