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蔡说：“我还以为我刮脸，刮得太白太光，你认不出我来呢！”
妻子抬头看他一眼，带着眼泪笑了，说：“什么太白太光，你什么时候刮的脸？那些胡子又都出来了。”
他一怔，抬起手背蹭蹭下巴，这么短的时间已又毛茬茬地冒出一层！但这一次他对胡子的感觉很例外，很美妙。就这层胡茬，使他忽然感到，往日往事，充溢着勃勃生机的生命，还有习惯了的生活，带着一种挺动人的气息又都回来了。
老蔡的病是八十年代开始得的。
先是视力下降，干不成他化验室的工作；后来是一根脑血管不畅，走道打斜，也无法在办公楼里传送文件和里里外外跑跑颠颠；跟着是负面的遗传基因开始发作血糖高上来了，他父亲就是从这条道儿去天国的；随后是内分泌乱了套，他称自己的体内正在进行“*”。各大医院都去过了，各大名医也托人引荐过了，最终还是躺在了床上。奇怪的是，虽然身体各部分都很弱，惟有胡子依然很旺，黑亮而簇密，生气盈盈。他依旧习惯地早一次晚一次刮两遍。一位朋友说：“这表明老蔡生命力强。毛发乃人的精血呀！”
于是，胡子成了老蔡和妻子隐隐约约的一种希望与寄托。这期间常挂在妻子嘴边的，是她从古诗中改出来的两句：
“胡子除不尽，剃刀刮又生。”
然而，胡子从来就不听老蔡的，只给他找麻烦。
最早发现胡子发生变异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妻子。
自从他躺到床上，一早一晚刮胡子的事就由妻子来做。自己刮自己的脸，脸蛋和刮刀相互配合，不会刮破脸；别人来刮就难了，常常会刮破。老蔡血糖高，伤口不好愈合，幸好那时市场上出现一种进口的电动刮脸刀，刀头上蒙着一种带网眼儿的铁罩，绝对安全。妻子赶紧买了一个，倒是十分得用。但一天，妻子发现老蔡下巴上有一根胡子怎么也刮不掉，奇怪了？怎么会刮不掉呢？戴上花镜一看，竟是一根很怪异的胡须，颜色发黄，又细又软，须尖蜷曲。它弯弯曲曲很难进入网罩上的细眼儿。老蔡的胡子向来都是又黑又硬，怎么冒出这么一根？好似土地贫瘠长出的荒草。妻子只当是偶然。料从此，这蜷曲的黄须就一根根甚至攒三聚五地出现。随后，她发现他下巴上的胡须变得稀疏，开始看见白花花的肉皮了。
她心里明白，却不敢吱声。反正老蔡很少照镜子，肯定不知道脸上所发生的变化。一天傍晚，妻子给他刮脸。迟暮的余晖由窗口射入。一缕夕阳正照在他的下巴上。妻子陡然觉得这日渐荒芜的下巴，好似晚秋时节杂草丛生的土岗子那样萧瑟而凄凉。她不觉落下泪来，泪水滴在老蔡的脸上。
老蔡闭着眼，却开口说：“从小我就巴望它们长得慢点、慢点，现在终于遂了我的愿。你该高兴才是。“
妻子反而哭出声来。
从老蔡病倒卧床那天开始计算，七年后的一天，一个平平常常的春天的早晨，妻子醒来，习惯地用手去摸老蔡的下巴。手心抚处，奇异般的光滑，像一块卵石。她下意识地感到了什么，又摸一下，感觉更不对，老蔡的胡子呢？
此时此刻她分明听到一个声音，是老蔡的声音，很遥远，那是许久许久以前老蔡说过的一句话：
“人一死就不再长胡子了。”
她猛地过身，叫一声老蔡。老蔡极其刻板地仰面躺着，灰白而瘦削的脸一片死寂，没有一根胡子。她第一次看到老蔡不生胡子的脸。来不生胡子的脸这样难看。
楼顶上的歌手（1）
？一个在极度压抑下浪漫的故事
一
那天早晨，忽有一块极亮的、颤动着的光像发狂的精灵，在我房间里跑来跑去。当这光从我眼前掠过，竟照得我睁不开眼。我发现这块诡奇的光是从后窗外射进来的，推窗一看，来隔着后胡同，对面屋顶上那间小阁楼正在安装窗子的玻璃。
我也住在阁楼上。不同的是，我的阁楼是顶层上的两间低矮的亭子间；对面的阁楼是立在楼顶之上孤零零、和都没关系的一间尖顶小屋。远远看，很像放哨用的岗楼。它看上去很小，而且从来没人居住。它为什么盖在楼顶上，当初是干什么用的，无人能说。这片房子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人“推广租界”时盖的。只记得后胡同里曾有人养过鸽子，有许多白的、黑的、灰的鸽子便聚到这荒废的屋子里，飞进飞出，鸽子们拿这小空屋当做乐园。现在有人住了吗？是搬进来了？
隔了十来天，黄昏时分，忽然一阵歌声如风一样吹进我的后窗。后胡同从来没有歌声，只有矿石收音机劣质的纸喇叭播放着清一色的语录歌和样板戏。那种充满霸气的吼叫和强加意味的曲调被我本能地排斥着。于是此刻，这天籁般的歌声自然就轻易地推开我的心扉了。
没等我去张望是唱歌，妻子便说：“是那小阁楼新来的人。”
女人对声音总是比男人敏感。
我们隔着窗望去，对面阁楼的地势略高一些，相距又远，无法看到那屋里唱歌的人。这是一个男性的歌声，音调浑厚又深切，虽然声音并不大，但极有穿透力，似乎很轻易地就到了我耳边。这时金红色的夕照正映在那散发着歌声的小屋，神奇般地闪闪烁烁。我分不出这是夕阳还是歌声在发光。
我第一次感受到声音是发光的，有颜色的。
这个人是呢？一个职业的歌手吗？他是？只一个人吗？从哪儿搬来的？他也像我们3家之后被轰到这贫民窟似的楼群里来的？对于楼顶上这间废弃已久的小破屋，似乎只有被放逐者才会被送到这里。
我相信我的判断。因为我的判断来自他的歌声。一些天过去，我听得出他的歌声如同盛夏的天气时阴时晴。这声音里的阴晴是歌者心中的晦明。我还听得出，他的歌声里透出一种很深的郁闷与无奈。他的歌为什么从来不唱歌词？在那个“革命歌曲”之外一切都被禁唱的时代，他一定是怕这些歌词会给自己找麻烦吧。从中，我已感知到他属于那个时代的受难者。
也许我和他是社会的同类。也许他随口哼唱出来的歌那些名歌、情歌、民歌我太熟悉，也太久违了。我为自己庆幸。好像在沙漠的暴晒和难耐之中，忽然天上飘来一块厚厚的雨云，把我遮盖住，时不时还用一些凉丝丝的雨滴浇洒我的心灵。
我这边楼群的后胡同，其实也是他那边楼群的后胡同。后胡同自来人就很少。从我的后窗凭栏俯望，这胡同又又细又长又深，好像深不见底的一条峡谷。阳光从来照不进去，雨点或雪花常常落下去，但落下去一半就看不见了；下一半总是黑糊糊的，阴冷潮湿，冒着老箱子底儿那种气味。对面的楼群似乎更老。一色的红砖墙上先那种亮光光刚性的表层都已风化、粉化、剥落，大片大片泛着白得刺目的碱花。排水的铅管久已失修，大半烂掉，只有零碎的残管东一段西一段地挂在墙角。一颗凭着风吹而飘来的椿树籽在女儿墙边扎下根，至少活了二十年，树干已有擀面杖粗。它们很像生长在悬崖石壁的树，畸形般地短小，却顽强又苍劲。这些老楼里的人拥挤得不可思议，每间屋子里差不多都住着一家老少三代甚至四代，各种生活的弃物只能堆在屋外。不论是胡同下边的小院，上上下下的楼梯，还是阳台上。到处堆着破缸、碎砖、废炉子、自行车架以及烂油毡。最奇特的景象还是在屋顶上，长长短短的竹竿着家家户户收音机细细的天线，好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笼罩着整片的楼群。然而，这种破败、粗粝而艰辛的风景现在并不那么难看了。因为它和神灵般的歌声融在了一起。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楼顶上的歌手（2）
二
一切艺术中，最神奇最伟大的莫过于音乐，莫过于歌。它无形无影，不可触摸，飘忽不定，甚至不如空气挥挥手掌就能感到。但它却能够以其独有的气质与情感，改变它所充盈的空间里的一切。它轻盈我们轻盈，它沉重我们沉重，它恬μ我们恬μ，它激情鼓荡我们便热血贲张。一个地方只要有音乐，连那里的玻璃±看上去也有感觉。这些被艺术家神化的声音，能够一下子直接进入我们的心，并轻而易举地把我们带进它的世界，心甘情愿地接受它美的主宰。
那时代，我活得可够劲。整个社会都疯了，我所供职的院里的人们忽然都视艺术为粪土，都迷上了穿军装，都把眼睛睁得奇大，好像处处藏着“敌人”。对于我，离开了艺术的生活空洞无物，更何况整个生活充斥着那种与艺术相悖的东西。你躲不开它，又绝对不能拒绝它，还要装着顺从它甚至热爱它。
不管为了什么，违心地活着都很累。
当我带着一天的倦乏回家，下肩上的挎包此时已无力把挎包放在柜子或椅子上，而是随手往地上一扔，一转身仰面朝天倒在床上，心中期待的是对面楼顶上的歌声飘过来。
尽管他的歌是苦味的，有时很苦、很苍凉，但很动情；他的歌声还有一种很特别的磁性美，使我的心一直走进他的歌声里，一天里积存在浑身骨节和肌缝里的疲惫，便不知不觉烟一般地消散了。不仅如此，他的歌还常常会给我端起的水酒里添上一点滋味，感染得我和家人亲热时多一些爱意与缠绵。最令我惊奇的是，他的歌还像精灵一样钻进我的笔管里。白天在单位不能，下班在家便会铺开纸，以笔墨释怀。这时我发现我的笔触与水墨居然明显地多了些苦味，很像他歌里的那种味道。歌声能够改变意吗？当然不是，其实这种苦味本也潜在我的心底，只不过被他的歌声唤醒罢了。为此，我非但没有去抵制他对我的影响，反而喜欢在他的歌声中作。
一天，我被他低沉而阴郁的歌声感动，一种久违的冲动使我急急渴渴在桌案上展纸提笔，以充沛的水墨抹上大片厚厚的阴霾。然而，他浓重的低音并不绝望，时而透出一种企望，于是我笔下的阴云在相互交错中不觉地透出一块块天光。我情不自禁，还在云隙之间，用极μ的花青点上薄薄的蓝色。这是晴空的颜色。但它又高又远，可望而不可即。这是无限的希冀之所在，一块极其狭小的安放遐想之地，却又朦朦胧胧，远如幻梦。
后来，他的声音转而变得强劲。那种金属般磁性的音质渐渐有力地透露出来。这一瞬，我看见在面的云天上，飞着几只乌黑的大雁，它们引颈挥翅，逆风而行，吃力地扇动着翅膀。我在这些顶风挥舞的雁翅时，好像自己的臂膀也在用力，甚至听到这些大雁与强风较劲时肩骨发出的咯吱咯吱声。我忽然想，这苦苦挣扎却执意前行的大雁所表现的不正是一切生命本质中的顽强？
我忽然彻悟到，人的力量主要还是要在自己的身上寻找。别人给你的力量不能持久，从自己身上找到的力量，再贯注到自己身上，才会受用终身。
也许为此，这样题材的我不止一次地过。奇妙的是，每次这些逆风的大雁耳边都会幻觉般地出现那天听到的歌声。
我个人生活的一段时光是和他的歌声在一起的。
我很幸运。因为那是我生命中极度贫乏的一段日子。
楼顶上的歌手（3）
和歌声在一起是奇妙的。它与我似伴相随。
它进入我的生活时，是随意的，自由的，不知不觉的；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