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的流动性很大，跳槽现象频发，企业有时更像一个农贸市场，不少新工人是来了干了没几个月，压力很大，于是就又离职了。“周瑜打黄盖式”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谁也没逼着谁。
生产线上的普工，很多都是中专毕业甚至没毕业就被学校整车拉到富士康了，这里不乏中专教师与富士康内部人员的金钱黑幕。
他们几乎都是农村来的，不会像网上所说的那些“90后”那样风格迥异。他们身上基本上都有思想纯朴、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本质。离开了家到了工厂，条条框框的约束以及程式化的生活方式自然比在学校和家里乏味多了，时间一长也就会觉得生活索然无味。
从个体户变成小企业，再从小企业变成大企业，他们所借助的引以为豪的最重要手腕就是“效率”——华为的打地铺文化没有造成太多的“跳楼”事件，或者缘于华为员工素质高，而富士康是“代工大鳄”，用人的素质当然不能与华为相比。其实，跳楼的事，在华为更早就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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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媒体的关注（1）
富士康的“每一跳”都牵动着公众的心，刺痛着关注者的神经。于是，有关富士康的消息时刻充斥人们的眼球，作为新闻报道的国内各大媒体也蜂拥而至，来向我们展示我们不知道的富士康。
经济类报纸
据2010年5月26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翟敏的报道《富士康与员工签“不自杀协议”》，文章指出，“网络惊现富士康发放给员工签署的‘不自杀协议书’，并附有截图。富士康要求员工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若遇到问题或困难，一定及时向‘员工关爱中心’进行反映或求助，以求得到帮助。”另据报道，“随后，记者向富士康内部员工了解情况，签订‘不自杀协议’的消息得到确认。”
但是，随着“富士康事件”社会关注度不断扩大，作为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先生被抛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他一边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一边对公司制度作出重大调整。
根据2010年6月8日《环球时报》一篇报道《郭台铭：富士康已停止发放所有死亡抚恤金》，文章说，“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在今天鸿海股东会上证实，已停止所有死亡抚恤金的发放，他说最近虽有自杀者家属要求高额赔偿，但轻生绝对是最笨的方法。富士康之前对员工死亡的抚恤金极高，几乎是一位员工10年的薪水。”
对于郭台铭停止发放所有死亡抚恤金的事件，国内许多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和评价，其中2010年6月9日《东方早报》记者何三畏的一篇报道《给郭台铭先生教一点做人的道理》，文章指出：
“这话不好懂。如果此前披露的‘自杀死亡’者，已经按以前宣布的办法‘抚恤’了，如果这期间再没有人‘自杀死亡’，怎么存在‘已停止抚恤’呢？难道郭先生或者新闻媒体不知道这样的语言会引起歧义吗？郭先生说，‘最近虽有自杀者家属要求高额赔偿，但轻生绝对是最笨的方法’，这似乎表明，‘已停止’是针对‘已死亡’的案例，即不仅对‘要求高额赔偿’的部分不赔偿，而且对以前承诺和宣布的赔偿‘已停止’？”
作者对此事义愤填膺，还对郭台铭的为人作出了指责，提醒他应学会做人的道理，文章指出，“我觉得郭先生忘记了做人的一些基本的东西。首先，一个国家的劳动法，不能随便违背，加班时间不能突破法律规定（当然，这一点没有人追究你，对此我很惭愧，但这不是你的胜利），一天24小时，不能两班倒而必须三班倒，这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芝加哥工人争取来的胜利。
我愿意着重说一下，一个人在12小时连续处于同一个动作的机械操作下会出现什么状况。这是自然的。打个比方说，我在媒体上看到郭先生与某女明星跳拉丁舞的图片，我想，跳舞那个动作对于郭先生来说是愉快的吧。但是，请你保持12小时试试看。所以，我对媒体上说工人‘弯腰去捡掉到地上的东西就不想起来’的情节印象深刻。
工厂不能军事化，保安不能随便打人，工人寝室的钥匙不应该交门卫，而要自己保管。再就是，在这种工作强度下，工人的‘基本工资’不能按在深圳市2008年公布的最低线上（这等于软暴力强迫加班啊）。郭先生甚至说，他的管理目标是要让工人成为‘聪明的机器’。这话说明，郭先生真是一位戴眼镜的原始人，他还不知道，工业文明早就在反对把人变成机器了！” 。。
国内媒体的关注（2）
该篇报道除了对郭台铭的为人大加批评，还在报道最后正告郭台铭公布死者遗书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逝者长已矣，惟愿他们安息。你想以此证明，人家是以死来骗取你的抚恤。这个立论也许不是你的发明，我也看到有别人提。但是，我要说，这还是太过分了。我就没有看出那封遗书会支持你的冷血论点，而是看到了真正的法治不健全、资本太强悍、工人太弱势的时代悲剧。”
对于此类事件的发生，郭台铭也是不愿意看到的，他的富士康集团曾是深圳市的明星企业，曾经辉煌一时。只是此事弄得郭台铭措手不及，那么富士康该如何应对此事呢？今后该怎样发展呢？
对此，2010年6月8日《证券时报》记者刘丽，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富士康加薪与产业转移提速》，文章指出：
“富士康昨日宣布，自10月1日起，经考核合格的作业员及线组长的标准薪资上调为每月2000元。
这将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第二次大幅度提高基层员工薪酬水平，加薪幅度达到66％。大幅加薪引得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一片哗然，对这些赚的就是人力成本差的代工型企业而言，加薪意味着企业利润空间的缩小。
郭台铭表示，有计划将厂房迁往中国西部。
这不是富士康第一次透露迁厂的计划，早在2008年，富士康就证实了厂房将大举西迁的消息。
当时鸿海集团发言人丁祈安表示，2006年就已经开始进行内地工厂人力的重新布局。郭台铭曾预计，整个迁移过程将费时3年。如今看来，西迁进程可能加速。
相比于第一代打工者，第二代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在家门口打工；如果大城市不能提供比家乡足够优厚的工资，他们可以选择回家。
高中毕业的小西（化名）在广东一家服装厂打工不到半年，就返回家乡湖北的一家服装厂上班。因为在家里打工，一年也能赚一万多元，在广东的工资每月比家里多了几百元，但花费更多，能存下的不比在家乡多。
富士康的连续加薪，极有可能为正在进行中的产业转移再添‘一把火’。有消息称，沿海人力成本的持续提升，目前已经成为台湾地区电子大厂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广达、英业达等大厂均已加速迁厂内陆重庆。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明星企业迁移引发的羊群效应不可小视，其往往会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的迁移。”
新闻杂志类
根据2010年6月2日《新世纪周刊》上一篇文章《震撼富士康》报道：
“自1996年建立至今的龙华科技工业园区依旧秩序井然，高速运转。一些打工仔物伤其类，已经离开；另一些年轻人仍在川流不息地涌来，争相进入这个‘从不拖欠工资、保障良好的’最大代工厂的围城。
一位员工面对3平方公里的园区感叹，这里犹如孤城内外。城外的斑斓生活对他们来说太遥远，‘出城只是看看，到头来还是要回到城里。’
每天凌晨四五点钟，人龙就已经排在了富士康园区的普工招聘点。即使是2010年春节后，全国‘民工荒’最严重的那段时期，富士康招募人数最多的一天仍可高达8600多人。”
在偌大的富士康里，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企业为了维持最低利润，把压力分解到每个员工头上，每个人的私人生活全部被剥夺。他们每天除了上班加班外的剩余时间，他们做什么呢？对此，该文章指出：
“他们去公司网吧，但是网吧每次都爆满；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他们更愿意看书，以‘提升’自己。富士康一名在职只有高中文凭的女工说，她最喜欢的作家是龙应台和海子，最喜欢的诗句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男工会选择在短暂休息时间买彩票、买马；女工则盘算着将来用在富士康打工积累的资本金做点小生意。
工人们用‘屌毛’来称呼除自己外所有其他人，这一称谓具有精神胜利法的功用，在他们心里抹去种种人为的等级层次，使自己跟所有人变得平等。
他们各自背负着一定的家庭经济责任，或是要在家乡盖上新房，或为了让弟弟妹妹有钱读书。他们习惯了漂泊，大多仍保持着‘农村户口’身份。他们读了中专、大专乃至大学，毕业走出校园后，却依然像父辈那样，走进工厂的流水线，成为中国廉价的加工产业链上的一环。”
“‘来者不拒’的富士康，生产线更是绝无停顿。加班加点极为常见。这对于绝大多数抱着“赚钱”目的的普工来说，不完全算坏事。刚入厂的普工基本工资是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900元，大多数人都要靠超时加班费维持稳定收入。每月加班超过120小时的普工，月收入可以超过2000元。
在富士康，员工具有超长加班的充分条件。吃饭和休息时间被严格规定，早班从7点30分开始，12点至13点吃饭，你不会有更多的时间；换洗的衣服要在规定的时间送到规定地点，由洗衣公司统一处理；园区里提供医疗设施、运动设施、休闲娱乐的电视和网络，以及图书馆，使你不需要到外面耗费可以用来干活的时间。”
富士康除了超强度加班和快节奏工作，让员工感到深恶痛绝的，是无处不在的约束。代工的保密要求，是富士康“门禁管理”异常严格的理由之一。工厂所有公共和工作区域都设有摄像头监控，进出厂区的所有物料、物品、文档等均被要求依据流程提出申请，并主动接受各级门岗警卫的监督。
该报道指出：
“从工厂大门到各厂区，每一处都设有门禁。电脑、笔记本电脑、光碟、磁碟、移动式存储设备、多媒体拍摄设备、可拍照手机、智能手机等，都是被列出的要受到严控的设备。
和严格的门禁相应的，是如军队般的铁的纪律。入职体检是让他们难忘的第一幕。上千人在烈日下，由教官大声呵斥。大家同时在教官的指令下，抬手抬脚，下蹲起立，左转右转，不允许掉队，不允许慢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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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媒体的鼓噪
自从今年以来连环跳事件发生以后，各大媒体齐聚富士康，当然境外媒体也不会放过这次难得的机会，推波助澜，让本来就很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港台媒体
自2010年5、6月份以来，富士康接连发生员工跳楼事件，作为富士康集团的领导者郭台铭先生一直奔波于台湾与深圳之间。
据2010年5月27日香港《星岛日报》刊发了一篇报道《富士康14跳！郭台铭吓得连夜往深圳赶》，郭台铭已被这事弄得焦头烂额，疲于应对。此篇报道说：
“富士康总裁郭台铭26日抵达深圳龙华厂区，就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