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⒌ 团委书记说：“你不老实”（3）
我那时才15岁，也没有太往心里去，我还有很多好玩的事儿呢。反正以后等我爸妈的冤屈解决了以后再入团也不迟。
有一次，我路过雍和宫，在国子监的牌坊对面，挨着红墙旁边有一个小院落，门口挂着“中国国术社”的牌子。我进去看了一下，院子里有人在练武术。一个老武术家，大概60岁，腰板很直，正在那里指点大家练武。我近前跟老武术家说：我也想学，他说可以，每个月要交3块钱。
那时我妈已摘了“右派帽子”，我爸也重回北京工作。他们虽然都被降了两级，但我爸的工资还有近200元，我妈也有100多元，我家的收入还是比普通人家要多很多。所以，我跟他们说要练武术，我爸很支持。安弟听说了也要去，于是每天早晨，我就骑车带着安弟一起去练武。虽然一个月才学了七八个动作，十分单调，但我已经感觉到浑身很有劲。早上练完以后去上学，不知不觉自行车被我骑得飞快，被北新桥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喝令后，我才猛醒、减速……后来我才知道，教我的老武术家是中国八极拳有名的拳师，叫陈子江。我学了三四个月以后，因为初三年级功课越来越紧，就没有再去学了。
我的同学陈国俊，比我矮一点，胖乎乎的，在南小街住，离我家挺近。他们院子里也有一帮小朋友，我经常跟他们一起玩，小朋友给他起的外号叫“花脸”，因为他小时候也爱哭，脸上常被泪水和泥抹成了花脸。在课间休息时，我们常在学校沙坑里摔跤。
初三的语文课老师是王广成先生，他是个很幽默的人。有一次，我们在体操垫子上比着翻跟斗。王先生正好抱着讲义路过，他见我们玩得挺热闹，就把讲义往地下一放，躺在垫子上来了个漂亮的“鲤鱼打挺”，稳稳地站住以后，脸上还做了个挑战的表情。我们给他大声叫好之后，也纷纷躺在垫子上模仿他的动作。
以前，我的作文在课堂上经常完不成，要回家写好了再补交。有一次我在家正为没写完的作文发愁时，忽然想到自己学抖空筝的故事：小时候我曾赖在商店里哭着要我妈买空竹，买回家以后又为抖空筝连饭也不吃；等抖转了以后，又到院里去和吴超明大哥哥一起玩的情形。也许是有感而发的吧，结果王先生竟然表扬我写得很生动，还把我的作文拿到全年级各个班去念。有同学发现我的结尾段有的句子是从《西游记》里抄来的。王先生说：“彭安鸽能借用名著里的名句，他抄得好！”
第二次作文题目是《一件小事》，我写了一篇帮同学理发的真事，又被王先生拿到各班去念。第三次出的题目是《春雨》之类的，我实在想不出写什么好了，就把《一件小事》改头换面之后交了，没想到王先生还是当范文在各班上念了。有同学说我是抄的，王先生又说：“抄得好！你们升高中的考试现在就要做好准备了。到时候不要光靠临场发挥，最好多预备几篇好的作文。在考场上就不会慌了……”
⒌ 团委书记说：“你不老实”（4）
1963年我的初中毕业考试考得很好，不仅语文、数学得了高分，物理和化学还得了全年级第一：一个98分，一个99分。
但是，升学考试的气氛很紧张。我语文、政治都考得不错，我的作文还真的是用《一件小事》改的。可是，数学却错了两道题。我至今记得还很清楚，其中那道大题就是因为画错了几何题的辅助线。我没有考上五中，但也考上北京很好的中学——第25中学。
王先生知道我没考上五中，很为我惋惜，他还托我的同学到25中转告我，让我把写童年抖空竹故事的作文抄一份送给他。一天傍晚，我把抄好后的作文送去时，语文教研室的电灯已经亮了，王先生还在加班……
2005年，我回北京找到了靳先生，他告诉我，王先生已经去世了。我很怀念王先生，是他给了我对自己文字的信心。如今我才斗胆客串一回作家，把我60年的生活故事写出来。
每逢五一、国庆节，我们都在###队伍的最前列
北京第25中学也是男校，在灯市口大街，地处东四、东单、王府井大街和外交部街的中间，街对面是全国妇联的办公楼。它是19世纪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以前叫育英中学。校园里大部分都是老的中式古建筑，里面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四合院。学校操场不大，但有排球场和篮球场。礼堂是庙堂式的老建筑。
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和一位大臣的儿子也在我们学校上学。后来还有法国大使馆外交官的小孩也在我们学校。亲王的儿子好像就是现在的拉那烈亲王，他温和、稳重，脸上常带着笑容，年龄好像比他们班的同学大，体形和做派都很像他的父亲。那位大臣的儿子叫黄班·纳立得，个子高高的，很活泼。常见他跟他们班同学一起打篮球。他们互称外号，隔着老远就能听见他们班同学扯着嗓子叫他：“黄班儿——”还常见他们勾肩搭背地打打闹闹。
我们三班的班主任叫叶长良，是俄语老师，刚30岁出头，脾气特好，当时刚从外国语学院毕业。叶先生那时还是单身，他曾在暑假里组织有自行车的同学去郊游。我带着气枪，有同学还带了照相机。我们从东城骑车过石景山到潭柘寺。经过门头沟的时候，爬坡上山，回头望山下的工厂、矿山十分壮观。那时公路上的车还比较少，显得山里很清静。正好是8月份，满山的山楂果红得把山都染亮了。下山时，我们一路飞快地冲，红红的山楂果从身边飞过。途中还经过了一座古老破败的寺庙——戒台寺。那时潭柘寺很少有人去，不用买票，寺院里长着很多古银杏树，树叶有绿的、有黄的，风一吹，哗啦啦作响。
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居民的粮食和肉菜供应已经好一些了。我们的体育课也恢复正常了。毛主席带头鼓励游泳，那时的口号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准备打仗”，还有“到大风大浪里去学习游泳”。于是，北京市开放了所有公园的河湖水面，允许市民和学生可以下水去游泳。各学校还组织学生去什刹海清理湖泥。我最要好的同学刘安阳的家就住在什刹海的前海北沿，我们常在什刹海游泳。逢星期天，我们一家人还常去北海和颐和园划船、游泳。侨委大院的小孩儿喜欢结伴骑车去紫竹院、京密引水渠游泳。我的水性就是那时候锻炼出来的。不仅游长距离没问题，而且无论是自由泳、蛙泳，还是仰泳，姿势都特标准。除此之外，学校每天早上还组织大家长跑。学校里的操场不够大，我们就从灯市口往西，跑到王府井大街，再向北，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旁边的胡同向东绕回来，一圈下来应该也有好几千米吧。
⒌ 团委书记说：“你不老实”（5）
尽管高中时我不再去业余体校了，但还是25中乒乓球校队的成员。高二那年，学校组织田径运动会，让大家报名。我跑不快，也跳不高，就报了全能。比赛时，扔铁饼、跳高、跳远都成绩平平，最后一项是3000米跑，跟我同组比赛的同学有的是校足球队的，身体很棒。大概跑了2000米之后，他们就已经气喘吁吁了，而我自我感觉还行，就一直跟着跑。跑到还剩最后一圈了，我见他们都已精疲力竭了，我却突然来劲了，最后400米我撒腿狂跑，全场观众都欢呼起来，给我鼓掌、加油，越鼓掌我跑得越来劲，终于把他们落下近100米冲线。从那一次开始，我自信自己身体的耐力是很好的。一直到今天……
可能是因为我们学校离天安门近，我们也都有十七八岁了，又都是男生。所以每逢“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在天安门###时，我们学校的高中班组成的仪仗队都是走在群众###的最前列。仪仗是两米高，三四十米长的大标语牌，挺重的。我们一横排70个人，扛着仪仗，喊着口号，操着正步，要保持队列整齐，不甩来甩去可是不容易。我们每年都要花一百多个小时练正步走。先练队列，再练踢腿、摆臂，走起来每步75公分，步频要踩上《歌唱祖国》歌曲的节奏，好像是一分钟96步。每年的训练都有解放军部队派来的军官来给我们训练。有时候，部队的军官还被请来学校给我们上军训课。教我们射击、练习匍匐前进、利用地形地物，以及班进攻的战术。那时候，全军正在搞大比武，这些军官们不仅军容风纪特别好，个个雄赳赳、气昂昂，而且很有礼貌。让我特羡慕，很想当兵。
每逢夏收的时候，学校都组织全校师生到郊区割麦子，我也割破过手，大太阳晒得脸热辣辣的，麦芒刺得胳膊上一道道红印，可痒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农民用新打的麦子做的炸酱面，面条煮好之后，再用冰凉的井水过一遍，很爽。蒜也是新拔的青蒜，太好吃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炸酱面了。
走街串巷去掏粪
1963年，我们家便搬进60号大院，这里有两幢宿舍楼，一幢是黄楼，一幢是灰楼。黄楼住的是司局级以上的干部，灰楼住普通干部。房子大小按级别分配，同时也会顾及家里孩子多少。我们家住在黄楼，是两房的单元房，里面有卫生间、厨房、抽水马桶、浴缸，连阳台有60多平方米。这在当时的北京来说还是挺新鲜的，尤其是抽水马桶，从小我们都是蹲茅坑的，茅坑里总爬着很多苍蝇和蛆。
这时全国的政治空气已经很浓，讲阶级斗争、学雷锋、学英模。学校还组织我们学习时传祥，到东城区的各个清洁队参加掏粪劳动。那时候，我们印象最深的毛主席语录是：“……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 想看书来
⒌ 团委书记说：“你不老实”（6）
我为了改造思想，“与右派家庭划清界限”，争取入团，也为了锻炼自己干体力劳动的能力，所以我干掏粪劳动特别卖力。不仅学校组织的掏粪劳动我努力地学着干，我还利用节假日时间主动去东城区清洁队跟班干。那两年，我大概去了有50多次，每次一干就是8个小时。东城区各条胡同我已差不多掏遍了。100多斤的大粪桶，我腿一别，腰一拧，就上肩了。走进一个院子，要把吊桶往门坎上顿一个尿印儿，告诉其他师傅：这院有人掏了。进厕所以前，先要咳一声，免得人家解手的大姑娘、小媳妇措手不及。离开以前还要把茅坑扫干净，免得住户有意见。
背粪桶走路也很有讲究：粪桶里的屎尿很容易与步子的频率产生共振。走得不好，它们就“轰”地一声冲上天空，“哗”地一下灌进脖领，然后顺着脊梁沟流到腰际，被裤带截住形成凉凉的一汪……头几回，我干完8小时的活，身上被屎尿都沾满了，连块擦汗的干地儿都没有。这时，师傅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换上。
有一次，班长师傅请我和小胡师兄一起到他家做客。他的家在城墙根下，房子低矮狭小，比我的小学同学郭来顺的家大不了多少。在交谈中，我也向他们讲了我父母的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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