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拉扯他，使他不得不终生处于挣扎之中。
屈原的挣扎启示后代读者，常人都有物质上的挣扎和生理上的挣扎，但诗人的挣扎不在那里。屈原的挣扎更告诉中国文学，何谓挣扎中的高贵，何谓高贵中的挣扎。
屈原的高贵由内至外无所不在，但它的起点却是承担了使命之后的痛苦。由痛苦直接酿造高贵似乎不可思议，屈原提供了最早的范本。
屈原不像诸子百家那样总是表现出大道在心，平静从容，不惊不诧。相反，他有那么多的惊诧，那么多的无奈，那么多的不忍，因此又伴随着那么多的眼泪和叹息。他对幽兰变成萧艾非常奇怪，他更不理解为什么美人总是难见，明君总是不醒。他更惊叹众人为何那么喜欢谣言，又那么冷落贤良……总之，他有太多的疑问，太多的困惑。他曾写过著名的《 天问 》，其实心中埋藏着更多的《 世问 》和《 人问 》。他是一个询问者，而不是解答者，这也是他与诸子百家的重大区别。
而且，与诸子百家的主动流浪不同，屈原还开启了一种大文化人的被迫流浪。被迫中又不失有限的自由和无限的文采，于是也就掀开了中国的贬官文化史。
由此可见，屈原为诗作了某种定位，为文学作了某种定位，也为诗人和文人作了某种定位。
但是恕我直言，这位在中国几乎人人皆知的屈原，两千多年来依然寂寞。虽然有很多模仿者，却总是难得其神。有些文人在经历和精神上与他有局部相遇，却终究又失之交臂。至于他所开创的自我形态、分裂形态、挣扎形态、高贵形态和询问形态，在中国文学中更是大半失落。
这是一个大家都在回避的沉重课题，在这篇文章中也来不及详述。我只能借取屈原《 招魂 》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短句，来暂时结束今天的话题——
魂兮归来！
历史的母本
一
在中国文化史上，让我佩服的人很多，让我感动的人很少。
这很自然。因为文人毕竟只是文人，他们或许能写出不少感动人的故事，自己却很少有这种故事。
有时仿佛也出现这种故事了，例如有的文人舍己救驾，有的文人宁死不降，但这又与文化史关系不大。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以忠臣或守将的身份进入了政治史和军事史，而不是以文人的身份推进着文化史。
既能够牵动中国文化史，又能够牵动我们泪眼的人物在哪里？
还有比墨子和屈原更要让我们感动的人物吗？
有。他叫司马迁。
我早就确认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让我感动的人物，却一直难于表达感动的程度。
读者诸君也许会想，司马迁的感人处，不就是以刑残之身写出了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嘛，怎么会一直难于表达呢？
是的，我想表达的内容要艰深得多。
二
今天我想冒一下险，把司马迁最艰深的感人之处试着表述一下，而且故意放在这篇文章的最前面，触犯了写文章绝不能“由深入浅”的大忌，望读者诸君硬着头皮忍耐一下。
我认为司马迁最艰深的感人之处，有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司马迁让所有的中国人成了“历史中人”。
《 史记 》以不可超越的“母本”形态一鸣惊人，成为今后两千多年一代代编史者自觉仿效的通例。因此，是他，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前后一贯的历史兴趣、历史使命和历史规范，成为世界上罕见的始终有史可循、以史立身的文明群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本人虽然早已去世，却是全部《 二十五史 》的总策划。他使书面上和大地上的两千多年历史变成同一部通史。
他使历朝历代所有的王侯将相、游侠商贾、文人墨客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都会想到悬在他们身后的那枝巨大史笔。他给了纷乱的历史一副稳定的有关正义的目光，使这种历史没有在一片嘈杂声中戛然中断。中华文明能够独独地延伸至今，可以潇洒地把千百年前的往事看成自家日历上的昨天和前天，都与他有关。司马迁交给每个中国人一份有形无形的“家谱”，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成为彻底的不肖子孙。
第二，司马迁以人物传记为主干来写史，开启了一部“以人为本”的中国史。
这是又一个惊人的奇迹，因为其他民族留存的历史大多以事件的纪年为线索，各种人物只是一个个事件的参与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司马迁把它扭转了过来，以一个个人物为核心，让各种事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这并不是一种权宜的方法，而是一种大胆的观念。在他看来，所有的事件都是川上逝水，唯有人物的善恶、气度、性格，永远可以被一代代后人体验。真正深刻的历史，不是异代师生对已往事件的死记硬背，而是后人对前人的理解、接受、选择、传扬。司马迁在《 史记 》中描写的那些著名人物，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原型”，也就是一种精神模式和行为模式，衍生久远，最终组成中国人集体人格的重要部件。
这种轻事而重人的选择，使司马迁这位史学家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而同时具备了文学家和哲学家的素质。
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选择使早已应该冷却的中国历史始终保持着人的体温和呼吸。中国长久的专制极权常常会采取一系列反人性的暴政，但是有了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念，这种暴政实行的范围和时段都受到了制衡。人伦之常、人情人品，永远实实在在地掌控着千里巷陌，万家灯火。
第三，他在为中国文化创建“以史立身”、“以人为本”传统的时候，自己正承受着难以启齿的奇耻大辱。
他因几句正常的言论获罪，被处以“宫刑”，又叫“腐刑”，也就是被切割了一个男性的生理系统。当时他三十八岁，作为一个年岁已经不轻的大学者，面对如此奇祸，几乎没有例外都会选择赴死，但是，就在这个生死关口上，让我产生巨大感动的吊诡出现了——
他决定活下来，以自己非人的岁月来磨砺以人为本的历史，以自己残留的日子来梳理中国的千秋万代，以自己沉重的屈辱来换取民族应有的尊严，以自己失性的躯体来呼唤大地刚健的雄风。
而且，他一一做到了，他全部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
我想，说到这里，我已经约略勾画了司马迁最艰深的感人之处。然而，还是无法倾吐我的全部感受。
我经常会站在几乎占据了整整一堵墙的《 二十五史 》书柜前长时间发呆。想到一代代金戈铁马、王道霸道、市声田歌都在这里汇聚，而全部汇聚的起点却是那样一位男性：苍白的脸，失去光彩的眼神。
我还会在各种有关中华文化的豪言壮语、激情憧憬前突然走神，想到这种浩荡之气的来源。汉代，那些凉气逼人的孤独夜晚。
历代中国文人虽然都熟读《 史记 》，静静一想却会觉得无颜面对那盏在公元前九十年之后不知道何年何月最后熄灭的油灯。
我曾无数次地去过西安，当地很多读者一直问我为什么不写一篇有关西安的文章，我总是讷讷难言，心中却一直想着西安东北方向远处滔滔黄河边的龙门，司马迁的出生地。我知道韩城还有司马迁的墓和祠，却又无法预计会不会有太多现代痕迹让我失望，不敢去。但我想，迟早还会去一次。
那年历险几万公里考察人类其他文明回来，曾到黄帝陵前祭拜，我撰写的祭文上有“禀告始祖，此行成矣”之句。第二天过壶口瀑布，黄河上下坚冰如砥，我也向着南边的龙门默念祭文上的句子。因为在我看来，黄帝需要禀告，司马迁也需要禀告。
甚至可以说，司马迁就是一位无可比拟的文化君主。我对他的恭敬，远远超过秦汉和大唐的那些皇帝。
三
司马迁在蒙受奇耻大辱之前，是一个风尘万里的杰出旅行家。
博学、健康、好奇、善学，利用各种机会考察天下，他肯定是那个时代走得最远的青年学者。他用自己的脚步和眼睛，使以前读过的典籍活了起来。他用辽阔的空间来捕捉悠远的时间。他把个人的游历线路作为网兜，捞起了沉在水底的千年珍宝。
因此，要读他笔下的《 史记 》，首先要读他脚下的路程。
路程，既衡量着文化体质，又衡量着文化责任。
司马迁是二十岁开始漫游的，那一年应该是公元前一一五年。这里出现了一个学术争议，他究竟出生在哪一年？对此过去一直有不同看法，到了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和梁启超都主张他出生在公元前一四五年，至今沿用。但也有现代研究者如李长之、赵光贤等认为应该延后十年，即公元前一三五年。我仔细比照了各种考证，决定放弃王国维、梁启超的定论，赞成后一种意见。
二十岁开始的那次漫游，到了哪些地方？为了读者方便，我且用现在的地名加以整理排列——
从西安出发，经陕西丹凤，河南南阳，湖北江陵，到湖南长沙，再北行访屈原自沉的汨罗江。
然后，沿湘江南下，到湖南宁远访九嶷山。再经沅江，至长江向东，到江西九江，登庐山。再顺长江东行，到浙江绍兴，探禹穴。
由浙江到江苏苏州，看五湖，再渡江到江苏淮阴，访韩信故地。然后北赴山东，到曲阜，恭敬参观孔子遗迹。又到临淄访齐国都城，到邹城访邹泽山，再南行到滕州参观孟尝君封地。
继续南行，到江苏徐州、沛县、丰县，以及安徽宿州，拜访陈胜、吴广起义以及楚、汉相争的诸多故地。这些地方收获最大、感受最深，却因为处处贫困，路途不靖，时时受阻，步履维艰。
摆脱困境后，行至河南淮阳，访春申君故地。再到河南开封，访战国时期魏国首都，然后返回长安。
这次漫游，大约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算是快的。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男子疾步行走在历史遗迹间的神情。他用青春的体力追赶着祖先的脚步，根本不把任何艰苦放在眼里。尤其在楚、汉相争的故地，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却也因为心在古代而兴致勃勃。从后来他的全部著作中可以发现，他在贫瘠的大地上汲取的，是万丈豪气、千里雄风。
这是汉武帝的时代，剽悍强壮是整个民族的时尚。这位从一出生就听到了黄河惊涛的青年学者，几乎是以无敌剑客的心态来完成这次文化考察的。从他的速度、步履和兴奋状态，也可推断他对整个中华文化的感悟。
这次漫游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很低的官职——郎中，需要侍从汉武帝出巡了。虽然有时只不过为皇帝做做守卫，侍候车驾，但毕竟也算靠近皇帝了，在别人看起来相当光彩。而司马迁高兴的，是可以借着侍从的名义继续出行。后来，朝廷为了安顿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曾派他这样身强力壮的年轻小官出使，他就走得更远了。
因此，我们需要继续排列他的行程。
二十三岁至二十四岁，他侍从汉武帝出巡，到了陕西凤翔，山西夏县、万荣，河南荥阳、洛阳，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宁夏固原，回陕西淳化甘泉山。
二十五岁，他出使四川、云南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二十六岁，他刚刚出使西南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