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和死亡。对学习，他一点也不感兴趣了。
“有什么用？”这话他常挂在嘴边。“我没有前途。”
我听了很生气，对他痛加责备，想说服他。
“不过你还是要行动起来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他耸耸肩。他很烦我，变得不可理喻，凶巴巴的。
“你少教训我，让我安静会儿。干嘛要自欺欺人？我们进入一个怪圈，一辈子也出不来。”
他的眼中充满怒火。站起身，离开房间时冲我说道：
“你去幻想吧！早晚你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是的，代价非常沉重。
他在客厅的桌子上扔下一张纸条：“今晚我不回来了。”
母亲沉不住气了。
“他跟你说去哪儿了吗？他怎么会这样！”
我沉默不语。说什么也不能再雪上加霜。她患有精神分裂症，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号叫呻吟，窒息昏厥，找医生挂急诊。能闹翻天。我可不愿意这样。
“巴勃利托会回来的。他去看个朋友。”
“我为他操够了心，他就这样！”
她自说自话，患有迫害妄想症，特别喜欢把自己当作受虐对象。
“别着急，巴勃利托会回来的。”
学校课堂上也不见巴勃利托的影子。谁也没见过他。他去哪儿了？没有人知道，我有点担心了。他失踪三天了，音讯全无。我骑着那辆索莱克斯跑遍了儒安湾、瓦洛里市、瓦尔邦耐市的大街小巷，周围的路我都跑遍了。我对着荒原中的灌木丛、小树林、沟壑高呼着他的名字，到处找他。
不见踪影。
第二天，还是不见他的踪影。夏多布里昂校长给安泰比先生寄去一封信，他是我们与父亲联系的中介。父亲对我说：
“你哥哥已经三天没上课了。你要是看见他，告诉他我不愿意他惹事生非。你们的爷爷已经为他付出了很多。为他上学就花了很多钱。多一点感激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他对巴勃利托的出走没问任何原因。爸爸认为这不过是小孩子闹事，但这会影响他与自己父亲的关系，招致不可避免的责骂：
“你一点用也没有！”
巴勃利托的离家出走越来越频繁，这次总算回来了，与往日的出走也没什么两样。他去哪儿了？我不知道。问他，也不会回答。我尊重他的沉默。他的样子好像做的很有理，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通过精神分析治疗后来我才知道，尽管晚了些，实际当时他心中已经彻底绝望。他心里憋闷，却无以宣泄，他需要甩掉这种痛苦的枷锁。行走天下，睡在山洞，信步出游可以卸下心中的重负。他在寻找虚无，心中总怀有不可名状的远走他乡的冲动。
他一言不发地回家来，精疲力竭，两颊凹陷。T恤衫上沾着草屑，看来他曾在草地上睡过，鞋子里有沙子，证明他曾在沙滩上行走或睡过。他是不是挨过饿？出于对他的尊重，我没问他。
他陷入自己的世界之中而不能自拔。
中学会考，发成绩。巴勃利托和我总算得了个“及格”。遇到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本来是毫无希望的。
在学校大门口，学生正在谈论着将来的打算。
“我爸妈建议我进政治学院学政治或者进高等商学院。以后我要进入他们的企业……”
“我选法律专业。以后我要进父亲的律师事务所……”
我的心里很清楚。我想学医，以后做一个儿科医生。
妈妈建议我去见安泰比先生。他一听这话双手往空中一举。
“学医！要学七年！你想过这要花多少钱？你爷爷决不会同意的。”
那倒是真的，甭做梦了。毕加索不仅不会帮我，而且我还能猜到他会说些什么：
“我上过学吗？你最好到酒吧去当服务生。”
到酒吧当服务生。可也是，我完全可以白天学医，晚上去酒吧打工洗盘子挣学费，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
与这些人不同的是，我和巴勃利托从小就没有享受过爱。打工洗盘子或做家政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希望回到家中有个充满爱心的妈妈给予鼓励，给予力量，从她那儿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而我有什么家庭背景可以奢望光明的前程？总是生活在令人沮丧的阴影之中，怎能憧憬阳光灿烂的未来？
巴勃利托心中明白自己什么都没有得到。他信命，认可失败。可不去奋争或不愿意奋争怎能谈得上失败？
很久以来，他就想写点东西。但他写东西是为了表达思想。为了写而写。去非洲是为了能对别人讲讲动物，去冰川是为了见证冰雪消融，孤立独处是为了证明自己曾独处过和喜欢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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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毕加索》24（2）
人不能靠这些生活。
为了生活，应该奋斗，应该努力。只要还活着我就要奋争到底，不能像巴勃利托那样举手投降。利用我在儿童活动中心打工的经验，我在瓦洛里救济院的高度残疾科找到一份工作——照料孤独症患者、精神错乱、精神分裂症和高度弱智儿童。我要管他们起床、洗漱、穿衣、吃饭，照看他们，给一位每周来两次的心理医生打下手。这个院里的病人无奇不有。有些孩子啃手指啃得露出了指骨，有的整天嚎叫，有的沮丧不已，有的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停地转圈子。最厉害的睡觉时要把他们捆绑起来才行。我曾经挨过不少打，脸上挨过菜碟。我从来不训斥他们，也不像某些人那样把患者捆起来喂食。我给吃自己粪便的孩子洗手，给他们刷牙，抚摸他们的头。
多少年来我手上的粪便气味一直挥之不去，与我的灵魂沾在了一起。那是贫穷、不幸和厄运的气味。
从护士到杂工，从厨师到护工，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毕加索的孙女。
“她在拿我们开涮。她来干什么？”
坏心眼的人派我去做最下贱的活，而搞工会的人则想把我列入他们计划的砝码之中。
“一上你的名字，就有份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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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毕加索》25（1）
经过精神分析治疗，我为什么选择这条道路，已经不是不可知了。
我选择这份差事不是偶然的，后来到越南去帮助有困难的孩子也不是偶然的。
我之所以到瓦洛里救济院去工作，是因为在那儿我可以获得一种不太孤独的感觉。我下意识地要把自己与这些残疾儿童的痛苦混在一起，这样就会觉得自己还算幸运。我把自己的境遇放在对等的环境中去便知足了。
不是这些残疾儿童依附于我，而是我主动去贴近这些残疾儿童。
由共产党人（同样也应该是毕加索的同志）执政的瓦洛里市政府为巴勃利托谋了份工作：海滨日光疗养中心的图书管理员。这个疗养中心专门接收交通肇事伤残者、截肢修复、偏瘫和全瘫患者。
巴勃利托看起来很满意，他喜欢书。
然而，许诺的位置还没有空下来。这期间，人事部主任给他安排了一份杂工活儿：倒便盆、刷池子、扫地，替换病人弄脏的床单……
巴勃利托接受了。很久以来，他除了接受没有任何办法。
对此他特别不适应。
母亲把我从到脚打量了一遍。
“你应该穿得漂亮一点，”她对我说。“既然你这长成这副模样，就得化妆。你的头发，你看你的头发了吗？还有你的裙子。瞧你的打扮，整个一个混日子。”
她一副不屑的样子，又加了一句：
“当然你不能穿得像我一样。你的胸脯不好看。腿也不行。确实，老天对你不公平。”
我太累了，没答话。
回到房间时，巴勃利托已经睡着了。兰波选集放在他的胸口上，书里夹着书签。我打开选集，翻到书签夹的那一页，看到他用铅笔匆匆勾画的那几行诗：
香水没能让他鼻孔张开，
他一手放在胸前，在阳光下沉睡，
身体右侧两个红色的窟窿洞开。
巴勃利托在睡梦中漾出了微笑。
日复一日，平淡无奇。闹钟声，不加糖的清茶，淋浴；然后赶路上班。
妈妈已没了朋友，出行只好求助于几个熟人，于是我买了一辆甲壳虫轿车。
“省钱—结实—永无故障”，放在我们家的信箱里的广告是这么宣传的。经过千百次的交涉，大众车代理商终于同意五年分期付款卖给我这辆车。
“也就是您，我们才卖的。”
毕加索的名号又起了作用，我分期付款，每月要付的钱相当于工资的四分之一。
见我买了车，母亲高兴得什么似的。
“玛里娜，从救济院回来时想着取回我放在杂货铺里的食品袋！”
“玛里娜 ；你有车了，到药房跑一趟，别忘记在医疗报销单上盖章。”
“玛里娜，别忘了把我送到化验中心。”
我成了她的使唤丫头，她的司机，她的佣人。我干了一天活，累得都爬不起来了，她才不在乎呢。我生来就是为她服务的。
父亲来看我只是为了谈谈毕加索。
“杰奎琳在生命圣母院的房子里安上了电梯。这样他上下楼就方便了。他还是不想见我。你怎么想的，玛里娜 ？”
而我做些什么他从来不关心。顶多只有这么几句话：
“我希望你爷爷一切都好。一有他的消息你就打电话告诉我。”
巴勃利托越来越沉默寡言，我是他唯一能说上几句话的人。
“你还记得奥莉嘉奶奶跟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下午吗？”
“当然记得，巴勃利托。”
“还有她用母语给我们讲的那些神话故事？”
“她爱我们，巴勃利托。”
“我喜欢跟她在一起。”
1973年4月8日。如同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在瓦洛里救济院值班。除了几个孩子在病房里吼叫之外，整个院里还算安静。接我班的护士刚到，我的工作结束了，可以离开工作岗位了。
在救济院门口我见到了巴勃利托。他是骑着助力车赶来的，冲到我跟前之后，哑着嗓子急匆匆地说：
“爷爷……爷爷。他去世了！”
爷爷去世了？我不敢相信。
“不会吧，巴勃利托？你怎么知道的？”
“广播。今天上午11点40去世的。死于心脏病。”
他喘口气，接着愤愤地说道：
“肺水肿引发心脏病发作。是……是他们说的。”
我一下子懵了。没见上最后一面，爷爷就去世了。在生命圣母院；身边只有杰奎琳，死在护卫森严的城堡中。
他孤独地离开了人世。
电视上，蜂拥而来的记者、安装着铁丝网的大门、警车。主持人的声音：
“毕加索的秘书证实，昨天，大师还挎着杰奎琳胳臂在自家私人花园里散步。后者痛不欲生，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家庭私人医生正在密切关注着她的健康状况。”
我们应该通知父亲。巴勃利托往巴黎打电话，一个声音回答说父亲去蓝色海岸了。
蓝色海岸。但具体在哪儿？
巴勃利托给父亲经常下榻的宾馆打电话。打到第四次，前台回答说他刚出发去了生命圣母院。
“想办法晚间跟他联系上。”
晚上，一无所获。第二天父亲给巴勃利托回了电话：
《我的爷爷毕加索》25（2）
“葬礼明天举行，范围很小。杰奎琳坚持不要外人参加。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巴勃利托急了。他越来越来沉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