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陆久之正在书房看书，仆人领进来一个衣着简朴的青年。陆久之定睛一看，乐得跳了起来。
“叔厚，你回来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和蔡叔厚热烈拥抱。
蔡叔厚在1921年秋考上了官费留学生，去了日本的电机专门学校，毕业后又考入了东京工业大学，作了一年研究生。1924年，日本发生大地震，百业萧条，又不时有排华事件。蔡叔厚便逃回上海。
“久之，你不知道，我上码头时，脚上只穿了一只皮鞋，实在是狼狈不堪呢！”
蔡叔厚说着哈哈大笑起来，陆久之也跟着笑起来。他想，叔厚去了三年日本，这豪爽的性格倒是一点也没变。
陆久之让人准备了菜肴，为他的好友接风洗尘，庆贺他死里逃生。两人尽情畅谈过去相处时的美好时光，也谈起离别几年内的诸多事情，但谈得更多的，是对于未来的打算。
蔡叔厚说，他刚由日本回国时，浙江省建设厅曾聘他前往担任公职。但他认为官场*，也不愿意寄人篱下，做压迫别人的工具，因以予以谢绝了。
“在当今中国，我们现在只能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只有振兴工业，才能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老百姓才能过安居乐业的日子。久之，你说我想得对不对？”
蔡叔厚热切地盯住他的好友，陆久之深受鼓舞。他完全赞同蔡叔厚的想法。这个出生世家的青年，只觉得社会不合理，需要改造，但至于为什么不合理，要经过怎样的改造，陆久之并没有找到根源。毕竟，他太年轻，才二十二岁，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什么叫阶级压迫，还分不清、弄不懂。然而，那种单纯的工业救国、技术救国的模糊思想倒是偶尔在脑海中闪现过的。
“那还等什么？干起来吧！”
蔡叔厚是个雷厉风行的人，说干就干。
两人从亲友处募集了一点资本，因陋就简地创办了一所电机公司，取名为“绍敦”。绍敦是蔡叔厚的字。公司开办时，只有三个人。蔡叔厚是经理，也称“老板”。陆久之是他惟一的助手，还有一个烧饭的工人。当时公司的地址是爱文义路戈登路（即今天的北京西路长宁路）口的“迁善里”。经营的业务是：代人装电灯、修马达、风扇、修造高周波的紫光放电机、爱克司光机等等。
从此，蔡叔厚就由“世家子弟”变成了“蔡老板”，而陆久之，也走入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 想看书来
四：高朋满座
绍敦电机公司规模虽小，但由于蔡叔厚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又留学日本，在高等学府专攻电机，实践和理论相结合，使他有了一套过硬的本领。因此，电机上的各种疑难杂症，只要经他诊断，没有不手到病除的。所以，经过短短时日，绍敦电机公司“蔡老板”的高明技术，已在上海电机行业里不胫而走。
业务迅速发展起来，公司搬到了有恒路1号。
蔡叔厚和陆久之虽然整日忙于业务，但他们依然抽出空来，看书看报，对时事政局相当关心。随着“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的相继爆发，两人逐渐意识到：纯粹的技术救国根本不可行。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革命，理解风起云涌的群众性运动，陆久之利用晚上的时间，到上海大学做旁听生。由此，他接触到恽代英、瞿秋白等一大批头脑中有先进马列主义装备的老师和同学，他们经常到绍敦公司串门；而蔡叔厚留学日本和工业学校的一些同学也经常来找他。所以，绍敦电机公司总是人丁兴旺，高朋满座。
陆久之风趣地对蔡叔厚说：“我们这里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过，这个‘鸿’字应改为‘红’字才恰当。”
陆久之所谓的“红儒”，是指当时常来公司串门的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在此谈笑风生，探讨中国革命的出路。绍敦电机公司，不仅是个极好的幌子，而且成了革命者的聚会地点。常来碰头聚会的有叶剑英、李维汉、匡亚明、夏衍、廖承志、杨贤江、冯雪峰、彭湃、陈德辉、汪极、柔石、华岗、冯乃超、彭康、张秋人、潘梓年、曾宪植、徐镜平等人。
在这些进步朋友中，有的人当时就是共产党员，他们是接受党的指示，来对蔡叔厚和陆久之做启蒙工作的。
同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大家除了探讨革命之外，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爱情。常来联系工作的叶剑英和曾宪植，在频繁的接触中产生了感情。绍敦电机公司，成了他们情感交流的重要场所。陆久之和蔡叔厚，为他们的结合起了促进作用。事成之后，两人还常以“月老”自诩。
虽然作了一回成功的“月老”，但蔡叔厚自己情感发展的道路却颇多困惑。
那回，他与姐姐相约同回杭州。姐姐带了个年轻的女伴——她的学生沈受真同行。沈受真貌美而文静，有一双惹人爱怜的亮晶晶的大眼睛，蔡叔厚一下心动了。姐姐见他有意，有心玉成他俩，便在车上给他们正式作了介绍，还让他们彼此留下通信地址。
沈受真是嘉兴人，车到嘉兴站，她就下车了。蔡叔厚回到上海后，立即主动给她写了一封情书，并附了一首七言诗：
江南第一鸳湖好，此生合在鸳湖老。
霭烟垂璧柳线长，春风吹绿青青草。
沈受真虽然是师范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但对旧诗并无基础，不知如何应对，再加上她本来就性格内向，所以没有给蔡叔厚写回信。蔡叔厚久等无讯，不免心焦。他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人，所以又去求姐姐，要姐姐去做做沈受真的思想促进工作。
五：情感纠葛
这一招还真灵，沈受真后来也成了绍敦电机公司的常客。但她生性胆怯，面皮又薄，不便一个人来，所以总是带了一个要好的女同学一道来。
这么一来，麻烦顿起。那个女同学叫娄曼文，不仅长相俏丽，而且性格活泼，热情奔放。她和蔡叔厚言谈甚合，看问题又颇有见地。蔡叔厚很喜欢这种类型的姑娘，与娄曼文共同探讨一些问题时，倒把沈受真晾在了一边。沈受真心里很不好受，她是个对爱情深沉专一的姑娘，不想叫好友夺了心上人。结果，两人相互妒忌，反目成仇。
哪料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不久，蔡叔厚又认识了姐姐的一个同事，名叫朱文央。她的长相虽然不如沈受真和娄曼文，但文字水平相当高，是个不折不扣的才女。蔡叔厚为她的才学所折服，在朱文央面前，他甘当学生。
三个姑娘各有所长，把蔡叔厚的心搅成一锅粥。到底该和谁结婚，他自己也失了主意，苦恼不堪。
以蔡叔厚的苦恼为题，陆久之填了这样一首词：
朱颜好，沈腰细，楼头春色妍。
中郎原惯弄三弦，熊掌与鱼何所欲？
要不情缱，怎不情缱？
在这首词中，陆久之把三个姑娘的姓氏巧妙地罗列在内，还用了蔡中郎弹三弦的典故，委婉地批评了蔡叔厚在恋爱上的“熊掌与鱼”皆所欲的态度。
蔡叔厚后来决意以工作为重，狠下决心，把三位女友先后送到日本留学。陆久之警告他说：“在东京的留学生，大多是和尚，三位姑娘去了那儿，如果琵琶别抱，将悔之晚矣！”
蔡叔厚却爽朗地一笑说：“她们在国内围着我而互相斗艳，争风吃醋，使我不得安宁，影响工作。如果她们在日本能找到各自理想中的如意伴侣，我从此可以脱离多角恋爱的苦海，从而安心工和，此我之心愿也。”
三个姑娘去后，蔡叔厚果真一意埋头于工作，再不理论情爱之事。直至朱文央回国后，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如愿以偿，与蔡叔厚成就姻缘。
相形之下，陆久之的婚姻就显得平静而无波。
1925年年底，陆久之和陈宗蕙举行了婚礼。陈宗蕙女士与他同龄，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其父陈国权（即陈重民），为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在当时，陈国权创办并任“中美英联谊会”会长，是与伍廷芳齐名的外交名人。陆久之所住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与陈国权正好是邻居。陈国权经常到陆家去聊天，彼此十分相熟。陈妻去世之时，陆久之曾写了一首诗前去吊唁。陈国权相当赏识陆久之的才华，便让女儿陈宗蕙与他交上朋友。陈国权认为，把女儿嫁给陆久之这样才华出众、家世显赫的青年人，女儿是终身有靠。
出席婚礼的，有夏衍，曾宪植等。
结婚后，陆久之和陈宗蕙搬到福煦路明德里的新居。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六：有福不享
1927年初，经共产党员徐梅坤（徐行之）的介绍，陆久之来到上海总工会工作。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是汪寿华，他是*上海区委常委。当时，赵世炎被党中央任命为江浙区委兼上海区委（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组织部长和上海工会党团书记。
直接负责总工会秘书处工作的，是以中央委员身份加强上海总工会的周恩来。他是个非常认真和细心的人，许多总工会发布的文件，都是经他亲自审查和修改的。周恩来对他领导下的同志，非常亲切，不端任何一点架子，说话也没一点官腔，做起事来是有板有眼，效率极高。底下的同志都相当尊敬他，这个才二十九岁的青年人以他的沉稳周全、灵活多智和平易近人在上海总工会里拥有极高的威信。
陆久之那时是秘书处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做的事平淡而繁琐：刻蜡纸，油印，校对，偶尔也做做接待群众来访的工作。不少了解他出身的人感到奇怪：这样一个出生在豪门的资产阶级大少爷，放着现成的舒服消闲的好日子不过，跑到总工会来折腾什么呢？
有一天，夏衍跑到总工会来看陆久之。他是蔡叔厚在浙江工业学校的同学，留学日本时两人又在一起，关系非常密切。夏衍是绍敦电机公司理所当然的常客，因此，他和陆久之之间也十分熟捻。
“嗨，久之，忙什么呢？看你忙的！”
夏衍推门进来时，陆久之正坐在那间又热又闷的小屋处理那一大堆的文件。不过是仲春天气，身上却只穿了件衬衫，额上还冒着汗。
“哦，端先（夏衍原名沈端先）啊，你来了，快请坐！”陆久之热情地握住夏衍的手，他很喜欢这个比他仅年长两岁的瘦瘦的青年，他聪敏的眼睛和对文学的修养曾给陆久之一见如故的感觉。
“怎么样？久之，还惯吗？”夏衍看着他微微一笑。
“忙是忙了点，但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每天虽然忙着汗流浃背，可是精神上却如鱼得水。”陆久之一边擦着汗一边笑着说，“再叫我回头去过那种醉生梦死的大少爷的日子，打死我也不干！”
“可是有人在背后说你是个傻子，有福不会享！”夏衍环视了一下四周，“瞧这屋子！瞧这摆设！无名无利的，做一个傻子值不值得？”
“让他们说去吧！”陆久之满不在乎地把头往后一扬，“每个人都有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想和追求。就我个人而言，我乐意做这些无名无利的琐碎杂事，乐意为此辛劳，做某些人眼中的傻子。”
“久之，你是越来越成熟了，真为你高兴！”夏衍赞许地说道。
陆久之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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