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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银行家依照他们的风险模型行事，尽管他们对模型一知半解，但在他们看来，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实上，如果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也会受到谴责，原因是他们没能够“为股东谋求最大利益”。尽管他们追求自我满足的行为是自私的，但却是最符合常规的。他们囫囵吞枣地咽下了整个证券化的抽象概念，却不明白它所产生的多重后果。很多人坚信他们照顾了公共的利益，使那些穷人也能够拥有住房和其他想要的东西。凯恩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合理’的银行家，呜呼！面对危难并没有极力避之，当他们自身不保时，他们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拖着其他人一起同归于尽，这样就没有人可以怪罪到他们。” 29
归罪于信用评级机构
高居在黑名单上的是惠誉国际评级、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标准普尔公司等信用评级机构。“它们对这场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机构给那些‘超高级’次级贷款支持的抵押债务打了异乎寻常的高信誉评分，这如同发射出了致命的子弹。”30当最后那些由大量次级债务组成的证券被发现是持有AAA评级时，问题才得以曝光。
且慢，想得更全面的一些人不会一味嘲笑评级机构，他们指出一个明显的问题：评级的费用是由证券发行商支付的，所以他们有着很强的意愿要让购买者低估其风险。在经济下坡时，这一意愿正好相反，那就是要估高风险以保持一些诚实的脸面。评级降低意味着公司需要为其融资支付更多，需要为其新的借贷支付更多，因为它们被认为具有更高的违约风险。所以，当经济环境不佳要求企业降低成本时，评级降低恰恰雪上加霜，提高了资金的成本。
但还是那句话，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信用评级机构阻断了抵押借贷者和受贷者之间的直接联系，正是由于证券化抬高了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如果银行对其抵押贷款负责，它们就不会太需要信用评级机构的参与。
归罪于对冲基金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对冲基金不免有些神秘。只有当著名的基金管理者比如乔治·索罗斯经营的量子基金，在金融市场上瞄准猎物并发起攻击，屡屡得手赚得盆满钵满时（如1992年迫使英镑贬值那样），大众才对此略知一二。对冲基金通过做空——判断股票会在未来跌值而使股票市场保持稳定，对冲基金的初衷是为了保值并规避风险。到2008年为止，10 000家最大的对冲基金掌控着全球将近两万亿美元的资金。问题在于它们都是通过极高的杠杆融资也就是过量借贷的方式获得资金，所以当它们的投资产品价格下跌时，它们面临被迫缴保证金的要求，此时它们已无力再获得资金，主要的中介机构手中不得不滞留大量的资产。31所以，这时候的对冲基金不仅不能促使资产流动，相反加速了借贷机构的破产而增加了市场的非流动性。对冲基金本身并不是危机的始作俑者，这场危机之所以惨重是因为“那些规范的大型银行，在过去10年中一直通过高得惊人的杠杠运作融得资金，去购买大量的有毒资产。”32对冲基金一般选择离岸管辖区和避税天堂进行它们的运作，而欧洲一直试图隔离这类操作，足见它们把对冲基金视为祸害，避之不及。
归罪游戏（3）
归罪于中央银行
格林斯潘曾一度被称为“金融领域的大师”，他极力推崇这些金融衍生品，但他的声望随着那些金融创新产物的急速掉价也同步下跌。对他的责难是，他在1987~2005年担任美联储主席时没能够在情况一发不可收拾之前亡羊补牢。安德鲁·史密瑟斯认为：“这次经济危机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央行的措施不当，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股市、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资产泡沫不断膨胀，美联储难逃其责。”33还有更为严厉的指责，大多数央行都奉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注重控制总体物价，却忽略资产价格上涨的危险性。这种认为金融市场是“有效”的观念也是错误的。这就是说，只要世界储蓄过剩，让美元价格走低是唯一抵挡全球经济放缓的路径。我们将在第8章中再讨论这一点。
归罪于监管方
对监管机构最多的指责是它们太受制于既得利益。有评论说：“本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设立是保护投资者不受金融大鳄的吞噬，但它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了，打着保护投资者的旗帜却变成了一种保护金融大鳄的机制。”34另一个指责是全球化驱使监管向“低层次”靠拢，因为国家资本在流动时总是从有严格监管机制的地方流向监管较为松动的地方。但是话又说回来，与其说是监管部门渎职或无能，不如说是观念的错误。里根—撒切尔时代所信奉的“降低监管力度”的思想，源自于自由市场观，市场会自行调节，政府严加监管必然会遏制企业的运行。
归罪于政府
在危机发生之前，政治家们昏昏庸庸，无不笼罩在一片乐观气氛中。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指出：“政府放松了警惕。”35轻一些的批评是政府“收买”了新闻媒体，让它们大肆宣扬市场化、证券化和全球化。政治家们就像那些掌握着微观预测模型的银行家，对经济理论尽管一知半解却奉若神灵、深信不疑。莫里斯·考林的一番评论颇为中肯：“政客们只需要知道他们该知道的，而这些并不需要很多。” 他们只要知道如何获取和把持权利，至于如何经世济民，其幕僚自会提供参谋。
根本的失败
要理解这场危机，我们必须摆脱这样的归罪游戏。因为这场危机的根源并不是相关者品行低下或能力不济，而是思维的失败。正如凯恩斯曾说过的那样：“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错与否，都会给人类带来异乎寻常的巨大影响，事实上，这个世界就是由他们主宰的。”36不管银行家、监管者和政府的行为多么不可思议，却都可以追根溯源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从那些最流行的观点开始。可以说，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根植于经济学家观念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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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概述
在这场危机中，经济学这门学科的舆论形象不佳，甚至经济学家自己对它都颇有微词。曾经担任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威伦·布依特是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他在述及这场危机时曾写过一句话：“最前沿的货币经济学很可惜都毫无用处。”1宏观经济学分成两大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指责新古典主义者生活在中世纪的黑暗时期，新古典主义者把新凯恩斯主义视为异端邪说。对“经济刺激”的功绩，两大学派各执一词，水火不容。
咸水学派和淡水学派概述
罗马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沃德曼对这两大学术立场有一段比较有趣的概括，他用“淡水学派”和“咸水学派”以区分芝加哥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的经济学家以及美国东西海岸的经济学家。全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在美国接受的学术训练，因而这两大立场多少也代表了世界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主要阵营。
粗略地讲，淡水学派的经济学家，也就是那些在芝加哥大学从事教学或接受学术训练的学者，认为具有完全市场和对称信息的一般均衡模型是最接近现实的。除非有人是专门研究有限理性（包括计算能力在内的一些实际局限会抑制人们的完全理性行为），否则他们假设人都是有理性预期的，每个人都知道而且总是知道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情况。我只碰到过一位经济学家声称他是相信人的确是有理性预期的（我怀疑他是在开玩笑） 。不管怎么说，淡水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是，我们必须假设人是有理性预期的。
市场的最终结果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也就是不可能再有更多改进的余地，五大湖畔的学者们运用模型做了大量研究，断言经济衰退具有优化性，就算我们可以阻止经济衰退，阻止它们也是错的。
咸水学派的宏观经济学家们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但他们内部也有不同的侧重，有些人致力于做实证研究而不研究形式上的经济学理论，有些注意到不完全市场、不对称信息和不完全竞争等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由于其本质受到约束，市场的结果不可能是帕累托最优的，也就是说在监管的作用下，每一方的境况都可以得到改善……
在美国，淡水学派和咸水学派、左翼和右翼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还不够完善。
与新古典主义相比，新凯恩斯主义对政策研究更感兴趣，它们比较偏向开发一些模型，使政策干预能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对政策的浓厚兴趣冲淡了它们全盘接受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热情。政策必须要有机会展现其有效性，我们以后会看到，淡水学派对此是完全予以否认的，所以新凯恩斯主义用到了一个如同经济学科般古老的术语：长期和短期的区分。这就使得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处在同一个理论屋檐之下，之间的差别在于，新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历“休克”后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复苏，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常规认识在这段时间中做出干预。
隐含的前提
尽管两大学派对政策的建议很有分歧，但两者的基本理论前提是共通的。它们之间的纷争更像是家庭内部的矛盾，要知道家庭成员唇枪舌剑起来通常都是怒目相视、恶语相加的。
布依特指出，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都信奉“完全市场范式”：简单地讲，不管发生什么不测事件，他们认定市场始终是存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违约、破产和倒闭是不可能的。”2布依特认为这些经济学家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无从做出解释，这也就不足为怪了。更为严重的是，政策制定者对现状的理解和认识深受这些经济学家的影响，所以经济学家为这个体制的建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个体制却是低效、有失公允的，而且容易陷入瘫痪状态。
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三大前提是理性预期假说、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有效市场理论，它们相互关联，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这些理论的创建者先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非经济学家会把这些理论看为无稽之谈，但它们却是如今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研究这门学科的唯一路径。
理性预期假说（1）
理性预期假说形成的时间较短，但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阿罗和德布鲁承袭了里昂·瓦尔拉斯的思想，理性预期假说最著名的布道者是他们的继承者罗伯特·卢卡斯。
保罗·萨缪尔森一直把19世纪法国工程师和数学家里昂·瓦尔拉斯视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与之相提并论的还有亚当·斯密和凯恩斯。本章主要探讨的是瓦尔拉斯的经济思想成果。他是第一位用方程式表达“一般均衡”的经济学家，每个等式代表一个特定的供需平衡的均衡市场。所有的市场等式同时成立，等式全部符合一般均衡，各个不同市场的过量供给和过量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