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谋富国强兵。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设置军器监等。此外，又罢诗赋及明经等科，以经义策论试进士，并立太学三舍法，修撰《三经新义》，以改革科举和学校制度，为新法培养人才。变法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王安石也被迫两度罢相，但在神宗的支持下，新法基本得以实行。神宗死后，司马光为相，新法尽被废除。
一、变法始末王安石变法的背景①，主要是当时社会的三大矛盾和三冗危机。
三大矛盾是：
阶级矛盾尖锐。北宋初年，宋朝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的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的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
民族对立严重。北宋与西夏和辽国发生多次战争。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突出。改革派与守旧派斗争激烈。
三冗危机是：
冗官。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集中皇权。比如，宰相职位一般有很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官职也不断增加，导致北宋机构臃肿。采用恩荫制，一个官僚一生当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当官。北宋大兴科举，科举应试人数增加，取士人数也增加。
冗兵。政府为稳定社会秩序招收流民入军，军队数量增加，军费增加。
冗费。“冗官”、“冗兵”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北宋政府还要给西夏和辽“岁币”，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
失败原因：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司马光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
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
从各项经济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受到了时人抨击。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也不能完全归因于守旧派的反对，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
变法事先缺乏宣传，导致在变法的过程中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在变法的反对阵营中，有一大批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经过足够的宣传说服后应该是可以被吸收进变法阵营中的。
政策执行不力——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
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再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政策执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合适的人才推行新法。
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复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例如，苏轼本来是拥护新法的最好人选，但苏轼的很多正确意见也未能被王安石采纳。
王安石变法启示（2）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不断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活动。此次变法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变法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根本触及核心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变法失败后，北宋很快灭亡。
二、史鉴今朝宋朝年间的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让人扼腕。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而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变法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自我管理的缺失和变法中的种种弊端是其主要原因。
王安石的变法之所以失败，可以说是中层力量对上对下 “坚凝”作用的缺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可用四个词来概括对变法的情感基调：可悲、可惜、可叹、可敬。
可悲。首先，论变法的可悲之处，也是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王安石本人的自我管理上的若干缺失。古人言慎独，也说过一日须三省，他的自恃才高和自律不当，使他缺少了一份足以与满腹才华相匹配的人格魅力与胸怀气度。体现在人们对他执拗脾气那声颇为无奈的“拗相公”之称；体现在与同僚相处中对保守党毫无调和的一概排挤和争斗；体现在不屑或忌惮他人的才华；体现在面临反对的声音进行盲目的打压与仇视；体现在不尊重那些值得尊重的或许能够成为改革助力的人才；体现在启用一批善于溜须拍马毫无主见或动机不纯的庸才；体现在自信满满大刀阔斧地执行改革时忽视了必须谨小慎微的谋划与善后。政敌遍地，无人可用，民怨亦有，这种窘境，只能让变法举步维艰。
其次，也是整个朝代的可悲之处，党派斗争由来已久，政见不同的初衷不一定是为国为民，而是朝堂之上相互倾轧、为一己权力的拉锯战。文人相轻的悲哀让同僚之间的政见有失公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同理心的缺乏。
可惜。变法的初衷确实是好的，而变革的时间正是北宋机构老化之时，改革的内容也大致合理，同时得到了掌权者的大力支持。偏偏就是一个失败的结局，实在可惜。
历史原本就会让人不自觉扮演事后诸葛亮的角色，如果用今人眼光去深究，就会觉得，以王安石为参照对象，有三个层面需要考量：上层是宋神宗这一皇权的拥有者，中层是朝堂之上的众多同僚，下层是各地方具体实施变法的官吏。
先说上层，撇开同僚之间的党派斗争暂不谈，即使是高高在上的帝王，作为一个组织中的最高领导人，变法的失败，难辞其咎。宋神宗和王安石就如同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王安石与其下属的关系也是如此），事前的沟通、事中的控制显得非常必要。当时的宋神宗，并没有做到兼听来自各方面的声音，满朝堂上只是偏听一相之言。支持变法是好事，但是无形中加剧了党派之间的嫌隙与矛盾，把变革全权委托给王安石，将他推到了一个众矢之的、风口浪尖的位置。这么说，皇帝也同样犯了用人不当、用人过专的错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作为一国的拥有者、变革的委托人，其实需要对变革全过程负责。
王安石变法启示（3）
可惜的是，如果当时神宗能够将满朝文武作为一个系统，运用手腕使得各派力量相互制衡，软硬兼施地维持朝堂上不同政见的微妙平衡，善于激发中层这个组织内部的力量，在派系的调和、疏导与引导中给予王安石一个安定的助力，就能够在顺势而为的情况下推进改革的进展，或许能让一些中肯的反对意见成为王安石变法中考虑的细节而加以防患，至少可以消解部分不必要的矛盾（一味的相信导致了中层同僚间心理不平衡引起的意气之争，也加大了王安石看不清自己和局势的可能性）。
下层同样可以作为一个组织看待，每一位官吏的自我管理十分重要，如果基层实行者都不得力，制度设计得再美好都无用。当时，官吏这层组织内部的力量并没有很好的突显：官吏们对绩效的盲目追逐，使得青苗钱和代役金成为完成指标对百姓进行强迫的苛捐杂税。美好的初衷与怨声载道的结果明显背离。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官吏的劣根性与贪欲就加薪，多出的薪水若不能使得员工有一定的满足感，就只能是杯水车薪。“欲速则不达”，王安石急于求成地将毫无准备的官员派到各地去变法而期待成效，但他们对业务的极度不熟悉也只能拖垮改革大业。可见，在官吏的执行中需要有合理的监督机制来确保改革不会变味，而对官吏的规范或者说价值取向的引导也非常重要。
可叹。宰相肚里能撑船，在朝为相，王安石需要宽厚的胸怀来招拢人才，需要对各路英雄惺惺相惜，钝化党派争斗。否则，强极则辱，刚极易折。与同僚共事，须求同存异，宋朝能人辈出，保守派也有明事理的有志之士，区分他们是否因意气之争而反对，尽量晓之以理，可将能拉拢的拉拢过来。人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善用这一点，把自己的目标和别人的需求相契合，使他人在快乐中提高效率从而向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成就目标。
但也有一些根本的阻力是无法避免的，这源自既得利益者对现状的极力维持。改革总是需要通过一部分人的觉悟、让步甚至是牺牲，才能在艰难中实现。另外，王安石在礼贤下士方面或许存在着为变法求贤与怕被取代的自危感之间的矛盾，不愿意下属光芒太盛盖过自己的风采。从另一角度来看，面对领导，作为下属也要在需要的时候合理地表现自己，学会“藏拙”与“显拙”，“露才”与“敛才”，唯有如此，才能平易近人，真实可靠。“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原因在于上司的自危感，同僚的眼红以及自己的心气渐盛。
可敬。有了历史的验证，后世之人才当得起事后诸葛亮，回到过去不见得现在的人会比古人做得更好，王安石的所作所为都是为时代所需的尝试，我们不妨怀着一颗感激的心去包容和理解每一个历史人物。
世上也没有完美无瑕的改革方案，只能优先考虑老化机制中的主要沉疴，而解决主要矛盾就是胜利。
王安石的改革方案放在现代依旧有其先进之处，所以他的经世致用的才华毋庸置疑。而作为满腹经纶的宰相，他的文采与眼光也是十分独到的。更为让人钦佩的是，他改革的决心之大，即便看到了老化的王朝中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局面，明知难为，也要用毕生的所学去力求更新体制中的血液，推动时代进步。或许，一人肩上挑下变法的担子实在过重。
能得到神宗的青睐有加，也是他本身实力的很好证明。不过，神宗把改革一事全权委托，却是与王安石本人的能力不相符的。可见处理好他我、本我、自我的关系很重要，每个人都需要来自他我的肯定。但被上级高看，不见得就很好，送到一个与自己能力不匹配的岗位，迟早一天会成为祸患，而被低看时，又只能是怀才不遇造化弄人。认知自己，看清自己，才能确保自己不会在他我的评判中迷失，才能明确自己的归属。
读史明智，我们可以从中明确自我管理中多重的要义。时代不可选，出身不可选，先天资质不可选，甚至机遇运道不可选，当一切无法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