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让我庆幸的是，一个月后，我心满意足的成为了阅览室里“白领阶层”的一分子。再后来，因为我的数学成绩优异，受聘到数学系协助老师们批改作业。
走进华尔街
离开北京以前，“投资银行”这个词从来没有在我的世界里出现过。直到在达特茅斯念书，才第一次对头顶无限光环的投资银行有了模糊的概念，因为高年级的同学总是一批一批前仆后继，削尖脑袋费尽周折，希望能在那里占据一席之地。仿佛摇身一变就成了投资银行家，身份就会高人一等，财富就会滚滚而来，生活就会充满阳光，连丑小鸭都会变成白天鹅。
记得四年级一开学，我便身不由己的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面试漩涡中。已经到了11月份时，还在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穿着西装短裙和薄薄的*，披着黑色长大衣，在汉诺威旅馆和教室宿舍间来来回回，奔走穿梭。
汉诺威旅馆是投资银行来学校进行前两轮面试的地点。那阵子，旅馆每一层的走廊里都挤满了要面试的学生。
第一次面试是和第一波士顿公司的一位副总裁，让我讲自己的经历，让我说怎么样团队合作。我就跟他讲：我在人民大学是怎么军训的，我们在团队成员的相互帮助下，我们如何在泥沙混杂的壕沟里匍匐前进，如何在烈日当空时俯卧打靶，如何在漆黑的夜里轮流站岗值班，如何在睡梦中被哨声叫起紧急集合。最后他对我的回答很满意，后来听说，他回到公司后，在办公室里逢人便说，他在达特茅斯发现了一个中国女孩，所以，当我去纽约参加他们公司的最后一轮面试时，好几个陌生人竟然对我说：“原来那个中国女孩就是你啊。”后来，我因为选择了摩根斯坦利而谢绝了第一波斯顿的聘任。
在一家投行的前两轮面试中，通常要接受五六个人的“拷问”，到纽约参加最后一轮面试，则要在一天之内至少见8个人，几乎每个人都不按常理出牌。我总在告诫自己，不懂的千万不能装懂，不知道的更不能胡编乱造。
参加摩根斯坦利的最后一轮面试，有一位分析员面无表情的与我握手寒暄后，问我工资是愿意按年支付还是按月支付，搞得我一头雾水，还好我拿出了书本上学到的实际利率计算法应付过去。可是那位分析员紧接着问我，到底什么才是实际利率、现在的联储基金利率是多少、通货膨胀率是什么水平。这一次，我还真的就被难住了，我实在想不透，何苦这么咄咄逼人呢？没办法，我自能回答，对不起，我不知道，如果需要，我会回去查清楚后打电话给他。她又问我，有9个硬币，有一个重量和其他的不一样，用两只手，最多几次可以找出这枚特殊的硬币。庆幸的是，这个题目我已经做过，当然要假装出思考的样子，停上几秒钟后，回答出正确的答案：三次。她又接着问我，还是这9个硬币，改变其中的一个条件，两次就可以找出来这枚特殊的硬币，应该怎么改。我的回答是，告诉我这枚特殊的硬币比其他的硬币重还是轻。这时，他终于开始缓和了情绪，对我小声说了一声“Good”。然后又问我，现在又没有其他投行提供的工作。我开始庆幸，这个问题肯定会在最后一轮面试中被问到，我便理直气壮地如实回答。就这样，我终于挤进了摩根斯坦利的门槛，成为投资银行的一员。
新浪上市
新浪上市，是我在摩根斯坦利参与完成的最后一个项目。第一次见到新浪CEO王志东先生，是在新浪律师行位于硅谷的办公室里。当我从香港飞到旧金山又乘坐出租车赶到硅谷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时分。当时，我的几位同事正忙着和新浪的管理团队以及律师一起起草招股说明书。
1999年9月底，新浪上市准备工作在硅谷基本完成，然而，中国国内的审批迟迟没能拿到，截止到2000年4月，我们一直都在等待那一纸批文。对新浪上市的审批，除了因为是红筹，还涉及到广告、信息科技等领域，更敏感的是新浪还牵扯到新闻，又外资控股，还要到美国上市，这样的新生事物自然没有哪个部门敢擅自决定，所以，谁都管，但谁都不敢负责。等待的这半年，我们不断更新公司的状况和数字，向美国证监部门申报。但是，更大的风险却在于市场。
进行了无数次的彩排后，2000年3月30日，新浪路演首先在香港开始。路演就是证券发行公司和承销商在发行证券前，针对机构投资者的推介活动。公司会向投资者就业绩、业务、未来发展前景等作详细介绍，充分阐述公司的投资价值，并回答机构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之后的13天，我们马不停蹄地飞越了大半个地球，新加坡、伦敦、爱丁堡、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丹佛，一圈下来，最后会纽约商量定价。4月12日，新浪终于迎来了定价的关键时刻。不幸的是，纳斯达克居然会三度狂泻，收盘下挫286点，创下了第二大单日下跌点数记录。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都不能有比这更差的上市时机了。直到晚上6点，已经到了必须作出决定、否则次日无法交易的时间了，新浪才最终定价为17美元，逆市而上。
结缘凤凰
我来凤凰，牵线人是石宁宁。初识宁宁，恰逢凤凰上市。2000年，我在摩根士坦利时，宁宁在凤凰卫视担任财务总监，因为凤凰准备登陆香港创业板，我们之间也算是认识了。
记得我爸爸说起过，凤凰卫视董事长刘长乐曾经在广院念书，与我爸爸关系挺好。当时，恭逢凤凰上市，我马上想到动用我爸爸的关系，希望借此来敲开凤凰的大门。我爸爸很少求人帮忙，而这次却按照我的设计，跟刘老板打了电话，刘老板告诉我爸爸，直接跟石宁宁联系便可以，她是上市工作的负责人，就这样，我便与石宁宁认识了。虽然我们当年并没有拿到凤凰上市的项目，但是我与石宁宁之间一直断断续续保持着联系。接着后来，我辞掉了投行的工作，一个人去了久违的西藏。再后来，回到北京，在家中意外的接到宁宁的电话，因为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凤凰需要一位从事业务发展（BD）和投资者关系（IR）的专业人士。经过宁宁的穿针引线，我再次拜见了刘老板。
通过与老板的谈话，我直截了当的说出了我的想法。我说，离开摩根士坦利，就是因为厌倦了金融，BD我可以做，IR我也可以做，但是我更想做的是一份新鲜的工作，在直接的说，就是一份真正的电视工作。没有想到的是，老板真的就让中文台台长王纪言老师给我试镜，而后，我便在凤凰资讯台《股市直播室》里露面了。
一个从未做过电视也从未做过平面媒体的人，没有经过任何的培训，就直接作为主持人在电视上亮相，而且第一次做节目居然还是直播，这样的事情，恐怕只有凤凰台才会开这个先例，这样的决定，恐怕只有刘老板和王台长才有胆量拍板。
万幸的是，一切正常，我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我成功了，由此，我的电视生涯正式开始了。几年下来，曾经先后主持过《股市直播室》、《财经点对点》、《财经今日谈》、《凤凰正点播报》、《社会能见度》和《世纪大讲堂》等节目。
作者的话：每一步都在努力，每一天都在探索。当无数个瞬间成为过去，当无数个过去构成永恒，这就是曾子墨人生中的亮点，当我们看完这篇文章时，我们会欣喜，我们会感悟，当然，感悟之余，还要思考。
政府大院（三题）
政府大院（三题）
徐 观 潮
歪 门 邪 道
宋县长晚上秘密把懂风水的王先生请到会议室，消息不胫而走，所有的副县长不约而同地来到会议室，俨然是开县长办公会议。
传说王先生是他娘与一游方道人的私生子，道人临别赠一红包给他娘，叮嘱三十年后方能打开，准保她和儿子荣华富贵，他娘等不到三十年后的荣华就忧郁而终。王先生穷困潦倒之时想起娘临终遗言，不正是三十年么？打开红包是一本算命看风水的老书，或许是遗传基因的作用，王先生无师自通。这几年时来运转，省市经常派专车接他去看风水、相面算运程，他家里盖起了高楼大厦，纸烟抽上了中华。不过远远近近的老百姓从来不找他，都知根知底。
“老百姓里有个传言，说我们政府是歪门邪道。”宋县长笑呵呵地说，“我认真看看，还真是歪门邪道，大楼坐北朝南，与康庄大道不平行，大门紧贴康庄大道，进大楼的路自然是斜道，从大楼看大门自然是歪门，老百姓还说政府门前是肮脏大道。虽然是戏言，却是一语双关，传出去可不好听，老百姓是在骂我们政府！”
“这几年大院里还真不太平，有几个局长都得癌症死了，教育局原任的蔡局长、民政局原任的何局长、司法局原任的贾局长都是这两年走的，干部得癌症的也不少。”分管科教文卫的李副县长轻声道出了大家内心的恐惧。
“政府的大门正对着人民医院的大门，看着就让人畏惧。”分管农林水的黄副县长也嘟囔了一句。
“老百姓说政府大楼盖的绿瓦就象是带了顶绿帽子。”分管城建的张副县长是个粗嗓门，说话从来没有神秘感。
“这幢政府大楼做起来后，经历了五任县长，就没有一位县长从这里直接提拔过，有一位县长还被市纪委双规，邪了门！”分管财政、监察、县志的薛副县长愤愤不平。
“看来问题还真不少，是不是请王先生帮我们指点指点。” 宋县长微笑着说。
会议室响起一片掌声。
“承蒙各位县长大人看得起，我说个意思你们参考。政府大院下面原来是一片乱坟冈，是因为有县长的正堂大印压着，各位县长又都是星宿转世，所以才太平无事。年长日久，免不了会阴盛阳衰，出点小问题。大院里古木参天，阴气太盛，虽然没有生命之忧，但是于各位大人仕途不利呀。”王先生慢吞吞地道出了许多不为县长们所知的隐情，惹得一片惊呼。
“我看各位县长说的问题不难解决，既不要把大楼推倒重盖，也不要把大门拆除重建。”王先生低声细语，会议室静得出奇，王先生的每句话都如天籁之音，让县长大人们听得清楚，记得明白，“只要把大院里的古树全部砍掉，做一条环形水泥路，左进右出，中间种上草坪，既美化了环境，阳气又得以上升。草坪中央立一旗杆，要高过大楼，犹如避雷针，国旗既能镇邪，又能让老百姓认为政府心里有国家。斜道变成了环形路，就破了歪门邪道一说。”
“精辟，真是精辟！”县长们几乎异口同声。
“政府门前的大道可以改为清源大道，取正本清源之意，也让老百姓知道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王先生依然是慢悠悠地道来，“至于大楼上的绿瓦，换成红色的就成，大门正对人民医院的大门，让医院把大门偏移十几米就解决了。这几件事办好了，我敢保各位县长大人从此官声远播，仕途平坦，万事如意！”
塞在大院人心里的忧虑竟然让王先生三言二语全化解了，真是神奇！
“王先生说话挺现代的，既有中国传统文化里阴阳制衡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