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我也从不想伟大起来。
我愿我的笔，在坚与柔之间不停转变着。也就是说——我愿以我的小说，慰藉中国中下层人们的心。此时它应多些柔情，多些同情，多些心心相印的感情。另一方面，我愿我的小说，或其他文学形式，真的能如矛，能如箭，刺穿射破腐败与邪恶的画皮，使之丑陋原形毕露。
我不知这一条路，该算一条怎样的文学的路？
而有一点我是知道的——我的绝大多数的同行，其实在走着和我一致的路。只不过他们不像我似的，常常自我标榜。我也并非喜欢自我标榜。没人非逼着我写什么说什么，我是从不愿对自己的创作喋喋不休的。被逼着说被逼着写，也就只有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重复的次数一多，当然也就成了自我标榜。好在和我走着一致的路的作家为数不少，那么我也就不仅仅是在为自己标榜了，也根本不会因伟大不起来而沮丧，反正又不止我自己伟大不起来。何况“为文学而文学”者，也未必就能真的伟大起来。或曰他们的伟大不起来，意味着“为文学而文学”的悲壮的自殉。那么我也想说，我辈的不为“文学”而文学，未尝不是为文学的极平易近人的生命力之体现而自耗。下场并不相差太大，就都由着性子写下去的好。
我不认为商业时代文学就彻底完蛋了。
商业时代使一切都打上了商业的烙印。文学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幸免。应该看到，商业时代使出版业空前繁荣了。这繁荣的前提之下，文学有相当一部分变质了。但总量上比较，变质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归根结底，商业时代不太可能毁灭一位有实力的作家，作家的创作往往终结于自身生活源泉的枯竭，创作激情的下降，才能的力有不逮，以及身体、精力、心理等等各方面的“资本”的空虚。
我不惧怕商业时代。但我也尽量要求自己，别过分地去迎合它一个时期的好恶。
小说家没法儿和一个已然商业化了的时代“老死不相往来”。归根结底时代是强大的，小说家本人的意志是脆弱的。比如我不喜欢诸如签名售书、包装、自我推销、“炒作”等等创作以外之事，但我时常妥协，违心地去顺从。以前很为此恼火，现在依然不习惯。一旦被要求这样那样配合自己某一本书的发行，内心里的别扭简直没法儿说。但我已开始尽量满足出版社的要求。不过分，我就照办。这没什么可感到羞耻的。
最后，我想说——我认为，归根结底，小说是为世俗大众的心灵需求而存在的。它的生命力延续至今，正是由于这一点。绝大多数名著的生命力延续至今，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这是我对小说的最基本的看法。如果有什么所谓“文学殿堂”的话，或者竟有两个——一个是为所谓“精神贵族”而建，一个是为精神上几乎永远也“贵族”不起来的世俗大众而建，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走入后者。对前者断然扭转头无视而过。
我常寻思，配在前者中倍受尊崇的小说家，理应都是精神上相当高贵的人吧？
我扫视文坛，我的任何一位同行，骨子里其实都不那么高贵，有些模样分明是矫揉造作的。
我更愿自己这一个小说家，在不那么美妙的人间烟火中从心态上精神上感情上，最大程度地贴近世俗大众，并为他们写他们爱看的小说……
××同志，啰里啰嗦，就写到这儿。你要求我可以写15000字，我只能写够你要求的字数之一半。对我自己的创作，我实在没那么多可说的。以上文字，算是些大白话、大实话吧！
再三请谅！
小说平凡了以后
小说有过很不入流的时代。
是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别国，都曾有过那样的时代；或者说那样的世纪更确切。
那样的世纪是诗的世纪。在那样的世纪，连散文和随笔的文学地位，也都在小说之上。比如《唐璜》和《浮士德》，其实更接近着是小说的体裁。文学家们似乎觉得用诗的形式来结构“长篇故事”才足以证明其才华。又比如更早的《荷马史诗》，这种以诗的形式演义历史的现象，从许多国家都可以找出例子。就说《圣经》吧，诗的成分、意味，也起码和小说的特征是平分秋色的。
但小说确乎很伟大过。它只稍许比诗年轻一点点。虽然至今人们仍用“史诗性”三个字来称道伟大的小说，而伟大的小说却自有其与诗不同的伟大处——没有一首诗能像伟大的小说那样与人类的阅读习惯发生最亲密的接触。
20世纪中叶以后，诗渐渐地寂寞了。
现在，小说也寂寞了。不但寂寞了，而且平凡了。发达的印刷业，传媒界，加上电视机、影碟机、电脑网络这些科技产品的问世，削减了小说以往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甚至挑战了人类古老的阅读习惯。毕竟，图像比单纯的文字对人眼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写小说这件事，已经像歌唱模仿秀一样，不再高不可攀。
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写过一篇相当长的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题目是“奥林匹斯的黄昏”。那时小说还正在中国红得发紫着。那时我预见，在以后的20年间，中国人的消遣心理，必将欣赏的愿望厚厚地压在底下。以后20年间的小说，取悦于人们一般消遣的动意，也必日渐明显。
现在的小说总体上正是这样，尽管有我的许多同行们继续努力地做着种种提升它性质的实践；却毕竟的，分明的，普遍之人们对小说的要求更加俗常了。
小说是在这一背景下平凡的。
平凡的事物，并非便是已经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事物。
所有写小说的人，在动笔写一篇小说时的状态都无疑是相当认真的。
对小说的理解决定着各自不同的认真尺度。
在关于小说的一切说法中，经过思考，我最终接受了这样的理念——作家是时代的书记员，小说是时代的备忘录。
于是有我现在的一系列小说“出生”，自然包括《档案》这样的小说……
变成海绵
许多朋友，不仅是文学界的朋友——各行各业的朋友总爱对我说：晓声你太爱讨论了！一有你在场，话题就无休止了！轻松的话题被你“引导”成了严肃又沉重的话题。闲谈不知怎么一来，就成了由你“主持”的专题讨论。你累不累呀？
这话中有调侃的成分，甚至有挖苦和嘲讽的意味儿，当然都是朋友式的，善意的。
坦率讲，我知道也有人非常厌恶我这一点。比如别人正在大谈风月、谈绯闻、谈名人的隐私，或报刊上的花边内容。被我冲淡谈兴，扭转了话题，怎能不索然呢？
其实我非是出于无礼，更不是存心要使别人不快。只不过几乎出于本能地，将自己变成一块海绵，总企图使闲谈成为有意义的讨论，从有意义的讨论中吸收有价值的营养。再进一步坦率地讲，我的创作每受此营养的滋补而冲动不已……
我有不少经济界的朋友——博士、学者、专家、教授。经由和他们的讨论乃至辩论，我接受了一些经济学的观点。于是我看现当代中国社会的眼光，不复是从前小说家的单纯眼光了。
我还有不少企业界、伦理学界、史学界、法学界的朋友。他们都使我受益匪浅。我更有不少同代人、民工、下岗或半下岗的工人朋友。最后一类朋友的存在，常常提醒我，对于中国现当代社会，一个小说家的感觉，无论良好或不太良好，只不过就是一个小说家的感觉罢了，有时可能与众多中国人的感觉截然相反，甚至有天壤之别。我非是“个人体验”派的小说家。我很在乎自己是否了解众多的中国人的中国现当代感觉……
那么，便该说到《司马敦》这一篇小说了。它是我与一位影视导演朋友，几位法学界朋友，以及我家的“阿姨”小芳共同看电视，多次由拐卖妇女儿童案例进行“讨论”的结果。只不过“讨论”的当时，我并未有意识地想要写一篇小说。
不久前，《中篇小说选刊》的章世添同志打来电话，言及转载《司马敦》之事。于是我们竟又在长途电话里讨论起法与善、法与恶、法与罪、法与贫穷和邪恶的关系。如果不是顾及到长途电话费，我们也许会讨论得更深入的……
章世添同志由于常年担任《中篇小说选刊》的副主编，对于全国中篇小说的创作动态，常有颇具权威性的看法。我认为可以说他是一位研读家。起码，他要经常细读大量的中篇小说，肯定比任何一位作家读的都要多。他对我的小说所提出的意见，对我的创作实践每每有点悟性的帮助。
就《司马敦》一篇，他在电话中问我——你小说中，也是现实社会中，另一名往往“逍遥法外”的“罪犯”是……
我在电话这一端打断他，请他先别说，由我自己来说。
我说——那就是贫困，咄咄逼人的贫困。
他说——还有邪恶。某些人之所以成为罪犯，本性中的邪恶，或堕入“犯罪命运”的“人文”条件的邪恶，也就是还有一个未被推上审判台的“罪犯”……
我说这正是我力图表现的……
他听了很高兴。
我说人由本性中的邪恶成为罪犯是可恨的。而人由“人文”条件的邪恶堕入“犯罪命运”，以及社会促使的犯罪因素，就不但可恨，亦复可悲了……
我由衷地感谢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与我进行过的社会方方面面的讨论。这是我要保持对一个大中国，而非一座城市，非一个阶层的中国感觉的方式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都是我的许多篇小说的“合作者”之一呢！
时代与戏剧
其实，不仅仅是戏剧浓缩了时代的某些或琐碎或重要的特征，演绎出种种故事；某个时代也会演绎某些戏剧，成为某些旧故事的新的“内容提要”。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尤其感到某些戏剧的不朽，感到它们似乎始终没有落下结束的大幕，一直连续到了今天……这乃是我重温萧伯纳受到的启发。
我接触萧伯纳的作品在中学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年我们那一派红卫兵“夺取”了学校的“政权”。当然也就一并“收复”了学校图书馆这一“阵地”。我被任命为“管理长”，颇有点儿“接收大员”的意味儿。
一天我翻看一本《外国作家逸事》，萧伯纳的机智和幽默使我大为崇拜。我对自己说，这位大剧作家的剧本我一定要读一读。查遍了图书卡，只发现了他的两部剧本——《鳏夫的房产》和《华伦夫人的职业》。两部剧本合编在一起。
《鳏夫的房产》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浪漫的青年屈兰奇，爱上了貌似仁慈善良的富翁萨托里阿斯的女儿。而大富翁实际上却是一个对金钱贪得无厌的家伙。他残酷地剥削他所经营的贫民窟里的穷苦住户。当清高的屈兰奇正要拒绝未婚妻的父亲靠卑鄙的不正当的手段弄来的陪嫁，甚至打算连自己的未婚妻也放弃时，他突然发觉，原来他自己继承的财产也是自己的父亲靠压榨、剥削、行贿、诈骗等等无耻的手段聚敛起来的。于是他面前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否定别人的行径，轻蔑别人的行径，但那意味着，同时也必得具有否定自己和轻蔑自己的能力；或者为了想象和证明自己剥削有理，剥削有功，想象和证明自己成为富人的天经地义和自己财富的干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