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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亲历的从前的那些时代，即使是纸篓该由谁来倒空这样一件事，即使不是在大学里，而是在中小学里，也是几乎只允许一种看法存在的。可想而知，那是一种被确定为唯一正确的看法。另外的诸种看法，要么不正确，要么错误，要么极其错误，要么简直是异端邪说，必须遭到严厉批判。比如竟从纸篓该由谁倒的问题，居然引申到希望改变一条大学纪律，并且因而抱怨学业压力的言论，即是。久而久之，人们的思想方法被普遍同化了，也普遍趋于简单化了。仿佛都渐渐地习惯于束缚在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式中，即——人对世事的看法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或接近正确的。与之相反，便是不正确的，甚或极其错误的。如此一来，既不但不符合世事的总象，也将另外诸种同样正确的看法，划到“唯一正确”的对立面去了。其实，人对世事的看法，不但确乎有五花八门的错误，连正确也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有人对世事的五花八门的错误的看法存在，才有人对世事的多种多样的正确的看法形成。世人对世事所公认的那一种正确的看法，历来都是诸种正确的看法的综合。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谁能够独自对某件事——哪怕是一件世人无不亲历之事，比如爱情吧——做出过完全正确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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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
读过《安娜·卡列尼娜》这一部名著的人，必记得开篇的两句话——“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这两句话，在中国也早已是名言了。最近我因授课要求，重新翻阅该书某些片段。掩卷沉思，开篇的两句话，仍是全书中最令我联想多多的话。
曾有学生问我——为什么这两句话会成为名言？我的回答是——首先，《安娜·卡列尼娜》成为了名著。这个前提很重要。学生又问——如果《三国演义》没有成为名著，“凡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不成其为名言了么？如果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没有成为名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不成其为名句了么？……
当然，还可以举出另外许多例子。名言名句不仅出现在小说中、诗词中、歌赋中，也出现在戏剧中、电影电视中，甚至，出现在法庭诉讼双方的答辩中，出现在演讲中的时候更是举不胜举……
关于《安娜·卡列尼娜》这一部小说，托尔斯泰曾写下过三十几段开篇的文字，最后才选择了“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两句话。据说，倘用俄语来朗读这两句话，会有诗一般的语韵。这大概也是俄国人特别认同托尔斯泰的原因吧。
我的回答究竟使我的学生满意了没有？进而使自己满意了没有？不是这里非要交待清楚的。
我想强调的其实是这样一种思想——喜欢提问题的人一定是喜欢思考问题的人。人类倘不喜欢思考，我们至今还都是猴子。历史上有人骂项羽“沐猴而冠”，正是恨他遇事不动脑子好好想一想。
窃以为——错误的思想是相似的，正确的思想各有各的正确。
当然，正确和错误是相对的，姑妄言之而已。
这里所说“错误的思想”，确切地说，是指种种不良的甚至邪恶的思想。比如以为损人利己天经地义；以为仗势欺人天经地义；以为不择手段达到沽名钓誉之目的天经地义，于是心安理得，皆属不良的邪恶的思想。是的，在我看来，这样的一些思想是相似的。它们的共同点乃是——夜半三更，扪心自问，有时候还是怕遭天谴的。谢天谢地，迄今为止，这样的一些思想从来不是大众思想的主流。比如“无毒不丈夫”一句话，你不能不承认它也意味着是一种思想。然而真的循此思想行事的人，其实是很少很少的。何况此话原本似乎是“无毒不丈夫”——果真如此，恰恰是提醒人要善于思考的话。
迄今为止，人类头脑中产生的大部分思想，指那类被我们大部分人所能接受的、认同的，以指导我们行为和行动的后果来判断，是对社会进步有益的那样一些思想，它们不应只是少数人头脑中产生的思想，而应是我们大多数人，甚至每一个人头脑中都会产生的思想。
我们中国人依赖别的少数人的头脑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思想——实在是依赖得太久太久了。而这几乎使我们自己的头脑的思考能力变得有点儿退化了。
这意味着我们对于自己的头脑失去了尊重。
现在这个现象似乎也在全球化。有个美国学者写了一本书，叫《娱乐至死》，说的是大家都远离思考，都进入了娱乐状态，从生下来就开始娱乐，一直娱乐到死。他认为，人类的思想和文化并非窒息于专制，而是死于娱乐。这实在是非常智慧的警世之论。窃以为——不智慧的人是相似的，智慧的人各有各的智慧。
我们需要将我们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头脑的尊重意识重新树立起来。我们将会发现——正确的思想不但是人类思想的主流。正确的思想不但各有各的正确，而且也经常形成于我们自己的头脑之中。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于是，我们不仅仅只是思想的被动的接受者，也能是思想的主动的提供者了。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于是，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别人的头脑里产生的别种的思想，只要不是邪恶的，也是必须予以尊重的。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于是，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使我们确信自己头脑里产生的思想是正确的，睿智的，即使别人也这样公认，那也只不过是关于世相，甚至是关于一件事情的许多种正确的、睿智的思想之一而已。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非但不能使我们因而变得狂妄自大，恰恰相反，将使我们变得更加谦逊和更加温良。因为我们的头脑里会产生出对我们的修养有要求的思想。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将使我们在对待人生、事业、名利、时尚、爱情、亲情、友情等方面，不再一味只听前人和别人怎么阐释、怎么宣讲，而也有自己的独立的见解了。
我们难道不是都清楚这样一种关于世事的真相么？——别人用别人的思想企图说服我们往往是不那么容易的；只有自己说服了自己，自己才是某种思想的信奉者。
这世界上没有不长叶子的根和茎。
我们的头脑乃是我们作为人的“根”，我们认识世界的愿望乃是我们作为人的“茎”。
我们既有“根”亦有“茎”，我们为什么不让它长出思想的叶子来呢？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因而发现，不但人类的社会，连整个世界都需要我们这样；我们因而感受到，不但人类的社会，连整个世界都少了某些荒诞性，多了几分合理性。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因而发现，娱乐使我们同而不和，思考使我们和而不同。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将会发现，思考的过程、产生思想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这种快乐是其他快乐无从取代的。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将因而活得更像个人，更愉快，更自然……
论中文之中国意义
一
二十几年前，倘有人问我——在中国，对文学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姊妹艺术的恰如其分的鉴赏群体在哪里？
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在大学。
十几年前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这一结论。
尽管那时我被邀到大学里去讲座，受欢迎的程度和二十几年前并无区别。然而我与学子们的对话内容却很是不同了——二十几年前学子们问我的是文学本身，进言之是作品本身的问题。我能感觉到他们对于作品本身的兴趣远大于对作者本身。而这是文学的幸运，也是中文教学的幸运；十几年前他们开始问我文坛的事情——比如文坛上的相互攻讦，辱骂，各种各样的官司，蜚短流长以及隐私和绯闻。广泛散布这些是某些传媒的拿手好戏。我与他们能就具体作品交流的话题已然很少。出版业和传媒帮衬着的并往往有作者亲自加盟的炒作在大学里颇获成功。某些学子们读了的，往往便是那些，而我们都清楚，那些并不见得有特别值得一读的价值。仅仅就“看闲书”的“闲情”而言，大抵也是够不上品味的。
现在，倘有人像我十几年前那么认为，虽然我不会与之争辩什么，但我却清楚地知道那不是真相。或反过来说，对文学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姊妹艺术的恰如其分的鉴赏群体，它未必仍在大学里。
那么，它在哪儿呢？
二
对文学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姊妹艺术的恰如其分的鉴赏群体，它当然依旧存在着。正如在世界任何国家一样，在二十一世纪初，在中国，它不在任何一个相对确定的地方。它自身也是没法呈现于任何人前的。它分散在千人万人中。它的数量已大大地缩小，如使它的分散变成聚拢，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它是确乎存在的。而且，也许更加的纯粹了。
他们可能是这样一些人——受过高等教育；同时，在社会这一个大熔炉里，受到过人生的冶炼。文化的起码素养加上对人生、对时代的准确悟性，使他们较能够恰如其分地对文学、电影、电视剧、话剧乃至一首歌曲，一幅画或一幅摄影作品，得出确是自己的，非是人云亦云的，非是盲目从众的，又基本符合实际的结论。
当然，他们也可能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根本没迈入过大学的门坎。那么，他们的鉴赏能力，则几乎便证明着人在文艺方面的自修能力和天赋能力了。
人在文艺方面的鉴赏能力，检验着人的综合能力。
卡特竞选美国总统获胜的当晚，卡特夫人随夫上台演讲。由于激动，她高跟鞋的后跟扭断了，扑倒在台上。斯时除了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我们的电视机当年还未普及），全世界约十几亿人都在观看那一实况。
卡特夫人站起后，从容走至麦克风前说：“先生们，女士们，我是为你们的竞选热忱而倾倒的。”
能在那时说出那样一句话的女性，肯定是一位具有较高的文艺鉴赏能力的女性。
迄今为止法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海军女中将，当年曾是文学硕士。对于法国海军和对于那一位女中将，这一点也肯定非属偶然。
丘吉尔在二战中的历史作用是举世公认的。他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细想想，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深刻的。
是的，我固执地认为，对文艺的鉴赏能力，不仅仅是兴趣有无的问题。这一点在每一个人的人生中所能说明的，肯定比“兴趣”二字大得多。它不仅决定人在自己的社会位置和领域做到了什么地步，而且，决定人是怎样做的。
三
前不久我所在的大学的同学们，举办了一次“歌唱比赛”——27名学生唱了27首歌，只有一名才入学的女生唱了一首民歌；其他26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