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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势力是立宪派。立宪派以省咨议局局长梁善济和督练公所总办姚鸿发为首。他们企图以“和平让渡”的办法抵制革命。他们商定一面劝陆钟琦自动交权；一面又联合直接掌握军队指挥权的人物，自然也联系到了阎锡山。
第三种势力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主要依靠新军。虽然新军第43协统领是谭振德，但标统以下军官多数是同盟会员或革命的同情者。第85标三个营管带依次为白文惠、姚以价、熊国斌，前二人同情革命，只有熊国斌反对革命。第86标三个管带依次为乔煦、张瑜、瑞镛，前二人是同盟会会员，只有瑞镛（满族）是反对革命的。在协直属部队中，骑兵营管带马开崧和辎重队队官焦纯礼是同盟会会员，炮队队官张治尧和工程队队官殷铭，陆军警察队队官李润发，测量队队官张维清，大都是同情革命的。在两标的队官（连长）和士兵中也有不少是同盟会会员。所以，新军的形势对革命是相当有利的。
当时，新军驻防太原城内外。第86标标本部及第2营驻文殊寺（今东仓巷）营盘，第1、3两营驻后小河营盘，第3营驻岗上营盘。辎重队和工程队驻南门外，骑兵营驻满州坟（今晋阳饭店西南），炮队驻菜园村。
巡抚陆钟琦对同盟会的活动早有所闻，所以到职以后，千方百计企图扼杀革命。他首先派人修理城墙，进行防范；其后召见留日学生到各学堂视察，以观动静；再后，以视察新军为名，统计官兵无辫人数；最后着人搜集同盟会员名单，准备一网打尽。
但这一计划还未来得及付诸实施时，武昌起义就爆发了。陆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慌了手脚，立即召集督练公所总办姚鸿发和协统谭振德以及下属衙门的高级官员会商对策。他们提出新军不可靠，应该调到省城以外驻防，并决定立即调巡防队两旗到太原（行至忻州，太原已起义，被忻州知州朱善元劝阻回到大同）守卫巡抚衙门和弹药库等要害部门。他的又一对策是搞缓兵之计。他把他的儿子陆光熙（字亮臣）召到太原，让其联络革命党人，麻痹革命者的意志。据陆钟琦的家庭教师孙振汝回忆：陆光熙“知道陆钟琦反对革命，又不能拥兵自卫，此次来太原，既欲维持他父亲的地位，又怕时局决裂，所以他的计划是俟革命军至，不战不降，调停中立，联系上级军官，以取和平。”
一、义前兵运 部署起义（2）
陆钟琦的这一缓兵之计，其实是包藏祸心大有阴谋的。原来，他想叫他的儿子陆亮臣暂且稳住阎锡山，然后，再由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调虎离山与釜底抽薪双管齐下，将存在山西的5000支德造新枪运3000支到河南，再把新军第85、第86两标分开，一标调临汾，一标调代州。
面对几派势力角逐的形势，革命党人在陆钟琦图谋对策的同时，也在积极策划起义。然而对巡抚的耳目，他们同样采取了麻痹对方的策略。据《阎锡山早年*》中说：
在山西巡抚陆钟琦于武昌起义后，特召其子亮臣来晋，作缓和革命之计。亮臣与我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属泛泛交，主张也不接近，不过他知道我曾参加同盟会，且是铁血丈夫团中人。他到晋翌晨，即访我谈话。一见面就说：“我此次来，即为与兄研究晋省对武昌事件当如何应付。兄有意见，弟对家父尚可转移。”我当时答复他说：“武昌事件的真相，我尚不知，黎元洪究竟系为革命而起义，抑系别有原因，我也不明白。是不是我们现在谈应付武昌事件的话，还有点太早。”他又说：“我们还可以再观察几天，不过我可以和你说，最后需要家父离开时，我也能设法。”我笑了笑说：“这话说得哪里去了，你来，我们更说不到那样的话了。”他临行时，又和我说：“过两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和兰荪（姚鸿发字）一起谈谈？”我说：“可以，你通知他，还是我通知他？”他说：“我通知罢。”
在这时候，有两件事逼迫得我实在不能等候。一件是山西有5000支德国造的新枪，要借给河南3000支，随带子弹，且已运走一部分；一件是要把一、二两标分别开往临汾和代州，而由巡防部队接替太原的防务。亮臣与我见面的当日晚间，我就到姚总办处问说：“亮臣曾否来访？”他说：“来过了，他并且说和你谈得很好，是不是再过几天我们共同谈谈？”我说：“总办决定罢！”我辞出后，向督练公所的办公人员打听，知道运枪与开兵的事，已决定赶速实行。此时我益猜疑陆亮臣此来，完全是想敷衍住我，把运枪和开兵两事做成。而此等计划，不只是陆巡抚一人打此如意算盘，官绅军界中亦均有参与谋者。
我从督练公所回来，赵戴文同志就在家中等我，一见面就问我说：“陆公子来干什么？”我说：“他也是计划响应武昌。”他说：“可靠么？”我说：“我们今天不研究他可靠不可靠，我正要找你研究由他来得到的感想，作我们决策的依据。”他接着问：“你看他究竟来作什么？”我说：“顶好也是敷衍住我们，完成运枪开兵的事，然后静观革命与情势的发展，如果革命有过半成功的成分时，拥戴上他父亲，联合上大家，作一个突变，与响应武昌起义是不会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他说：“事既如此急迫，是不是要和大家商量个办法？”我说：“革命是个危险事，与大家谋，不易成功，反易泄露。”
那时，清统治者为了防止新军造反，平时是不许新军携带子弹的，有枪无弹难以举事，因此同盟会员们都在积极准备，待机发难。
在这紧锣密鼓的运筹中，阎锡山和赵戴文估计了一下两标的力量。阎锡山认为：“我的二标的三个管带（营长）张瑜、乔煦都是我们的坚强同志，只有瑞镛是个旗人，其余下级军官，都很可靠，行动的时候，只要把瑞镛一个人囚禁起来，即无其他顾虑。骑炮营是些老军人，不赞成，也不会反对，且炮兵中有不少下级军官和头目（班长）是我们的同志，可能控制该营。工辎队虽不同情，亦不会有急剧的抵抗，且人数又少，关系不大。需要特别注意的，只有一标，因为一标的黄国梁标统与我私交虽好，但不是同志，他的三个管带白和庵（文惠）、姚以价、熊国斌亦然，故只能从下边运用，因为队官（连长）与头目之间，我们的同志还不少。”这时，赵戴文问：“姚以价不是你的同学吗？他虽然是保皇党，但保皇党已无前途，你是不是打算在他身上用力？”阎锡山说：“是的，但按他的性情，不加逼迫，他不愿意冒险，他所以不参加同盟会而参加保皇党，就是因为不愿冒险，不过逼迫他的路子还有。”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义前兵运 部署起义（3）
1911年10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七日），山西巡抚陆钟琦命令第85标先行出发，但他思索“如整队出发，又怕途中有变，反戈回攻太原。因令标统黄国梁率领标部全体人员，只带先行部队一队出发；其他本标（一标）各营，待命出发。但是未经出发之前，不得发给子弹。”
在这紧急关头，同盟会核心成员决定举行武装起义。据南桂馨回忆：“九月初七日下午，在黄国梁家中开会计议起义办法，当时到会者：黄国梁、阎锡山、张瑜、温寿泉、乔煦、南桂馨。南提议：我军开到河岸后，联合陕军，反攻运城、临汾、太原。阎、黄、温等均主张在省起义，即是首府革命，影响极大。最好明早一、二营领到子弹，及时发动。”
同盟会的纲领就是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清朝的统治是所有同盟会会员的责任，然而10月28日（即农历九月初七）集体作出在太原举行起义的决定，确系以阎锡山为主的。这种提法目前学术界虽有不同意见，但却得到了以下几方面分析的支持：
一、山西省最早参加同盟会的谷思慎，曾任同盟会总部执行部负责人，1906年即回省发动革命，但1911年武昌起义前后，因人告密，转赴北京，所以他不可能参加28日的特别会议。
二、参加28日会议的温寿泉虽是“铁血丈夫团”成员，并在留日学生会试中考到优等，在新军中威信尚高，但起义前并无实际兵权，所以起义的决定不可能首先由他提出。
三、参加28日会议的黄国梁，拥有兵权，但本人不是同盟会员（也是参加会议唯一非会员者），只是革命的同情者，所以不可能主动提出起义计划。之所以要他参加会议，并集中在他家举行，本身就可以看出同盟会领导人的良苦用心，这是在主动争取这位拥有兵权者。
四、参加28日会议的南桂馨，虽是革命的积极倡导者，并在第85标中担任军需官，但屈居黄国梁之下，正如他自己回忆的那样，虽提议先南下，后反攻，但被大家否决了。
五、参加28日会议的张瑜、乔煦，虽忠诚革命并是“铁血丈夫团”成员，在第86标任管带，但有上司阎锡山在场，显然起义计划，不会由他们二人提出。
六、阎锡山是同盟会会员，又是“铁血丈夫团”成员，同黄国梁是拜把兄弟，自出任标统后，更积极在军队中发展同盟会的力量，包括南桂馨出任军需官，也是他同黄国梁斡旋的；张瑜、乔煦又是他的部属，所以起义计划由他提出并最后裁定是合乎情理的。据阎锡山回忆：
越数日，首先接到开拔命令的是一标一营，开拔日期为农历九月初八（公历10月29日）。我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起义的时间不能再缓，即决定于九月初八日起义，时为武昌起义之后19日。
七、从1946年即去世的张树帜的日记中也能得到印证：
辛亥年九月初四日（10月25日）下午五点
树帜由陕省旋晋，甫下马即到咨议局晋谒副议长杜君上化。杜君喜云：今当中华民军起义之际，君在外面回来，令人可喜。现值我省群思起义，又令人可忧，未知君意若何？树帜云：可无忧。武汉起义地点、军器俱占优胜，况黎公元洪革命中之最有能力者，其筹划确有把握。现清政府已派陆军部尚书荫昌、南洋水师提督萨镇冰，统海陆军竭力攻之。攻如不胜，势必假兵外洋。吾晋若现时举事，清政府若移攻汉之全力，以攻吾晋，晋省人力枪械万难支持。又兼财政困难，何能奏效，待时而动未为晚。杜君云：与予意相合。我等即同订暂时不起义之约。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义前兵运 部署起义（4）
初五日早
驻军八十六标统带阎君锡山闻树帜旋省，即遣人邀之至寓所，会议起义办法。阎君云：前接君旋省信，渴望多日，未曾面谈。我同志等，逢此时机，尽可举事，想君早有筹划。树帜即以与杜君约言告之。阎君曰：不然。现今大势，君在途奔波，未必周知武汉起义详情，黎元洪已与德、美订有密约，接济人力枪械军饷。现有德人某君在黎君处协助办事。英、法二国俱极赞成，日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