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日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到太原绥署谒阎。澄田和阎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寒暄时，备称仰慕之意。此时阎锡山正式提出“日本寄存武力于中国”的要求。阎对澄田说：“我已正式受命为战区的受降长官，希望阁下把山西境内的日本军，一律归我改编，照常驻扎原防地，协助二战区共同‘剿共’。”澄田表示有关日军缴械投降及日俘遣返事宜，当完全遵命办理，但对一律改编则保留意见。阎锡山说，侵华为日本军阀及其政府之政策，一切责任应由彼等负责之，一般军人不过奉行上级命令，除少数残害民众依法办理外，其余可安心听候命令。又说，中日两国有共同文化，相互合作，两国人民共享安和，反之，同受其害。今战争结束，希望今后加强合作，以日本之科学技术，中国之人力物力，积极建设，增进两国人民共同之福祉。9月3日，阎锡山又召集驻并日军机关部队中级以上人员及各工厂、医院、商店等日籍负责人谈话，说中日交战结束了，“愿你们各本志愿尽其所长所能，协助我们的复员和建设工作。” 同日，阎又指示所部军政主管人员，“应严饬所属对日俘日侨缴械遣返事宜，除应依中央命令规定办理外，要予以人道的合理待遇。如有虐待欺凌情事，定予依法严办”。9月17日，有人把日本侨民有滥占房屋及其他不合规定的事，报告阎时，阎反说：“人类是人类，行为是行为，不管对方已过或者是现实的行为如何，但他只要是个人，我们一定要表现人类的同情心对待他。”
阎锡山的言行正好迎合了在晋日人的意向。因为他们预感到日本国“被毁灭的最后时刻就在眼前”，自己的出路又很茫然，特别是驻在山西的日军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参谋岩田清一和山西伪公署顾问辅佐官城野宏等一些顽固不化分子，更觉得与其接受盟国审判，还不如接受阎锡山要求，残留中国。城野宏等人认为：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将成为世界大国。中国将一定在亚洲取代从前的日本而成为领导力量。因此，在中国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如果具有不将日本从亚洲消灭而使亚洲本身力量受到极度削弱的错误的那种气度，那么，在中国的援助下，保存日军的势力，以待日本东山再起之机，并不是不可能的。” 城野宏特别分析了山西的人事、政治和经济等条件，得出下列结论：“异常的、半封建的而且是以情义关系牢固地建立起来的山西的特殊政治气氛，即使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收复全国的失地、驱逐日本势力的可以预料的形势下，阎锡山方面也有可能与此相反地采取保留日本人的势力，并与之合作的措施。”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抢摘“桃子”（9）
此时，阎锡山和城野宏这两股势力可谓不谋而合。阎锡山要利用城野宏为代表的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来消灭*的革命力量，恢复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城野宏等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则要利用阎锡山作他们的保护伞，于是两者沆瀣一气，演出了一出“日阎合流”的丑剧。
阎锡山同日酋澄田等人谈话后，立即派一度投敌当汉奸的赵瑞同日军参谋岩田进行了秘密谈判。在谈判中，阎锡山提出的驻山西日军原封不动地残留下来的方案没被岩田等人接受，而只同意采取“个别发动”的办法。因为这些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实施他们的罪恶计划时，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们怕英美苏等国反对，特别害怕*反对。
双方经过五天谈判，最后达成下列协议：一、日军响应阎锡山的提议，将日本军人重编部队，并将这些部队置于阎锡山的指挥之下。其方法是以日本人的自愿为原则，办理就地退伍手续，办完日军方面的复员手续。二、阎锡山对留用的日本军人，全部给予军官的待遇，在日军现有级别的基础上，提升三级。三、给全体人员安排宿舍，并允许在营外居住。四、其待遇以招聘者优待之。五、合同期暂定为二年，由阎方负责归国事宜。六、在同日本交通恢复的同时，给予从日本接家属来这里或给家属寄钱等方便。特别欢迎残留日本军人同中国妇女结婚。 协议达成后，阎锡山特指定他的妹夫梁■武负责实施这一协议。
对这个协议阎锡山感到满意。他立即要求澄田指派一部日军帮助他来维持太原城郊的治安。接着，又聘请澄田、山冈和师团长山蒲三郎等日本将官为第二战区“总顾问”和“副总顾问”，旅团长板井少将为“太原市警备司令”。几天后，在太原市的城门和街头又出现了日军的布告：
“布告：日本军于8月17日停止了战斗行动，然而向我挑战或有企图破坏铁路道路通讯线者，便作敌人断然膺惩。特此布告，俾众周知。此布。山西日军司令官”。
与此同时，太原市日本居留民，接到山西日本派遣第1军司令部的一份通知书：
“山西派遣军经晋绥军之请求，特留一部分兵力于山西，协助晋绥军剿共。居留民原拟赴北京者，可暂留太原。”
这样，日军在太原街头又猖獗起来。“日本并未战败，再过十年，将卷土重来”的谣言到处流传着，日军屠杀我国同胞事也间有发生。
不仅在太原，在临汾、大同、长治以及山西其他日军侵占区，莫不如此。阎锡山派梁培璜、楚溪春到临汾和大同后，分别与这里的日军司令官山蒲三郎和板本吉太郎商定：同蒲路与正太路之防务，主要仍由日军担任守备，晋绥军担任掩护铁路运输，并共同防御八路军之“侵犯”。这样，日军大部分仍然穿着原来的军服，荷枪实弹，往来巡逻于街头巷尾。
城野宏对从日本投降到阎锡山重用日军这段时间日本人的心理状态和行动表现作了下列描述：“过去耸着肩膀、挺起胸膛的看起来实在是威武不屈的日本人，从战败的一瞬间起，意外地失去精神，大有无精打采、丧魂落魄之感，而从前不敢抬头、提心吊胆的中国人，迅速出现了生气勃勃的表情和动作，看起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过去作为统治者君临中国、对中国人采取相当残酷做法的人，想到肯定马上就会受到报复，从而产生了毛骨悚然的不安之感”。“可是这样的事态并未发生。起初，作为个别情况，曾出现了占领几个人的住宅的事件，但阎锡山回到太原，日本人的残留工作一经开始，这种现象就完全杜绝了。这时，日本人不仅能大摇大摆地活动，而且重新在阎方担任职务的人，其薪俸相当于同级中国人的两倍。因此，日本人方面所谓‘战败国民’的自卑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在中国方面也并未出现采取作为战胜国那种傲慢的统治者态度的气氛和环境。不仅如此，日本人方面又出现过去那种我们是优秀民族、指导民族的思想和态度，……”。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抢摘“桃子”（10）
阎锡山也深知他的这种做法是违背中华民族利益和波茨坦公告精神的。为了欺骗舆论，他将日军武器上的特别标志“*”去掉，打上“晋”字钢印，又将日军出操时架枪的情况拍成照片送报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对阎锡山这种行径不仅不加以追究，反授以“受降模范者”的称号。
“残留运动”也遭到了许多日本人的抵制和反对。阎锡山为了笼络日本人和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断地在变换花样和作法。1945年10月，他召集他的亲信开会讨论办法。阎说：“对全部日本人留用问题，我一再和他们（指澄田、山冈）商议，他们始终不敢接受，只说可以由我们‘个别发动’。我想，从他们的中下级来个‘个别发动’，优予留用的办法，还是可以成功的”。“我们为了存在，非有一个非常的办法不可。现在我们的兵力不够，应付不了共产党。为了充实兵力，只得招兵，但招兵又有困难，即使招来十万中国兵，也顶不住一万日本人。你们应该好好努力，分头动员，设法争取，越快越好。” 阎锡山要苏体仁和梁上椿，以“接收委员”的名义，专门向澄田、山冈两日酋进行联系，请他们从中协助，并予以指导；要梁■武、张文照专门作日军中下级军官的争取工作。阎锡山嘱咐他们“千万不可用强迫的办法，一定要用‘合谋’的形式，与人家好好商量，进行工作”。
为了做好“合谋”的工作，阎锡山还提出立即成立一个“合谋社”作为发动日本人的专门机构，并由赵承绶代表他督导这一工作。
不久，在太原市海子边原“日华俱乐部”门口挂起了“第二战区司令部合谋社”的招牌。梁■武和徐咸寿（阎的内亲徐士珙之侄）分任正副社长。“合谋社”中设军事、经济、总务和文化四个组。军事组专负发动留用日本人之责；经济组专负收集处理日本人的遗留物资和保护日本商人照常营业之责；总务组专负收发文件、秘书工作及翻译工作和其他一切事务之责；文化组专负对内对外宣传解释和专替日本人组织娱乐之责。积极主张日军“残留”山西的日本军官城野宏、岩田清一和元泉馨（后改元全福）等人都被吸收到“合谋社”工作。城野宏担任军事组组长，负责发动工作。岩田清一（改名于复国），负责对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动员工作。元泉馨原为日军驻上党第14混成旅团少将旅团长，是在山西的日本上层参加“残留运动”最积极人物。他向阎锡山表示“愿立刻脱掉日本军服，帮助阎阁下进行‘剿共’战争，死而不悔”，因而被阎大为称赞，引为“同志”，委为太原“绥靖”公署中将顾问。“合谋社”出版了《晋风》等杂志，刊印了城野宏撰写的《日本人的立场》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从理论上论证了“残留”运动的意义，被分发到日军和日本侨民中。“合谋社”中还吸收了一批日军“骨干”分子，如小田切正男、永福浩喜和小林正孝等，他们被分到日军各部队或山西产业、华北交通等企业团体和侨民中去宣传“残留运动”。
阎锡山觉得这些还不够，又组织了“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简称“亚民会”，也称“亚盟会”），将所有被留下的日本人都吸收到这个组织中。办理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是徐士珙和城野宏。阎锡山对参加该组织的日本人说：“中日两国原系同文同种，都是亚洲民族，应该精诚团结，密切合作，共同‘防共’、‘灭共’。只有这样，中日两国，才能‘共存共荣’。”此外还组织了“日侨管理处”作为管理军队以外日本侨民的机关，徐士珙也是该组织的负责人。
一、抢摘“桃子”（11）
残留下来的日本人，开始被编成6个护路大队，实数约5000余人。他们分驻太原、榆次、晋源、阳泉等地，归护路司令赵承绶、副司令元全福（元泉馨）、参谋长于复国（岩田清一）指挥，担任守护、抢修铁路交通线和掩护运输以及作为阎军的机动预备队，配合阎军进行*的内战。
随后，阎锡山同日军商定了以“特务团”名义改组日军的计划。该计划是在日军第1军司令部设9个步兵团，加上特科队、医院、生产机构等共约万人，大体相当于一个师团。并设想以此为骨干，组成3种部队：全由日本人组成的部队；只有指挥官和基干人员是日本人，而其他是中国人的部队；全部是中国人，但置于日本的编制